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从经济学视角展开的分析

从激励的角度看,政府行为与政府职能取决于政府的治理结构。中国“多任务委托—代理”型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促成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至上的行为倾向。这种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与行为倾向既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也造成了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功能薄弱、基层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许多公共管理政策有效性降低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和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改善公共管理政策的实施机制、深化政府治理结构改革。     

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级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     

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化的扩展与全球海洋问题的频发等现实因素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治理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来源。全球海洋治理是由目标、规制、主体、客体等四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主权国家合作方式、国际政府组织主导方式、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方式以及国际规制的强制作用方式。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作为一个重要的海洋大国,中国应在权力、能力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加以应对和完善,以提升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     

论艾滋病防治的全球治理：基于全球基金的例证

全球化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艾滋病的全球扩散,对艾滋病防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治理以其跨国界行为主体、共同价值基础、多元权力结构以及善治目标的优势,成为全球艾滋病防治的最新途径。全球基金成功运作的经验充分证明,要实现艾滋病全球防治的目标,必须构建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机制,促进各国政府艾滋病防治模式的转变,推动全球各类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并发挥其应有作用。     

论日本规制制度改革

日本经济体制相异于欧美经济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规制多而且规制力度较强。日本的这种规制型经济体制的形成适应了战后日本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的需要,由政府对民间的经济活动作出积极性的规制,使有限的人、财、物资源能够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对日本实现经济赶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日本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经济萧条,曾经在高速增长时期取得良好经济绩效的日本规制型体制,其弊端日益凸现出来,成为制约日本经济活力的主要因素。为此,日本的规制制度面临着改革。然而,这场改革如何进行,它…     

国际行政法之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际法治

国际行政法是针对跨国行政活动和国际治理中的国际行政合作关系作出的规制和调整,是在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其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是全球治理的提出。全球治理中善治标准的实现需要引入行政法等一系列工具,因而全球治理的提出与行政法有着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关联性,行政法构成全球治理的微观基础。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行为来加以理解和分析,即规则制定、冲突利益间的行政裁决,以及其他形式规制性和行政性的决定和管理。目前,一个规范等级逐渐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正在产生并逐步形成,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     

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

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加强了国际体系结构及制度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如何内化国际规则和制度、传播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必须积极回应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从文化层面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这些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对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更新主权观念,培育国内成熟的公民社会,推动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以适应全球治理时代的国际形势,发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参与全球治理也会对国内的政治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核变与共融: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动因及其实践特征研究

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经历"多中心"的价值核变。就引发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外在致因而言,呈现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中强化环境公共规制的基本转向,涵盖国内与国际层面的环境政策联动、世界经济振兴与整体性生态环保的交叠融合,以及多层级治理权威的社会互构。而全球环境治理所依存的国际法内生秩序孕育着自身规范结构与实施机制的复合性演进。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在治理实践中表现为多层级协商合作体系的雏形初现,并已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国际法领域展露出环保规制策略统筹互补的特征。一方面,主要依靠合作网络权威与法律导向的公众参与;另一方面,强调跨领域整合多样化、竞争性的治理工具。全球环境治理的范式变迁将有效促动国际司法控制与环境条约遵约管理的共融支持,为滋养国际环境法执行的民主正当性与环境效率的共向发展创造有机土壤。     

全球化时代民间外交蓬勃发展的动因

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世界舞台上民间外交蓬勃发展。全球化、信息化发展为民间外交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增多并且功能强化，是民间外交主体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提；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网络形成，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空间；“全球治理”需要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信息公开化和便利的交流手段为非官方组织或个人参与外交提供了技术支持。民间社会不仅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和舞台，还是民间外交的力量源泉，在参与全球治理、保护弱势群体、抑制世界强权、治理“民主赤字”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现代外交的公开化、民主化趋势为民间外交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Global Governance: the Chinese Angle of View and Practice

全球治理无论就其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影响而言,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着重阐述了一种新的全球治理观,即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从而与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全球层面的全球治理区别开来。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得到中国实践的证实,这一实践提供的有益经验与启示是:1.多主体、多部门合作制度是实施全球治理的基本形式与有效机制;2.政府在全球治理中仍起主导作用,但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权力与管理观念正日益更新;3.全球意识与全球价值在全球治理中有所体现,但与全球变革的要求还相差甚远;4.公共精神和公民共同体的建设是全球治理造就的宝贵财富。     

