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性与气性——王弼的人性二元论

做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的本体论哲学一直很受关注,而其人性论思想较少涉及。本文尝试做初步突破。文章指出,王弼的人性论是一种二元论,即人性的内容由两个部分构成道和气。做为人存在的根据,道决定了人的本质;而气是人性构成的物质性因素。二者在逻辑概念上相互区分。道性是王弼的本体论思想在其人性论上的直接延续,气性则反应了魏晋玄学对汉代宇宙论的中心概念“气”的继承,尽管魏晋玄学通常被认为是对汉代经学的决裂。通过对道性与气性之关系的论述,王弼比汉儒更为合理地解释了善恶的来源问题;而他关于人性的二元区分也影响了宋明理学。     

焦循人性论辨析

焦循是清代对孟子性善说申发最用力者,他强调"性,生而然者也",其人性论立论基点是"智,人也;不智,禽兽也",故人性善,禽兽之性不善。焦循认为,人具"四端",人能知,人可教而明,人知情有欲求精妍,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人知尊贤采善,人知权善变,人可"旁通"情欲,故人性善。焦循在承认人性是本然之性、生而有之的前提之下,通过人兽对比,着力证明人具"四端"的社会属性是善的,以文明、智慧力证人性善。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试论明清之际的人性平等观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提升并超越了先秦人性学说中的某些平等思想,针对理学的等级人性论,从“人人德性皆同”及人性自然平等两个方面提出了其人性平等说,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具有明显的近代因素     

"学衡派"的人性善恶论——以吴宓、缪凤林为例

吴宓、缪凤林是"学衡派"中谈论人性较多的学者.他们主张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可善可恶.他们的人性论有重要的西学背景,但主要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的复归,表现出"学衡派"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派别的一些基本特征.     

社会工作的“人性”假设

社会工作的主客体都是人,因此,如果说社会工作的前提之一是需要确立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念,那么这其中必然包括关于“人”的理念和对“人性”的理解。在社会工作过程中,我们需要抵制的是以下的“人性”观念：第一,“人性”的自然生理假设。不可否认,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的历史本身包含着生物进化的过程。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却是其社会性。     

先秦儒家人性观对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先秦儒家人性论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其实质都是在讨论人和社会关系问题基础上,以改造和完善人性作为其终极目标。西方心理学的人性观从实质上都主张顺应人性、价值无涉以及采用对人性自查进行检验的方法。心理学研究在目的性上要注重对人性的改造和完善,在研究取向上要重视文化差异,在服务方向上要倡导文化价值的介入,在研究方法上应倡导体证的方法。     

审美教育与人性和谐

在工业化时代,人性的不和谐首先表现为人的感性欲望与精神追求的不和谐。工业化及现代科学技术使人内在的时间体验被压缩,人性更多地倾斜到外在感官欲望的满足和享受之中。人类物质消费欲望无止境地增长,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许多社会的不和谐。审美在人心灵最深处滋养和培育一种对别人生命、对万物生命的同情、怜惜和大爱,它能培养人的生态意识,使人以一种音乐的心境与他人及万物和谐相处。高科技时代,人性的不和谐还表现为理性过分压抑感性,使人成为思想的机器或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审美教育是造就心智和谐的一代新人的最佳途径。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社会工作的“人性”假设

社会工作的主客体都是人,因此,如果说社会工作的前提之一是需要确立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念,那么这其中必然包括关于人的理念和对人性的理解。在社会工作过程中,我们需要抵制的是以下的人性观念:第一,人性的自然生理假设。不可否认,     

基于人性视角的人类发展

人性即人之利己性,即自利性、自私性,这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人之利己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人的基本权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普遍性的人类特征,人之利己性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追求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不能用纯经济尺度来衡量的“利益”。在人性基础上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必须确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维护正当的契约关系,以制度的形式保护和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人性对政治的诉求表现为尽可能完善的宪法和法律、公开的选举和受到约束的政治权力。超越国界,在人性基础上促进全球人类发展,建立超越国家范围的平等关系,建立国际经济社会新秩序,成立全球性的政府组织,适应全球政治、社会、经济等一体化进程,转变观念,更新思维,增进人类和全球意识。这些对于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沈从文湘西小说人性理想浅探

沈从文对湘西自然山水景物的精心描绘,对弥漫着浓郁牧歌谐趣的边地自然生活氛围的着意渲染,以及对蕴含着平和处世精神的边地自然人生观的深入揭示,构成了他讴歌健全人性、张扬人性理想的表现基础;而对原始生命强力的显现,构成了沈从文表现湘江西完美人性的基本内涵.     

