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的解构——读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相继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基于"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使"历史认识"问题成为日本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本文通过解读安丸良夫的《近代天皇观的形成》,从民众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近代天皇观的内涵及其伪造性,并通过阐析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所具有的象征性、权威性、统合性、禁忌性以及回避战争责任意识,揭示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误区的结构性关系。     

日本侵华战争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

裕仁天皇战后一直为自己开脱战争罪责,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更将其誉为“和平使者”与“慈父”。本文依据天皇宫廷近臣的记录、日记和回忆录等可信资料,吸收日美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裕仁天皇率领日本走上侵略扩张之路,亲自操控全面侵华战争,动用皇族掌控侵华战争,公然违背国际法,“圣断”对美英开战的历史真相,确认其在日本酝酿、发动和实施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过程中,同军部、政府结成三位一体的战争指挥中枢,并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从先秦道家“和”文化传统看习近平“拒绝零和博弈”外交话语

中国人民自古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崇尚和谐,反对霸权。对于国家间的相处,也反对以武力或战争方式解决一切问题。而崇尚"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爱好和平的文化基础,其中以"无为"思想为指导的先秦道家各思想家,以不同的程度反对战争,倡导国家间和平相处、共同获益。本文从先秦道家角度谈习近平总书记"拒绝零和博弈"外交话语,既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进和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天皇退位的历史与现实

随着日本第125代天皇明仁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平成时代即将落幕,日本国民将在暌违200多年后再次迎来天皇与上皇同时存在。日本历史上,孱弱的皇室在各种势力的干预下,天皇退位曾经是常态化的存在。近代以后,为了维护国家最高核心的皇室的稳定,通过制定《皇室典范》确定了天皇的终身制,战后新《皇室典范》继承了这一基本原则,由此构成明仁天皇退位的法律障碍。在安倍晋三主持下,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使明仁天皇退位愿望得以实现。探究日本古代诸多天皇退位的原因和近代以来否定天皇退位机制的建立,以及当今实现天皇退位的现实过程,有助于认识天皇制的历史与现状及当今日本政治文化的特征。     

人性视阈:超越国界的战争书写——梁晓声的“北大荒小说”论

梁晓声北大荒小说对当代文坛的独特贡献之一在于较早地吸纳了世界战争文学关注人性和人类命运的丰富内涵,注入了他作为知青的多层文化认知,挖掘沉潜在中苏战争背后的个体生命本性,深入到人性的最深层面揭示跨越国界的人性之光:对温情的守望,彰显人性的善良;对战争毒素的消解,拷问人性生存的本真;反思战争,回归人性的尊严。梁晓声的"北大荒小说"从人性视阈审视战争,在彰显人文关怀的同时又不失历史理性,在知青文学史上乃至于当代文学史上都是独特的存在。     

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与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

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革命的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广大的农村。这一转移,也是共产党选择以＂面＂打＂点＂战略的开始。为了贯彻以＂面＂打＂点＂这一战略,共产党在各苏区进行了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并围绕着反＂围剿＂战争的需要开展其他战争准备工作,从而使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反＂围剿＂战争中得到不断的发展。     

东亚近代史中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虽然已逾百年,但我们从东亚近代史的历史研究视野看,甲午战争的意义不仅仅限于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也改变了日本人对国家、天皇的认识,影响了日本整个近代社会.同时,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五十年战争的开始,也是"大日本帝国体制"从开始到发展、到崩溃的起点.     

昭和天皇与日本战败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昭和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在明知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天皇制的国体,依然顽固拖延战争,企图实现一场胜战后的体面媾和。最终,昭和天皇虽然做出"圣断",结束了这场罪孽深重的侵略战争,但其罪责却不能抹消,昭和天皇对这场战争负有直接而不可推卸的责任。     

“超然主义”:近代日本政治的底流

明治宪法标榜天皇主权与职能性分权,同时以议会代表"国家公义",这从根本上为"超然主义"提供了可能。"超然主义"实为近代日本政治之底流,它并未随藩阀政治的结束而消失。在藩阀政治受挫后,伊藤博文、桂太郎等通过政党实现的只能是相对"超然主义",而且,他们的期待最终被政党所"出卖"。经过大正民主运动,"超然主义"作为政治潜流持续存在,并与政党一样获得发展,当"宪政常道"下的政党政治被民众质疑和抛弃时,新官僚力倡普选,以民众广泛参政强化天皇权威,同时否定政党组阁的正当性,"超然主义"卷土重来,并显得比明治时代更为"成熟",成功"逆袭"政党政治,它看似基于民意,实则相反,政府超然于民众与议会之外,这也为法西斯独裁专制打下了基础。     

皇权与明治维新

日本经历1853年"佩里叩关"事件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德川幕府的独裁统治发生动摇。天皇与尊王倒幕派地方强藩及下级武士相互利用、相互借力,推翻幕府,实现了"王政复古"。此后展开的"维新"经历了政府内部近代派与守旧派以及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的激烈斗争,天皇的"裁断"对于明治日本治国理政方针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皇权的复辟,结束了幕末日本分崩离析的社会状态,而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入手建构的近代皇权,则为国民统合提供了现实有效的轴心。可以说,天皇是明治维新的最大赢家,皇权是日本走向近代的重要支撑点。     

