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劳动价值初论

<正> 本文试图运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科学理论成果:系统科学方法论(系统、信息、控制科学),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剩余价值学说进行新的探索.一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面临挑战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科学地区分了劳动的二重性,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创立了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及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的剩余价值学说,指出了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贡献之一.但是,由于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论》第1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版),     

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透视

“劳动价值论”当代价值的重新激活,需要建立在对以数字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观照之上。 “活劳动”作为剩余价值唯一来源这一论断,正在面对着以“无人工厂”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挑战;以数字劳动为代表的劳动新形式也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程度进一步加深。面对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劳动产品形态、劳动过程的控制、劳动者自身等正在发生的变化,仍需要回到价值生产领域之中,立足于资本主义劳动和资本的结构性矛盾,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和方法,把握数字技术与社会现实生产方式的复杂关系,从而深刻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特征。     

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思考

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运动规律及其内在矛盾.与此相对立,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把经济分析建立在生产函数的基础之上,其核心只是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一旦触及由现实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各种经济总量,则必然导致其新古典理论体系的逻辑矛盾.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的经济关系.     

从社会再生产到有效需求:马克思宏观体系新探索

与居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地位、以强调技术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基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博弈规则,确立了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为基础的宏观经济体系,其基于再生产理论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更是现代宏观体系描述增长与结构问题的雏形。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剖析,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殖,从而有效需求问题也就来自于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即货币利润的追逐,由此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与危机。显然,这对于我们解决当前宏观经济中的有效需求问题和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技术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新技术革命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劳动过程的某些新变化,表现在: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进一步分离;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关系和生产经营管理进一步发展.新技术革命使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表现在:劳动与资本联系的范围不断扩大;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强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进一步加强.然而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并没有过时,因为整个物质生产过程的根本性质没有变,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没有发生质变,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实质依然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共同富裕的两条经济学方法论进路

共同富裕自亚当·斯密正式提出以来,分别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领域发展演进.这是两条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进路,一条是资本的逻辑,另一条是劳动的逻辑.不同方法论进路下共同富裕思想具有不同的实践结果,有着不同的理论结局.经济学具有一定程度的实验科学的性质,这不仅体现在从经验或实验材料中进行科学归纳以寻求因果关系的基本理路上,还体现在运用经验科学方法展开研究和进行检验上.实践检验证明,按照资本逻辑演进的共同富裕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到空想再到消弭的过程,其结果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即资本主义积累财富的同时也是贫穷的积累.相比之下,按照劳动逻辑演进的共同富裕经历了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科学变为现实的过程,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     

货币经济中的货币与经济危机——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重新解读

源起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彰显了西方主流新古典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对危机的乏力。与遵循两分法传统之实物经济分析的新古典理论和突破这一传统但缺少价值理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在将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的结合中,经由货币产生、货币职能到货币本质的逐层推理,联系到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危机过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关系为分析线索的完整货币理论。     

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数字化个体"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富裕.     

《资本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缺场导致西方经济学对《资本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深度的逻辑断裂.在辩证法视域中,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内部动力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技术创新的本质必须依靠"社会劳动"这个中介才能得以揭示,技术创新的现象和现实体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具体转化.基于技术创新这一现实的规范性中介,主体行动逻辑的注入使技术创新过程实现了主体对倒立的社会关系的客观反转.     

从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到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早期奠定了"人的发展"的思想主线,提出人的本质、劳动异化与异化劳动向人的复归的人类发展基本进程。《资本论》将这种哲学思辨具体化为科学理论,将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作为异化劳动的现实形态,而异化劳动向人自身的复归的实现途径则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在新时代的伟大理论创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主要不在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而在于使被分割的剩余价值转化为支配与奴役劳动者的异化力量。把异化劳动作为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从而把剩余价值向人自身的复归作为"消灭剥削"的途径,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内涵。科学发展观于是成为实现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由之路,"三个代表"则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条件,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变——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通过不同方法和途径的分析与论证,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变趋势方面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但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存在根本区别。古典经济学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分配理论是按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分配的,并将资本主义当作自然的、永恒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体系,因此,尽管马克思论证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动态的演变趋势与古典经济学一致,但是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造就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平均利润率下降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     