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多维影响力分析

巴黎模式开启了"自下而上"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时代,最大程度上团结了国家之外的多利益攸关方力量。其中非国家行为体在气候政治中的治理性权威日益增强,体现为认知性影响力、手段性影响力、社会性影响力、资源性影响力和象征性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去气候化"政策刺激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追求一种地方性气候领导力,并且谋求这种地方性气候行动在全球气候治理层面的可见性,这表现为通过多元网络性伙伴关系来建构其结构性影响力;通过议题引领和主场峰会外交来提升其手段性影响力;通过权威性和系统性研究强化其认知性影响力;通过把握政治机会和塑造集体认同来增显其象征性影响力。非国家行为体的快速崛起对于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格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能否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将影响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性作用的发挥。     

中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与方案

过去40年我国在建设开放经济中主动构建适应开放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规则体系,持续提升参与开放经济发展、 合作与竞争的能力,积极有为履行开放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当前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政治格局调整冲击、 开放经济治理能力学习"天花板效应"以及全球长期停滞风险限制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必须加快从适应规则到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规则的转变,提高适应开放经济的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优化财政、 货币与汇率政策调控并加强全球宏观调控政策协调.     

China''''s Agricultural Readjustment and Reform in the WTO Era

总体上看,履行WTO的农业协议承诺与中国农业调整在方向上是一致的。相比之下,国内农业调整的实际影响远大于所带来的效应。虽然加入WTO对国内农业生产、市场和价格、农村就业和农民收入、农业政策与体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最大的冲击是对农业政策和体制提出的挑战。为了消除农业开放中的负面影响并发挥其积极作用,就迫切需要改革现行的农业宏观体制,采用一体化方式指导和管理未来中国农业向发样自身比较优势的方向转变,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不断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和城乡格局,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次国家行为体与全球治理:城市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

城市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使其成为了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城市的自身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议程为城市参与其中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议程目标之一即是城市与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土化治理中,城市针对经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政策需要不断实现创新,以达到相关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渠道,是支撑和扩散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理念与最佳实践的重要平台。作为全球性的纲领文件,这一议程需要在城市外交与城市治理中不断内化。可以说,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联合国所试图构建的多元多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革命”与关键矿物的地缘政治

在积极推进“清洁能源革命”的大背景下，对能源转型有重要意义的关键矿物引起了拜登政府的重视。目前，拜登政府已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关键矿物的战略安排。对内，促进开发，重建矿物加工能力，推动关键矿物的循环利用与技术创新，为关键矿物相关产业提供信息与制度支持；对外，同作为关键产区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积极利用现有工具推进关键矿物的国际合作，打造“关键矿物俱乐部”，积极制定关键矿物行业标准，排挤中国在供应链内的生存空间。拜登政府此举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地缘政治影响。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可能会转移，关键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会受到影响，关键矿物的全球治理会愈发复杂，美国对华竞争边界将被拓展。为此，中国应该出台相应措施以应对当前国际能源转型。国内层面要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增强本土供应能力；在国际层面积极发挥优势，提升在供应链中的价值，同关键行为体发展良好关系，积极争夺关键矿物相关产业的定价权与标准制定权，促使其回归关键矿物本身及其全球治理的正确轨道上来。     

当代经济规制理论的沿革与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加速 ,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管理 ,越来越多地从直接干预国有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转向对全社会各类所有制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规制。因此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理论界加强微观经济规制理论的研究。对当代经济规制政策变迁有深刻影响的两类经济规制理论 :一是主张政府强化经济规制理论的沿革 ,简述了从早期的传统市场失灵论到消费者信息不完全理论和现代市场失灵论的发展脉络 ;二是主张政府简化规制理论的发展 ,概述了非市场组织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政治企业家职能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规制理论等新理论     

全球失衡与再平衡:特征、动因与应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失衡在流量上有所缓解,但存量失衡依然高企,全球多层次矛盾不断积累。全球失衡主要表现为经济体之间贸易不平衡,经济体内部两极分化以及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不统一,由此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全球失衡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根源所在,而周期性特征和政策性调节影响了全球失衡的中短期动态表现。在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其关键在于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一方面要处理好经济体内部结构性矛盾,实现国内经济的充分平衡发展,在全球失衡下化被动为主动;另一方面要防范外部冲击,有序推动本币主导下的金融开放,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并适时提出基于规则的新国际治理体系,在新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北极治理论纲:中国学者的视角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全球气候变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因素的进一步推动下,北极治理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北极治理的目的就在于促进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并增进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具体而言就是处理好以下三对矛盾:即北极资源开发与该地区自然、社会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北极国家的权利主张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类行为体的活动日益频繁与北极治理机制发展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当前,北极的治理一方面体现出较强的排他性,但另一方面,北极治理又应当是一个需要全球,特别是域外经济大国参与的包容性治理结构.未来在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这一进程中,中国应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