美学标准和宇宙大道的同一——解说《文心雕龙》的“人文”之惑

《文心雕龙》中有关"道"、"圣"、"文"三者之间的关系深刻暗示着有关于"文"的两种"世界观":其一,文艺乃肇始于原始思维状态下的人"生命一体化"激情的表达,它内在地包蕴于有文字在内的人类一切创造物当中;其二,则是人的"理性抽象"的创造行为,它是人类所有文化实践的真实写照。因此,"文"即"道",是"道"实现"有"与"无"转化的文辞媒介;"本体之道"与"本体之文"是同一的,它们共同导源于"无",渗透并充盈于自然万象的无限"形而下"物象当中。     

论“敕撰三集”中的渤海使——以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始于奈良末期的日本与渤海的诗赋外交是我国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这种外交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唐代文治之风的影响。平安初期赴日的渤海大使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之间的诗赋外交则是渤日交往史上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渤日唱酬诗大多被天皇下命编撰的"敕撰三集"收录。尽管王孝廉献诗给日本天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廷一厢情愿的"上国观",但渤日文人之间的"赋诗相赠"却是建立在相通的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     

“穷二代”与“富二代”: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

财富差距的代际转移形成了较有典型性的"贫二代"和"富二代"社会分层。基于不同的出生背景和成长环境,"贫二代"和"富二代"们各自表现着不同的行为特征。但共通的是,他们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潜藏着众多危及社会的隐患,极端化的案例已频频发生。"问题"语境下的"贫二代"和"富二代"们对于社会的危害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于他们不同的偏执思想引发反社会行为;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财富差距的扩大化造成"贫二代"与"富二代"之间矛盾加剧。除了通过合理渠道对他们施以教育社会化等有效措施外,还需从根源处着手化解这种隐忧,即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走基层”实践模式的构建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对于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走基层"实践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好方式;是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论困惑和现实困惑的必然要求;是增强课堂教学感染力的有效途径;是履行高校服务地方、服务基层的社会责任。"走基层"实践模式要从机制设立、经费保障、方式方法和考评机制四个方面来落实。     

论野间宏作品的反战特色

野间宏是"第一批战后派"先锋,其代表作《真空地带》深掘军队本质,表达被不义战争撕裂青春之痛,突出军国主义年代正义青年的悲剧,深触不义战争的反人性本质。《青年之环》重点突出战争对主人公形成的巨大身心压力,强调人面对战争压力,历经恶战苦斗后的无奈。《真空地带》是"战后文学最高杰作",尖锐地掘出军国主义国家本质,揭露残酷的军队生活与侵略战争之恶,表达了作者的厌军反军心理。     

从明仁到德仁:天皇缘何强调其象征性

日本明仁天皇、德仁天皇即位时都宣誓,遵守《日本国宪法》,尽到日本国及日本国民象征的责任。从历史、制度、天皇退位这三个维度,分析日本明仁上皇和德仁天皇为何不断强调其象征性,有助于更深刻认识从平成时代到令和时代过渡期的日本政治。从日本宪政史看,明治帝国宪法下的天皇制是一种军国主义战争模式,而在二战后《日本国宪法》下的天皇制则是一种象征和平的模式。安倍晋三首相力图在任内修改日本宪法,不仅涉及宪法第九条问题,也涉及天皇制问题,其前景值得关注。     

打造绿色发展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我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倡议,在时代发展绿色化潮流和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必须以绿色发展新理念指导"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把绿色发展的理念和要求融入到"一带一路"的战略理念、战略目标、战略措施等领域和环节中去;把绿色发展的实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合作园区建设、资源、能源合作、对外投资等领域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环保;通过强化绿色发展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安排,为实现"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例外”之幕下的新帝国——《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新读

哈特、奈格里所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论证了新帝国秩序的生成逻辑,其中有三个不可回避的关节点:一是当代国际法秩序的理性奠定者汉斯·凯尔森,通过理性解构民族国家的主权理论,在主权国家之上建立一个超越各民族国家的国际法秩序,从而形成各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具有大同性质的跨国政治有机体;二是由中世纪开始出现的正义战争理论,通过奥古斯丁、阿奎那经院神学家到格劳修斯等新教神学家",正义战争"的概念经过几次嬗变,最终通过几次大型战争创造出符合新国际法秩序的唯一正义;三是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福柯、阿甘本等预言(证实)的例外状态常规化治理手段,通过"警察权"充当"例外之幕"遮蔽全球规训之实质,对普世秩序进行干涉的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失败的思想史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规模空前的决战。日本无条件投降,从思想史的意义上来说,是天皇史观、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和唯心主义战争观的失败,它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揭示了战争与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     

邓小平人才思想创新研究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必然需要一大批创新型的人才来造就。邓小平首先提出全新的"四化"人才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与专业化,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但是,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仅有"四化"人才还远远不够,必须把这个标准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而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四有"新型人才模式,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理想是根本,道德是准则,纪律是保证,文化是基础。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