价值形式理论无法解构剩余价值理论——基于柄谷行人《资本论》解读的思考

柄谷行人借助康德超越论“强烈的视差”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依照这种解读模式，柄谷行人从对价值形式理论的分析入手，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对价值形式的忽视，进而基于交换和流通解构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构建了一种消费者抵抗理论。然而，柄谷行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并未超出古典经济学的水平，以价值形式理论来解构剩余价值理论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批判认同，所构建的消费抵抗理论也不过是一种主观主义形式化的浪漫式幻想。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与西部开发

本文认为 ,正在兴起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资本、投资的理论对分析西部开发和发展问题具有很强借鉴力。文章从资本与劳动分工、资本与组织试验、经济增长和资本增殖三个方面对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作了概括和阐释 ,认为西部开发过程中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分工演进的潜力 ,其核心在于提高交易效率 ,同时应鼓励全社会的组织试验和创新活动 ,充分发挥资本在支持组织试验中的重要作用     

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扬弃——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实质。在数字化时代下,新的劳动形式也应运而生——数字劳动。然而,数字技术在资本的渗透下,看似自由的数字劳动仍被资本逻辑宰制,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异化转变为数字劳动异化的当代形式,其异化样态越发隐蔽和深刻。对此,我们需要回归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唤醒人的类主体意识、推进数字资源共享、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扬弃数字劳动异化,促进数字劳动解放和人的本质复归。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资本理论演变的新趋势

马克思的古典资本理论从宏观层面分析了资本对劳动的强制,劳动者没有人身自由,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和工具;舒尔茨的现代资本理论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个体劳动者之所以投资,是为了获得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当代资本理论更加突出了人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揭示了人才资源和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一样,是带来利润收益,并使资本得到保值和增值的所有权资本。     

价值和资本积累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

本文尝试就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与资本积累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都关注市场机制如何调节资源配置从而达到优化配置。但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从短期均衡的视角进行分析,而马克思经济学主要关注从长期和动态的视角进行资源配置。对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从总量上关注要素对增长的贡献;而马克思经济学则着重从劳动资本要素收入份额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方面做出了理论贡献。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两大理论体系尽管存在对立之处,但仍存在很大的对话空间。     

马克思关于货币批判的三个“隐喻”

马克思关于货币批判的三个"隐喻"始终与其哲学的理论任务——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息息相关。如果说马克思对"吸血鬼"的批判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对资本的物化理解以揭示资本存在的历史前提的话,那么对"酵母"的批判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关系的片面理解以阐明劳动二重性的重要性。但无论对"吸血鬼"的批判还是对"酵母"的批判都深深地植根于对作为"帽子"与"观念"的人自身的批判,这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对"现实的个人"的遮蔽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颠倒"的现实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关于货币批判的三个"隐喻"旨在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从“劳动逻辑”到“消费逻辑”——资本权力形成的理论逻辑阐释

资本权力的阐释和批判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核。资本何以具有权力？这个问题是资本权力解构的出发点。学界的主流范式是,从“劳动逻辑”出发,以异化劳动和剩余价值的视角诠释资本权力的生发原理,却忽略了“消费逻辑”在资本权力上位过程中的贡献。消费以异化消费的方式参与资本对权力的攫取,通过对需要的控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对社会阶级划分标准的重建,消费社会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资本权力创生机制。在消费社会中,人异化为数据,由被动接受剥削转变为主动接受剥削,资本权力以这种新方式操控人。以劳动代替消费作为人们获取需要满足的手段,是消解资本权力的必由之路。     

企业理论的演进与企业社会责任观的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学派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企业理论，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其实包含着社会责任的思想，企业理论的演进必然伴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观的发展。     

社科信息

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逻辑及启示常江、杨莱撰文指出,《资本论》及其手搞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性质,而且葆有社会历史批判的实践品格。《资本论》以双重批判的整体视野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发展和现代人自我解放的思想逻辑。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批判逻辑是通过"哲学—经济学"研究的不断视阈融合实现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通过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形成了对"资本"本质的自我理解:资本是一种"积蓄的劳动"或"对他人劳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