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系统调查研究——以上海为例

上海市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开展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工作,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服务是其中重要一环。本研究通过对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系统的分析发现:在社会层面,上海市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在社区层面,社区非政府组织是社会支持服务体系的主体;在家庭层面,家庭是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服务的主体;在个人层面,专业社工是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服务的主体,社会帮教志愿者发挥辅助作用。在此多元化社会支持系统中,各主体都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支持。     

新型农村社区依附性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以河南省Z村新社区为例

在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形成独具特色的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但是其中浮现出的新问题却不容忽视。基于Z村新社区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尽管新社区建设取得成功,但仍存在农户生计方式不易转变、社区发展外部依附性过强、村庄管理出现"二元结构"、村庄发展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应从转变社区发展理念、推动农户生计方式转变、增强社区内生发展动力、优化新社区和老村资源配置等方面推动Z村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优化研究——以济宁市J社区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作为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重要社区形式,顺应了我国乡村振兴的战略,对于推动乡村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城市化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济宁市农村社区的治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着如思想观念陈旧、治理体制不完善、人才缺乏等问题。因此,本文根据协同治理理论,从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等方面对济宁市新型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问题及对策进行研究,为日后形成以党引导,政府、社会、居民共建共享共治的新格局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以长沙市天心区为例

社区社会组织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是建立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的有益尝试。本文以长沙市天心区为例,分析了长沙市天心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创新服务管理社区社会组织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和谐社区的建设。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以成都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是国家保持对基层社会有效整合的重要载体,而日益加重的社区负担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化问题制约了其自治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因此,社区减负增效政策的有效执行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文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依据成都市社区減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具体表象,构建理论框架从政策目标、政策资源、政策执行机构、执行机制、执行人员和执行环境六个方面分析了制约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减负增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目标层次较高、政策资源供给不足、政策执行程序尚末完善、执行机构权责边界不明晰、执行人员价值取向存在偏差、执行环境支搼不足等制约因素。在启动新一轮社区减负增效的工作中焏须从细化政策目标, 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拓宽政策资源供给, 优化政策执行程序, 厘清府际间权责边界,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跂励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等方面破解困境,使社区减负增效政策良性落地,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联动高效的社区善治转变。     

社区警务与社会管理创新——以杭州上城区为例

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及单位制的解体,传统警务已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管理发展的需要,加强社区警务,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作为率先在全国推行社区警务战略的城市,杭州市上城区近年来在社区警务方面进行一系列创新,实现了社区警务的社会化、信息化、网格化和特色化,对当前社区警务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分析——基于莘县调查问卷的分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路径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破除“三农”问题,化解城乡“二元对立”矛盾,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莘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面临政府一元主导、融资渠道单一等诸多障碍因素,应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社区小商贩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及对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治理社区小商贩一直是困扰城市发展的难题。对社区小商贩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既是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社区治理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充分就业、解决民生问题的客观要求。武汉市开展社区"一照式"备案管理开创了小商贩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新局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武汉模式"。在新形势下,创新小商贩社会管理机制应遵循"以人为本、宽严相济、精简程序、提高效能"的指导思想,不断创新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充分发挥社区的基层管理职能,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就业权益。     

新型城镇化视野下农村社区问题研究——以运城市为例

农村社区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途径,同时也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载体和具体实践形式。近些年,运城市在农村社区的建设中出现了缺乏整体战略规划、社区建设缺乏合力、资金投资主体单一、传统思想观念制约、社区组织服务水平不高五个方面问题。基于城镇化发展的视角研究,试从纳入多方意见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因地制宜的探索社区模式、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保障机制、建立农村产业链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健全社区组织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水平等五个方面提出对策。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发展：西部农村个案研究——以重庆市花沟村为例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强大解释力,因此,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以西部一个普通农村社区为个案,从社区信任、参与网络、共享规范和合作水平等四个维度剖析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现状,并针对性地提出培育农村社会资本的选择路径:积极组织多样化和持续性的社区活动,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平台;加强社区各类制度建设,促进良性社会资本的形成;加强农村社区传媒建设,为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良好环境.     

社区灾害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沟通与风险的社会放大——基于兰州市住宅社区的实证调查

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实践中存在居民的风险感知与专家风险评估不一致的现象,即风险的社会放大,不利于灾害风险管理的顺利实施。以风险的社会放大为视角,选取兰州市的四个住宅社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深度访谈法收集数据,构建了风险沟通、社区灾害风险的社会放大、社区灾害风险管理满意度三者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利用回归分析得出:风险的社会放大并不会直接影响社区灾害风险管理满意度;风险沟通有利于提高公众对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的满意度;风险的社会放大会削弱风险沟通对风险管理满意度的积极作用;相较于风险沟通的内容,合适的风险沟通方式对于提升社区灾害风险管理满意度更有效率。     

论风险社会中的社区抗逆力问题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急剧变迁以及各种自然灾害、人为事故频发,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社会风险大大增加.为了有效抵御社会风险的冲击,提高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增强组织对风险的抗逆力十分必要.社区是社会组织“金字塔”的奠基层,是社会、政府、个人联系的纽带,增强社区的抗逆能力,提升社区抗逆作用的起点,建立社区抗逆的资源储备,完善社区抗逆过程的运行机制,对于提高社区的自保自救能力、促进整个社会风险管理水平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价值.     

从风险社会走向和谐社会——以江苏省为例

我国目前正步入风险社会。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对风险进行治理。以江苏省为例,通过近几年来江苏省内相关数据的分析和对比,分析其存在的种种风险和危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应协调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培养人民的风险意识以及建立完备的风险管理系统。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状况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本文对山东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调查问卷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表明：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推动与财政的大力支持,山东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得到了较快发展,形成的筹资、管理运营、给付和监管＂四位一体＂的运行机制能较有效运作,社会效果凸显,但也存在着诸如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基金保值增值能力低、养老金的给付水平仍然偏低因而无法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监管机制尚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问题,因而还需要通过加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合理确定各级政府的出资比例、提高统筹层次和实现市场化运营等措施来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之。     

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治理——以重庆市白虎村为例

在农村社区急剧转型,农村社会依然弱势并不断衍生新的问题和矛盾的情况下,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的实务经验表明,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加强和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服务农村社区及其居民、保持农村社会有序稳定、推进农村社会发展进步,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灾后安置点社区重建中的社区化管理——以成都市为例

针对汶川特大地震后安置点社区重建中的社区化管理工作,在对成都市震后安置点社区重建中的社区化管理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安置点社区化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其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并就如何完善安置点社区的社区化管理进行了对策性研究。     

采煤沉陷区社会运行的风险及其化解路径——以淮南市采煤沉陷区为例

淮南市煤炭资源丰富,随着煤炭资源的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采煤地域的沉陷。以往的视角之外,引入社会学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思考采煤地域的沉陷,着力于沉陷剧变所带来的社会意涵——采煤地域的沉陷使得当地居民、社会凭添了许多风险:直接风险之余,涉及到搬迁安置,又会随之产生搬迁安置风险、失业与再就业风险、社会保障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发展前景风险。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化解路径,以期促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实现沉陷地域的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