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迁的成功看司马谈的家教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家,他的成功,父亲司马谈的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就司马谈为何选择家庭教育来培养司马迁,他的培养计划,他的成功实践等方面作了研究,总结出教育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对目前的家庭教育有所启迪.     

两宋时期台净合流原因初探

两宋时期,天台宗与净土宗的合流并非偶然事件,在三教合一成为时代潮流的背景下,天台宗内有门人弟子之反叛,外有台贤诸宗之争竞,处境堪虞,危机四伏.而天台宗与净土宗虽然分属不同的宗派,但两者在基本理论上并无根本分歧,这就为台净二宗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平台.为巩固自宗并求得发展,于是天台宗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选择了与净土宗融合.一言以蔽之,两宋时期,台净合流有其理论必然性、历史必然性和危机必然性.     

《史记》阙"刑法书"探微

体大精深的《史记》为什么会阙“刑法”这门十分重要的典章,是司马迁的疏漏,还是有意安排,尚未有人专题研究①。从“一家言”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司马迁,就会发现他的八书中之所以不撰《刑法书》者,一、是他道家黄老思想在著述中的实践和完善;二、阙“刑法”表现出司马迁对历代暴政,尤其是对秦皇汉武峻法酷吏烦苛人民的抗议,他通过对汉朝建立以来一兴一衰的考察,揭示法与道德,暴力与礼义,兴盛与衰败的辩证关系;三、不向强权者低头,不为暴君作《书》,旨在恢复传统的礼乐制度,批判“卖官鬻爵”、“入粟除罪”的经济政策,净化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四、司马迁不开“刑法”之先河,兼有以“刑余之人”告诫后人的现身说法,内涵着为自己鸣冤叫屈的无声呐喊。亦是他思想与体例的完备统一。     

“个人”的发现与“究天人之际”中的史书叙事——以《史记》的“项羽”为例

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创变是前代史书叙事中"个人"意识日渐觉醒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叙事中采用情感透视的方法更能从心理层面艺术化地展现司马迁与传主之间的"灵犀",其中也必然包含了司马迁对人生、历史和哲学的独到感悟。因此这种直面个体情感的新颖叙事不仅促使司马迁在书写以项羽为代表的历史悲剧人物时能真正取得心灵的呼应,更决定了"究天人之际"的哲学命题在司马迁的笔下能够进入人性的深层,这也是《史记》超越一般意义的历史、哲学著作的关键,使之成为文学史的经典。     

谈司马迁运用档案撰写历史

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家司马迁所写的历史名著《史记》记述了古代数千年的历史,尤其详实地写了当代(汉代)近百年的历史,为我国史学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司马迁能够在《史记》中详写当代史,有多方面的原因,就他掌握材料来说,除了参考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利用调查访问记录而外,主要就是运用了档案材料。     

论白寿彝先生对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汉代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白寿彝在汉代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他认为,汉代史学思想史的发展走向,是从西汉正统与异端的对垒,到两汉之际折中主义思潮的出现。司马迁的进步的历史观是正统思想的对立物,折中主义历史观则是作为司马迁进步历史观之对立物而出现的     

司马迁对儒家天人观的继承与创新

司马迁通过＂究天人之际＂,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他的天人观,受先秦以及同时代儒学思想家的影响,是对孔子、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等人的天人观的继承与创新。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日本的“国际化”

“国际化”，这个在当今世界已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概念，在日本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而表现得更为强烈，无论是政府的文件或是民众的口头，“国际化”一词出现的频率相当高。那么，为什么日本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只要对日本的历史和现实作一番考察，大体就能认识到日本所以会出现如此情况决不是偶然的。本文拟就“国际化”概念在日本的出现，从文化史的角度作一透视，力图探讨日本提出“国际化”口号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进而评估其价值；同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略作分析并阐明日本应该如何对“国际化”作出准确的选择。     

非决定论的历史生成观——论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

探析葛兰西对历史主义的独特认识,构成了我们把握其思想特质的一个根本点。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是一种历史生成观,他在哲学与历史的实践统一性层面上,提出了“历史事实”的尺度。他主张的“试错”原则,将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逻辑层面。     

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文学理论是从研究和总结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产生的。在创作实践上取得伟大成就的作家,大都留下了值得后人重视的创作经验和理论遗产。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不仅是史学上的高峰,也是文学价值极高的巨著。由于司马迁对前人的创作实践和作品成果进行了精湛的研讨,自己也有极为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加上他     

