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庸》之学片论

儒门有《易》、《庸》之学,乃战国末至秦汉之际的儒生们,在被坑、被黜的逆境中仍然自强不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第一章),认真吸取道家、阴阳家思想而努力营建的儒家的形上学(Metaphysic)。其要旨体现在《易传》、《中庸》之中。一《易传》、《中庸》,是儒学发展的衍生阶段初期,与战国诸子并行而互相采获时所进发出的智慧之光。作者气度恢宏,目光远大,“溥博如天,渊泉如渊”(《中庸》第三     

“儒学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导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然而不论如何升沉变化,儒学始终是中坚。自王官之学降为诸子,百家争鸣,儒学成为显学。汉承秦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于是经典化。然而东汉与西汉经学异途,魏晋玄学渗入,隋唐佛学西来,遂激起宋儒改造之念,而理学已与经学异趣。及至清初     

论先秦兵家的性质及其产生

从《汉书.艺文志》著录各个部类书籍之后的类序和后代目录学家对书籍的分类可以看出,古代人是把兵书和诸子同类看待的。虽然诸子和兵家的形成吸收了“王官之学”的某些思想资料或文化元素,但直接说学派本身源自王官某职是不确切的。从历史的递进层次来看,第一阶段是有兵事而无兵学,第二阶段是有兵学而无兵家。从《兵书略》和《诸子略》对先秦同一作者的文献采用在不同类中进行“交叉著录”的方法,我们可以分析得知,到战国初才正式产生兵家。而且最早的兵家人物与法家人物常常是二位一体,其共同渊源则是在孔子身后分散各地的“别儒”。     

“士”与诸子散文的勃兴

诸子散文的出现,是古文发展的一次大变革。它比殷周时期的典诰训誓浅显易懂,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有的富于逻辑性,有的博于比喻,有的长于夸张,都不失文苑奇葩。诸子散文的形成对后世的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初学者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诸子散文的勃兴不仅有着相当广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更是与春秋末年逐渐产生的所谓“士”这一阶层分不开的。 “士”,《字■·士部》中曰：“士,儒者。”《论衡·实知》中曰：“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朱自清在《文学的标准和尺度》中说：“这种受了教育…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从《汉志》“小说家”看中国小说概念及文体的生成

《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如《汉志》“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记实,而是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艺术虚构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     

《尚书·周官》与《周礼》关系考论——兼谈西周的公卿官学与孔子儒学

文章认为《尚书.周官》与《周礼》二者关系是:周公致政前“制礼作乐”,作《周礼》;天下稳定后,巩固平静成王执政据《周礼》的纲要向群臣宣告说明,遂有《尚书.周官》。在早期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进历程中,道与学不断从官府向民间下移,在春秋战国时期具体体现在诸子私学的兴起。孔子儒学既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公卿王官学,对西周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又有着历史性地突破,自觉和直觉的道德理性主义是孔子儒学的历史新特色。     

论儒学的生生不息及其现代意义

儒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已绵延了二千余年。从孔子聚徒讲学起,孔门即逐渐形成为儒家学派。经过战国诸子的“百家争鸣”及“秦火”的考验,儒学不仅没有熄灭,而且由于对各家学说的吸收和熔铸,更显出了自己的活力和生机。至汉武帝时,历史的选择终于到来,从此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浅谈孟子的诗论

春秋——战国之世,和社会的大变革相适应,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的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对后世人们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这里,我所要评述的是孟子的诗论.《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说孟     

战国诸子著作的“三言”模式及其孔子形象的“重言”意味

《庄子》称其文由"寓言、重言、巵言"构成。其实战国子书大都具有《庄子》所说的"三言"模式。只是不同的子书中,三言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诸子三言之体其实在史传文学中也有对应的形式。这是因为,诸子著作与史传文学一样都受到史官文化的影响。在战国子书中,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倾向,就是孔子或多或少是作为"重言"的角色出现的。战国诸子大多借孔子故事和孔子之言以自重,或者让孔子成为其学说的代言人。这是因为,孔子在战国时期已极具影响力。同时,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儒家学派又是争鸣、论战的百家之一。孔子的这种二重身份使其在诸子著作中成为复杂多变的形象。     

论朱子“知言疑义”与胡五峰《知言》之义理特色

鉴于自牟宗三先生提出胡五峰为宋明儒学中与程朱、陆王鼎足为三,而且是继承北宋以明道为中心之儒学的嫡传,而一般评论朱子之“《知言》疑义”一文,多未能切中此中五峰之义理,与朱子、张南轩之不同义理系统与对儒学之诠释,因此,就朱子之“《知言》疑义”析论胡五峰之核心义理,与朱子对所引五峰文献之批评,以及张南轩在此论述中的表现,研究基本上是就宋明儒学两大传统进行一内部对话式的分析.文中疏释五峰被质疑之文献,见出五峰之学主要是根于明道,但用语则更偏向伊川.而五峰立性为天下之大本,主“尽心成性”之义,实集北宋四家之哲学义理之大成,确能盛发北宋,特别是明道之学,是代表北宋儒学的嫡传.至于朱子之疑义,主要是根据中和新说之后的观点,对五峰之学与中和旧说的反省,行文时有立场不同之批评,亦有误解不谛之处.     

