清前期平民领照渡台的范围探析——兼议限制渡台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

清前期的领照渡台制度,初期仅以防止"奸民"渡台为目的,家眷渡台可能还未被严厉禁止.康熙五十年前后,由于担心渡台人口增长过快,提出限制"无产业无家室"的单身民人渡台,清廷对于领照开始有更明确要求.雍正二年前后开始严格禁止偷渡,领照内容更加细化.此后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几乎禁止新的民人渡台.清廷严禁民人渡台的原因,一是担心台湾人口超过其所能承受的限度;二是怀疑冒险渡台的闽粤穷苦民人品行非良,人数过多将致"无穷之害".朱一贵起义更加重这一判断.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福康安等人的实地调查让清廷比较客观地认识台湾与民人渡台问题,重新允许单身无业民人渡台,并允许搬眷.至此,领照渡台制度的内容基本稳定下来,直到牡丹社事件后被放弃.     

清代巡台御史制度

派遣御史巡察台湾是清前期治台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制度始于康熙末年，至乾隆朝后期结束，实行了六十多年。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三次转变

建国以来中共的对台政策几经嬗变,形成当今的格局.其政策主线是谋求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建国初期,中共试图以武力解放台湾,即通过战争方式谋求中国的统一.其后,中共对台政策从单一的武力解放变成武力解放与和平解放两种方式并存,争取和平解放.并以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后,中共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不再要求台湾放弃资本主义制度,在谋求海峡两岸统一的方式上,立足于和平方式.除非出现台湾独立或外国势力将台湾分裂出去等事态.     

试论林爽文起义后清廷的善后措施

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是清代台湾地区继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事件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农民反清运动。起义之后 ,清廷重新审视以前的治台政策 ,吸取教训 ,加大了对台湾的管辖与治理。本文探讨了清廷在平台后的善后措施 ,即新的治台政策 ,认为清廷初期的治台政策带有明显的防范色彩 ,而在乾隆年间 ,随着台湾地区开发的深入 ,社会矛盾的加剧 ,清廷逐渐意识到了治乱和稳定海疆的同样重要 ,开始加强对台地的管理。     

浅析尼克松政府的对台政策

由于美国政府调整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原有立场,更灵活的阐述了台湾问题,促成了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是由于美国始终不愿放弃台湾,所以尼克松政府的对台政策又是摇摆的,台湾问题成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刘璈治台政绩述评

刘璈字兰洲,湖南岳阳临湘县人,以附生从军,左宗棠治军西北时,征召为记室,参赞戎机;及平,以功绩被荐为道员,同治末年任浙江候补道。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时,清廷设台湾营务处,刘璈被派在台湾营务处料理营务,从役台军,驻守台南。光绪七年(1881     

台湾高等教育的两岸化:陆生赴台学习满意度研究

近年来随着两岸政治环境的改善,台湾当局取消了招收大陆学生赴台学习的禁令。一方面,自2011-2014年台湾方面共招收2886名大陆学生赴台攻读大学学位;另一方面,数以千计的大陆学者和学生正在台湾进行短期的交流。通过分析目前台湾高等教育正从国际化向两岸化的转变,分析陆生赴台学习中的各种因素,及其对陆生学习满意度的影响。     

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及其未来走向

冷战后，美国企图借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之“风”，以台制华，遏制中国。为此，美国逐步调整其对华和对台政策，在调整过程中，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两重性更加明显。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加强以及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不得不重视中国的态度，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另一方面，为了防范与遏制中国，又以多种方式加强和提升美台关系，由原来偏重中国大陆的“倾斜性双轨政策”转向对大陆和台湾“相对平衡的双轨政策”。     

榕台经贸的格局调整与政策取向

连宋大陆之行,政党交流取得的积极成果,表达了祖国大陆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和善意,也反映了台湾“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的主流民意,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将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文章分析两岸经贸政策调整对福州对台经贸工作的影响,探讨榕台经贸工作的政策思路与走向。     