冷与热--司马迁独特而丰富的情感世界

司马迁的情感世界包括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冷与热。他热切希望建功立业、留名后世 ,他热情饱满地从事着本职工作 ,热烈地憧憬着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 ,热情地讴歌和赞美他神往的社会、政治和理想的圣君贤相、英雄、士人 ,即使在饱受屈辱的情况下 ,他也没有放弃对实现远大人生报负的信心和热情。同时 ,他一直用冷静、理智的态度观察着历史、现实、思考着历史、社会和人生 ,对待着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艰辛和屈辱。在面对人生的不幸、世态的炎凉、人性的弱点、政治的腐败时 ,他表现得异常冷峻 ,也时时透露出心底的一丝寒凉。火热的激情和冷峻的心态交织在一起 ,在失望中满含着希望 ,在悲凉中孕育着激情 ;在盛中看到了衰 ,在热烈中保持了冷静。这就是司马迁独特而丰富的情感世界。     

扬雄评司马迁之意义

扬雄作为汉代思想家,他对司马迁评价甚高,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但他并非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扬雄评价司马迁的意义在于:其一,扬雄标举司马迁在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实际上是公认其在史学的独立性,将史学与儒学并列起来;其二,他评司马迁"爱奇"、"多知"而"杂",首先是抓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批评的标尺,在传统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也反映了司马迁史学的丰富性及其思想的特异性;其三,他评司马迁《史记》"实录",注意史学之记事行文的最基本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仅以"实录"而称"良史之才"失之片面,应当加上史学思想;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好,才可谓"良史之才"。扬雄的看法与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太史公曰”的几个问题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经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或对各种历史事件进行评论,或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予以褒贬,或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某种说明。由于“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直接作出的论述,所以更能反映出他的思想和观点。“太史公曰”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的重要资料。长期以来,研究者大都重视对《史记》五体结构的研究,而对“太史公曰”却缺乏应有的注意。即使有些史家涉猎了“太史公曰”,也都是在篇章结构或表现手法上下功夫,并不理解“太史公曰”所蕴含着的丰富思想,不能认识“太史公曰”的价值,甚至还发出种种的不满和斥责。至今,在《史记》的研究中,对“太史公曰”也还存在着不少混乱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太史公曰”做一番考察。     

論司馬迁的史笔

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之所以为中外古今许多学者推崇和学习,是与其优良的史笔有密切的关系的。 (一) 史笔的优劣高低,首先是能否写历史真实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素有“实录”之称。《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司马迁讲这些     

论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

本文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他对前代的史学思想、历史编纂方法、史官之伟大人格以及史学文献资料等皆有所继承和弘扬，从而为其伟大的史学创造活动奠定了基础。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司马迁对法的认识

本文主要从法学角度分析了司马迁对法律重要性、法律本质、法律历史作用的认识。指出司马迁法律思想源于儒学，而倡于道学。     

司马迁的家族意识、生命体验及对史学传统的超越

司马家族自古以来便承担着著史的任务,司马迁也一心要著述一部伟大的史书.但在早期,他主要是要继承司马谈的遗愿完成一部记载西汉王朝帝王将相、忠臣义士的功德业绩的西汉史.李陵之祸却引发了他对人生、社会与历史的新的思考,他在强烈的生命体验中完成了对家族意识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史学传统的超越,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进而创造出伟大的通史--<史记>.     

司马迁与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出发，以现代人文精神的内在框架为结构，讨论了司马迁与现代人道观、司马迁与现代个人平等观、司马迁与现代自由观、司马迁与现代理性观的异同，从而得出司马迁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结论。即司马迁并不具有现代意识，更不是现代人的先行者，因此在探讨其思想观念的创新性时，应将其与现代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严格区分，并在肯定的前提下看到其历史局限性。     

“成于三”的思维定势与司马迁思想的结构特征

“成于三”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一个洞察历史的新视点。但是长期以来,这一视点并没有引起历史学界的足够注意。笔者认为,这一视点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它突破了中国古代既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倡导一种和合式的思维定势;作为一种哲学,它开启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哲学,不但瓦解了自足型、封闭型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语言霸权主义,导引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衍化出一种新的生存智慧或生存哲学,体现了司马迁构建理想化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吁求。它不但成就了司马迁特殊的人格,成为司马迁特殊人格的象征;也成就了司马迁的思想,成为司马迁创新思想的标志。其主要特点是,生成性、超越性、稳定性和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