和谐社会的两种建构模式——荀子霍布斯政治哲学思想比较

荀子和霍布斯是中国和西方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唯物主义性恶论者,他们同处乱世,都对社会的混乱有切身的体会,都对之深恶痛绝,并对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作出了各自深刻的分析,都认为有个前社会状态.其间人生而有欲望,恶的人性致使欲而不得则争,物质的不足必然导致欲望不可能全都得到满足,欲物之间的紧张必然导致群居生活中的人之间不可避免的争斗甚至战争.两位思想家都希冀走出前社会状态,建构一个能够彼此信任,协议分享,使欲物得到合理分配,人与人和平共处的一个君主集权的和谐社会.从荀子和霍布斯建构和谐社会的前提、目标、社会失范的原因及其救治等,可以发现人的两种不同和谐社会秩序建构模式:荀子通过圣君隆礼重法,化性起伪,制止过度的欲望,让整个社会明群使分,使欲望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根据自己的职业、等级得到有差别但合理的满足,使欲物之间得到最优配置,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礼,两者相持而长,从而社会变得和谐有序.霍布斯在人性中找到制止恶的因素,即恐惧的情绪和理性,它们让人通过社会契约,形成强大的"利维坦",让人不敢不遵守协议,这种强大的力量,让人大致形成对协议方的信任,进而能够守约,能够分享,信任和分享就是霍布斯通往和平的道路.     

传统组织与个性发展——兼论人性管理

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各类规模庞大、结构完整、目标明确的社会组织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生活普遍的组成方式,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只要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些传统型的组织与人的个性发展存在着太多的冲突。现代组织的发展要依靠人,因此必须研究管理活动的前提——人性本身,使管理活动符合人性发展的需求。以“全面人”为理论前提的人性管理才能使组织和个性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互相促进。     

人性中的奥秘——遗憾

遗憾是社会运动的必然产物,存在于人生命的全过程之中,是人对理想与现实距离的心理体验.它既是人对感性生命的呈现,又是人对理性生命的塑造.在本质上,它是人性的生命形态,具有群体属性.通过从人的需要出发,对人的存在、理想、体验、能力、思维等文化形态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应该得出结论:遗憾是人类个体对自身社会化完善程度的呈现方式;社会文化环境是其依存的载体,文化是其最终表现形态,人性是这种文化形态以个体为载体的外部表现;遗憾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表现为人个体的生命状态,成为人性所掩饰的奥秘.     

马克思究竟怎样看待人性?

人性问题在我国是被弄得最为混乱、最为难解的问题之一。“文革”前,对人性所下的权威性定义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具体的人性就是人的阶级性;除此以外,人们之间的共性只剩下自然属性(或曰动物性。)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凡与这种说法不符的,一律被判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人性论”。近来,有不少文章试图突破这一框框,探讨那些“既不属于动物性”,“又不带阶级性”的人类共性。讨论是热烈的,值得赞许的。但从目前讨论的情况来看,许多文章或是     

论民法人格的伦理属性

近代民法人格制度是近代哲学和法律发展的产物。民法上的人格是人们平等、自由、独立且不可变更不可转让的资格。近代民法以人性理论为价值基础,其人格制度具有伦理属性。法人只是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的一种制度性工具,不能因其被赋予权利能力而使自然人人格的伦理属性被隐盖。     

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李猛的《自然社会》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政治”秩序的一部界碑式著作。此处所谓“政治”,既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更包括人性、道德、社会和法权等多种秩序。本文认为,《自然社会》的核心是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深化,亦即孤独的现代个体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包括家庭、社会、道德和国家在内的多种共同生活形态的实质及其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以下几点：一是鲁滨逊式的孤独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可能;二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那里孤独个体的微妙差别对于理解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不可或缺;三是霍布斯式的个体形象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人拓展自身人性的可能;四是自然法秩序所塑造的人性为现代国家的确立提供了道德动力。因而,本文认为,现代精神的发展尚未穷尽自身,只有更充分地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和命运。     

人性化:当代德育的人学底蕴

本文在对传统德育进行人学反思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为指导,借鉴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从理论层面对人性化德育进行探讨,认为德育的本质就是促进人的潜能的发挥、价值的提升和人性的完善,德育要走出种种困境,必须实现从物化走向人化的德育理念嬗变,人性化德育的基本理路。     

墨子与德谟克利特人生哲学思想比较

墨子和德谟克利特作为东西方同期的两位重要思想家。本文试图从他们的人性思想、义利观、生死观等方面的对这两位同期的东西方哲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 ,并从这一角度出发 ,挖掘东西方文化的初期特征以及他们的思想对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