康有为对墨子的总体评价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墨子与其他先秦诸子一样被纳入研究视野.康有为关注墨子是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名义下进行的,目的是证明“百家皆孔子之学”.由于墨子是春秋时人,康有为不仅要让他成为战国人,而且要像对待其他先秦诸子那样界定墨子与孔子的关系.这使墨子的位次排列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于是,既不让墨子在孔子后学中占据显赫位置,又不让墨子失去与孔子争教的资格,成为康有为的当务之急.     

中原古代汉语词汇考释

“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①黄河之滨以郑渊洛为轴心的中原，既是儒学和道学传统本土文化的发祥地，也是禅宗之祖——菩提达摩来华说祛并创立北宗的基地，又长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语言就自然成为民族共通语的主要基础方言。这在《诗经｝）的郑、卫、陈、椒等国风，老响、在周、墨翟等诸子和许慎《说文解字｝）以来的历史文化典籍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证明。杨树达曾论断：“《说文冲之字，今存于人口中者多矣。”③如果我们在传统训沽学的基础上更拓宽视野，便会发现古代文献（包括经传于史、子史、辞书专集、诗词曲剧…     

论《乐记》的成书及其材料的时代特征

《乐记》成书于汉初,由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编纂。汉代其他几种《乐记》皆源于刘德《乐记》。《乐记》的编纂主要表现在采引“诸子言乐事者”等方面,其材料来源于战国时代的著述,最早可溯至战国初期,最晚截止战国末期。     

“实学”概念刍议——从顾宪成的“实学”概念说起

通过对顾宪成的“实学”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只触及到“实学”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实学既包括形而上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形而下功利之学。对于实学的第一层含义,即道体、性体之善未曾深究过。通过对实学这两层含义的追究,我们看到,“实学”不是相对于儒学的一种独立存在,也不是儒学的一种次生品,它是儒学在遇到挑战后的一次本能反应和自我凸显。在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学的对抗中,儒士们看到了儒学不同于佛学的显著特征,便给了它这个看似新奇的名字——“实学”。     

“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平议

余嘉锡《古书通例》提出“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其学理依据在于诸子与文集在著述形态上的相似,后世文集中的诸多文体亦可溯源至诸子。晚近的目录学家根据今存西汉子书中的各体文章、《汉书》的相关记载,将现存的西汉文章视作其作者已佚子书的篇目。武帝朝之后,子书数量锐减的同时,其撰述意图和文体体制决定了子书已经难以容纳作者的单篇文章;结合王充《论衡》中将“上书奏记”区别于诸子的论述,可知在汉人观念中,“诸子之文”和后世“文集之文”乃不同性质的著述。大部分秦汉诸子在六朝时期亡佚,而六朝人为作者重编的文集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集部,暗示了中古时代存在一个文集“取代”子书的历程,亦是诸子与文集兴替的又一表征。     

战国秦汉间的文学之士——对早期儒者民间活动的一种历史考察

儒学集团中侧重经典传授的一派在战国秦汉三百年间,俯身草泽、切磋文字、传道授业、守先待后.儒学在汉代初年的崛起,与儒家学派中的文学之士坚守民间教育的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儒家在创始初期即有“用世”与“传道”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中“传道”一派以子夏为代表,注重经典教育,在民间从事以教育为职业的传经活动.战国秦汉之间被称为“文学”或者“文学之士”的一批学者即是专以经学传播为职业的.文学之士的传统起源于子夏,但不必限于子夏后学.文学之士的主要特征是子夏学派开启的传授经典文献的教育活动.文学经生坚守以“礼”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原则,他们对于从政非常谨慎,尤其对于为了政治上的成功而不择手段保持极大的警惕性.     

子学与经学的传承比较

经学与诸子学看起来是战国秦汉时期学术思想史上不太相关的两种思想资源,故昔人曾说汉代是子学时代转入了经学时代;其实经学与子学之间有很多联系,诸子各家皆有经,很多诸子学派也研究诗书礼乐,应当平等地看待经与子,经学传承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子学发展的产物,尤其表现在重视学派的传承等方面。只是到了汉代,朝廷立五经博士之后,经子两者之间才逐渐有了一定的差别。儒家对诗书礼乐特别重视,看起来朝廷立五经博士是儒家取得了胜利,但是,诸子对于道的追求却被放弃了。     

荀子论儒学

本文对荀子的学派属性问题从两个方面做了论述:一是举出八个观点阐述荀子的尊孔与发展儒学。荀子尊崇孔子是个“天不能死、地不能理”的超时代的人物,他赞扬“儒效”,以“大儒”自居。从学派划分来看,他应当属于儒家。二是他对孔门诸子及其后学采取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的态度进行评价,不同于其他学派的“非儒”。荀子早年游学稷下,继而在稷下学官三为“祭酒”,受到稷下的道家、法家、墨家以及名家的影响,故他的学说融合有诸家的思想成分,但他的中心思想还属于儒学的体系。他是先秦儒学中独具特色的一派。     

黄老之治与黄老之学——试论黄老学始于汉初

自司马迁以来,人们就认为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治是“黄老之学”指导下的产物,后来索性就称之为“黄老之治”。那么,黄老之学又产生于何时呢?一般的看法是战国前期,或者更早些。这种看法的根据其实就是《史记·申不害传》中的两句话:“申子之学,本于黄老”。申不害在公元前351年为韩相,依此说,黄老之学最晚在战国前期即已形成了。《孟荀列传》又谈到齐稷下学者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据此,则黄老之学至齐威、宣时期已赫然成为门户众多的学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