论美国“对台政策”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中美建交后,美国不顾中国的反对和交涉,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和《加强台湾安全法》。美国的一系列"对台政策"已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根据现行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如果某一行为(包括作为或不作为)依国际法的规定可归因于特定国家而成为该国家的行为和可归因于一国的行为违反了该国承担的有效的国际义务,那么该国就应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据此,美国对台政策已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其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并有义务赔偿中国因此受到的物质损失及精神损失。中国应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绝不动摇;维护国际法权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努力增强综合国力。     

从台湾例到海疆缺:清代海疆治理下的台湾职官选任制度发展

清代台湾职官选任制度的创制与发展,是清朝统一疆域形成与海疆治理深化的表现。清廷收复台湾后,为解决“缺官”问题创制台湾例;清中期,海疆治理深化,台湾例逐渐与沿海缺融合形成海疆缺,并不断对海疆缺进行调整完善,更加注重治理成效。台湾例的不断发展,对沿海各省职官制度产生了影响,并最终融合成为适应海疆治理整体性的职官制度体系。清末,海疆危机突显,台湾海疆缺虽积极因应,但终因台湾的丧失而被撤销。有清一代,台湾职官选任制度针对其夐于远海的特殊自然环境与番民共处的复杂社会情形,确定了“人地相宜”的制度宗旨,通过“拣选题补”“俸满优升”的制度原则,在台湾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职官治理体系,大大提升了清政府在台湾的治理能力,推动了国家治理一体化的进程。     

从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关系到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及国家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倍受现代社会的关注.从政治合法性角度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应加强其执政能力建设,从而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地位,保持政治制度合法性,防止和克服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维护政治稳定.     

论法治与积极人治的统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还不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公正、有效地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的唯一方式。通过对积极人治与消极人治的分析,认为法治应与积极人治结合使用,探讨了积极人治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以德行政与以德教民——对中国共产党一种执政理念的解读

"以德治国"作为一个治国方略的提出,反映了我党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但"以德治国"最终付诸于实践将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既涉及政治权力行使者为政之德,又涉及普通老百姓的为民之德.故抓好这两个主体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治国能力的培养是"以德治国"目标实现的关键,也是衡量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以德行政与以德教民--对中国共产党一种执政理念的解读

"以德治国"作为一个治国方略的提出,反映了我党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但"以德治国"最终付诸于实践将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既涉及政治权力行使者为政之德,又涉及普通老百姓的为民之德.故抓好这两个主体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治国能力的培养是"以德治国"目标实现的关键,也是衡量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

新制度经济学“正式—非正式”制度分析范式为揭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模型与工具。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关键在于通过整合作为党内正式制度形式的党内法规与党内非正式制度基础的“党德”,从而实现两套治理规范的优势互补与效能互动。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需要共同发挥党内法规与“党德”的治理效能,形成治理合力。任何单一制度治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治理低效与缺乏经济性等内在局限。二者结合如超越一定限度也可能会引发诸如制度间协调不畅、制度缺位和互动不足等问题挑战。鉴于此,需要在妥善把握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关系以及制度变迁的条件限度前提下,重新构思两者相结合的制度互动模式,激活其中的内生动力与治理需求,强化制度供给与保障,综合考虑制度建构与运行的成本,以求更好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调统一、相互助益。     

论执政理念的跃迁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伟大的变革需要伟大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这一崭新的执政理念,是在扬弃历代先贤执政理念上的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理论创新和实践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     

执政竞争力——执政党建设的新领域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能理解为用强化管制的方式强化党的"坐天下"的地位,而应该用尽快提高党和国家的竞争力这一客观标准来衡量.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及世界上其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影响执政党执政竞争力的因素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组织状况、执政体制、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因而,提高执政党执政竞争力的着力点要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努力转变和创新执政理念,不断改进和完善执政体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不断优化执政环境等方面下功夫,使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竞争力不断得到提高,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的目标.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辨证关系

法律和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最主要的手段,法律是外在强制性的约束机制,道德是内在自律性的约束机制,二者相辅相成.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必须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注意防止和纠正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辨证关系的误解和曲解.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及历史渊源。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