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谣言的现状及问题反思——基于“打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网络谣言与政治沟通内涵的分析,指出公众参与和信息沟通分别是政治沟通的理念与机制,阐释了二者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意义,由此揭示出政治沟通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以政治沟通理论中的信息沟通与公众参与为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对地方政府“打击网络谣言”的现状作出检讨,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地方政府网络谣言治理的根本出路.     

水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水环境治理作为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江苏省水环境治理中的政府组织、环保NGO组织和个体自发公众参与方式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需要分析阻滞公众参与的相关因素,进而提出促进水环境＂善治＂的路径选择,为水资源保护尽绵薄之力.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网络嵌入、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以高科技产业集群为例

在创新3.0范式下,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主要取决于不同网络嵌入关系中企业之间的相互协调互动关系,依赖于集群治理机制的约束与激励。为此,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产业集群网络治理概念模型,利用Ordered Probit方法实证检验高科技产业集群网络嵌入关系下集群治理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产业集群网络内部,契约、政府公序与组织私序构成的正式治理机制与信任、声誉与集群文化构成的非正式治理机制之间,无论在强关系网络还是弱关系网络中均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高科技产业集群治理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网络嵌入关系不同存在着显著差异,在强关系网络中,非正式治理机制对渐进性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弱关系网络中,正式治理机制则对根本性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长三角海域海洋环境合作治理之道及制度安排

基于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理论,面对长三角近海海域环境“公共池塘”治理困境,需要完善推进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地方政府绿色GDP政绩评估制度,出台鼓励环境治理方式创新的政策制度,形成多元多维治理网络,构建有利于政府、公众、企业、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合作的制度环境,实现长三角海域多中心合作治理有效运行,最终走上政府、企业、公众、非政府组织多方的合作治理之道.     

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公众政治参与和对政府信任的视角

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风险的流动和交织,增强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难度。加强公众风险感知研究既能补全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风险治理研究的短板,又能为提升我国风险治理水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2017CSS数据,从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视角,运用熵值法指标赋值和Process链式中介检验,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理,以及网络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对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传统政治参与则无此影响,但其本身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政府应当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提升其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达到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治理的目的。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变革之道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大数据战略的提出,对我国政府治理理念、治理范式和政府数据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促使政府推进治理机制制度变革。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基本要素和基本要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和变革的进路应当是在政府职能、政府治理责任、治理目标、信息自由等方面的变革。行政法治为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创新提供规范基础,政府职能转变服务于政府治理创新,公众参与成为促进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参与力量。     

中原经济区崛起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以郑州市政府治理为例

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发展的迫切需求与资源不足、环境恶化相矛盾;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需求与参与机制、参与渠道缺乏相矛盾;治理模式突破需求与政府角色难以转变相矛盾等。以中原经济区崛起背景下的郑州市政府治理为例,提出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政策建议。     

加强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环境治理需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在我国,加强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不仅是实现环境民主、纠正环境治理政府失灵现象的要求,也是促进环境网络治理、改变我国公众参与不足现状的需要。加强我国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的路径可以从四方面着手：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加强环境信息的公开;大力发展环境非政府组织;加大对公众环境宣传教育的力度。     

治理视域下的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探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兴起,中国各级政府顺应世界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行各项改革以实现政府—社会的关系调整与权力配置,从而提升政府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但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意识与权力的强化,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却陷入困境。从治理导向即分权化框架和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剖析区域地方政府间低效合作现象的深层机理即分权化体制下的权责失衡与“经济人”的行动逻辑,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完善分权化宏观制度为支撑、以培育公民资格与多元治理主体为基础、以建立治理组织网络模式为依托的有效途径,构建区域地方政府引导下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多中心治理体制,以保证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高效运行。     

“条块治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     

从抗争性冲突到参与式治理：广州垃圾处理的新趋向

2009年,因遭遇番禺市民的激情抗争,广州市政府强力推进的建设垃圾发电厂的项目被暂时搁置。2010年,迫于垃圾围城的压力,广州市开始重启垃圾处理议题,试图通过开启政府与社会的对话与协商来找到继续推进垃圾焚烧项目的平衡点。如果这种迫于公众抗争压力而吸纳公民参与的危机反应能够持续而成为一种习惯性制度化运作的话,那么它就使公众参与地方政府管理制度化,这体现了参与式治理的趋向。但参与式治理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地方政府创新与公众有序参与的良性互动。     

论中国地方公共预算中的公众参与——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

公众参与是参与式预算取得成功的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公共预算改革还存在地方政府改革内生动力不足、预算信息沟通不畅、公民参与有效性不高等问题。增加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预算改革的效果和持续性,为此,政府应坚持公共预算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积极构建政府和公众、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形成公共预算的公民参与网络和社会对话机制,增加政府公共预算透明度,加大预算改革宣传和教育培训力度。     

新媒体视阈下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升的路径

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面临着舆论生态环境的挑战、公众话语表达方式的嬗变、公共治理方式的变革;面临着政府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应对网络舆情危机、传播自身形象的能力不足。政府公信力体现着政府的治理水平,引领着整个社会诚信生态的维护。我们需要从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善于管控网络舆情、建构地方政府形象塑造新格局等维度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     

地方政府为何会推进举报式执法？

举报式执法因其兼具工具价值和民主价值,被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时所选择应用。我国地方政府在举报式执法手段的选择与治理方式方面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以150787份通过公民举报而推进的行政处罚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各地区2015—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与研究发现,地方财力、地方执法压力以及公众参与需求,是地方政府选择与公众进行合作、采取举报式执法治理手段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地方举报制度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地方政府选择举报式执法,并提高合作治理程度。在下一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改革中,地方政府应建立科学的举报奖励制度,促进政社合作,以举报式执法之优势缓解行政资源匮乏与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治理问题。     

大学生志愿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大学生志愿组织是非政府、非营利性,由高校党政部门管理的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社区发展、公共文化建设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股新的强大的力量。本文分析大学生志愿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发现大学生志愿组织存在自主性较低、激励与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组织管理与动员方式需创新等问题,提出完善组织运行机制、健全制度建设、强化公共组织属性、提升组织公共治理能力的建议。     

辽宁“五点一线”战略下的区域公共管理

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私人之间、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协调和管理问题。但多元主体之间如何协调,如何参与公共管理有待深入研究。基于辽宁沿海经济带与腹地经济面的视角,提出在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区域政治协调与公共管理的路径,以此达到“区域治理”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     

治理理论视域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公众间的相互依赖及合作互动,公众参与是治理理论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体现出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价值,但当前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参与层次较低、缺少全程参与等问题。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应通过重构政府、开发商和公众的角色,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构建多元化的沟通体制,发挥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的作用等措施,构建公众参与机制,消解公众参与中的问题,以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实现＂民主化＂的和谐改造。     

新型社会治理格局下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构建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地方政府是落实党的各项发展政策的主体,也是直面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重要单位。新媒体广泛普及、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构建智慧型政府等要求对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提出了挑战。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构建到我国治理体系的完善,因此,在新型社会治理格局下应该进一步推动增强政府的服务功能,扩大沟通和交流渠道,加强相关舆情管理,调动公众参与,重构地方政府关系,增强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效能,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