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财政角度浅析中国高等教育公平

高等教育公平对维护社会公平有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对维护高等教育公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对此起着决定性作用。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阶段,但国家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是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出现不公平现象的重要原因,亟需政府对此进行调整和完善。     

论政府高等教育政策能力建设

为了切实提高政府高等教育政策能力,我们必须完善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问题发现机制、高等教育政策民主参与机制,高等教育政策执行机制、高等教育政策评估机制、高等教育政策决策者责任追究机制和高等教育政策调整机制等等.     

内部制约与外部掣肘：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阻碍

城市治理效能达成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治理主体和治理环境是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关键,城市治理过程中治理环境产生的不适和治理主体存在的缺陷是阻碍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主要因素。依据阻碍方式的差异,治理环境可划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治理主体可划分为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内部制约型、内部掣肘型、外部制约型、外部掣肘型四种阻碍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类型。这四种类型阻碍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方式和程度各异,因而须通过提升内部主体能力素质、加强外部应急管理、优化内部制度环境、提升外部主体能力素质等措施防止城市治理效能达成受阻,实现城市治理效能提升。     

危机情境下公共政策与公民权利克减的公共冲突治理路径分析

危机管控政策是政府治理公共危机的常见工具和有效手段。通过对危机情境下管控政策实施必然性与公民权利克减正当性之间所引发的公共冲突的分析,可以发现,公共安全需要、责任担当压力、政策执行失衡、公共精神缺失是危机情境下公共冲突产生的主要诱因。据此可探索"地方政府主导—基层协商众治—公民自律"公共冲突三级协同治理路径,形成以地方政府主导为走向引领力、基层协商众治为中介聚合力、公众自律为内生原动力的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希冀三方共同发力,为健全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助力。     

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新时期,面对治理环境的不确定性,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在自适应性、非线性及多样性方面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相契合。通过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机制联动,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形成了自身运行机理。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效能,应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增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聚集效应;创造公共价值,提升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主体能力;发展"互联网+",优化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运行机制。     

论公共管理责任的二元结构

公共管理责任就是公共管理主体因其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而对授权者所承担的责任,是外在的客观责任和内在的主观责任,即制度性责任和伦理性责任的统一。可以把这个称为公共管理责任的二元结构。这恰恰需要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中来把握。近代以来,人类理性中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把客观制度性责任提到空前显赫的位置,以至于主观伦理性责任不断弱化。还主观伦理性责任以应有的地位,已成为对公共管理责任进行全面理性思考的重要任务。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入,推动了公共伦理问题研究的兴起,预示着价值理性将重新登上自己的舞台。(一…     

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地方政府责任分析

从财政支出上,社会保险基金具有公共产品性质,政府应作为责任主体,承担社会保险基金的有效监管责任。本文从地方政府责任入手主要从政府承担社保基金监管责任的必要性、地方政府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现状及如何加强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三大方面进行阐述,提出了建立政府与其他监管主体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责任,实现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     

成都首发党风廉政“责任清单”

正【政策背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为贯彻落实这一精神,四川省委制定了《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试行)》。在此背景下,成都为推动"两个责任"进一步落地生根,发布《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试行)》。     

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国有氽业转型研究

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来看，国有企业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国有企业在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存在公共性缺失问题。未来国有企业发展受到市场准则和社会责任的双重约束。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参与公共治理的重要实现路径。     

公共危机管理和政府责任——以SARS疫情治理为例

基于对SARS疫情的认识 ,本文重新规定了公共危机的特点 ,探讨了公共危机管理主体即中国各级政府处理SARS疫情的不同应对措施和不同后果 ,比较了政府应对这同一场公共危机的3个个案 ,评估了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政府责任 ,提出了一个公共危机管理和政府责任过程模型 ,最后对提升中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遮蔽与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实践逻辑

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与根本指归。作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基层社会治理更需要实质公共性的回归与重构。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环境愈加复杂,公共空间碎片化、风险化趋势明显;治理主体互动不足,畅通融合的公共治理空间尚未形成;治理方式有待更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仍存在二元悖论。重构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性,需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广泛参与,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性价值,培养基层公职人员的公共性职业素养。     

突发事件信息公开问题研究

突发事件是公共危机的前期形态,在没有或不能及时得到控制、制止的条件下,将转变为公共危机。政府是信息公开的责任和义务主体,有责任和义务向公众及时传递突发事件相关信息,保护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共同利益。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突发事件的内涵及其信息公开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指出当前我国政府在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问题。     

论政策非公共化的风险及其治理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反映到现实的政策过程中就是公共政策必须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依归,实现公共化运行.然而在实然层面公共政策却存在着非公共化的危机,使得政策过程存在着功能失效、公共利益受损以及政策主体权威削弱等潜在风险.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化运行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其中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是前提、提升公众参与水平是根本保障、推进信息共享与程序正义是内在要求.     

浅析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管理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体的社会公共和公益事业得到迅速壮大,各行政事业单位添置了大量的通用设备、专业设备等,种类繁多。针对这一情况,笔者提出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固定资产管理体制,坚持统一政策、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责任到人、物尽其用的原则,并通过完善固定资产的核算,引用固定资产管理软件系统,规范固定资产分类及代码,加强盘点和处置的监控等一系列措施,从而实现对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有效管理。     

考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的公共健康两方博弈演化模型研究

公众参与环境行为是深化生态文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化石能源消费排放引发的公共健康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将“公众参与”作为博弈模型的主要策略参数,“政府”与企业设为公共健康影响主要主体。运用演化博弈构建了公共健康影响主体交互机制博弈模型,基于复制动态方程原理与问卷调查数值仿真方法,详尽分析了公共健康主体各相关要素交互演化路径的变化快慢。研究结果表明：模型有{监管,不转型},{监管,转型}两个演化稳定策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程度以及公众自身健康关心度对企业能源转型和政府监管演化路径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与“政府”和企业自身特征相关;公共健康损失赔偿大小是政府监管与企业实行能源转型的重要因素;政府监管知识掌握程度、能源政策执行力、企业能源转型成本大小及额外收益极大影响公共健康主体演化路径;学习型“政府”的监管更能有效加快企业能源转型。同时发现,只有各主体参数共同改变,其中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群体达90%以上时,公共健康损失才会显著下降;单一主体不能有效作用于公共健康水平;目前,{政府不监管,实行能源转型}这一最理想演化博弈策略在我国国情下还未出现。本文为激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助推企业能源转型与提升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适时调整财税政策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财税政策是区域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集中分配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它作为一种投资、消费、就业的信号，通过影响区域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最终引导资源市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在区域     

论公务员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与完善

公务员责任追究机制是指公务员未履行自己的职责或在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行政不作为、行政违法、行政不当或有悖道德规范时，由特定主体追究其责任，令其承担某种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运行制度。科学完善的公务员责任追究机制将有助于规范公共权力的行使，提高公共行政的运行效率，加快责任政府的建设步伐。     

制约我国行业协会参与高等教育管理的因素解析

非政府组织参与管理作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举措，不断出现在国家政策文本中，但在实践领域，作为高等教育非政府组织主体的高等教育协会却很少参与高等教育管理。究其原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这些协会组织自身的因素。     

公共管理中工具理性的探究

在我国,公共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进程正在向前推进,工具理性的扩张呈现越来越强的趋势。本文从工具理性扩张使得公共管理行政效率提高,工具理性扩张导致公共管理主体的责任缺失,公共行政价值偏颠以及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一正一反两个方面来谈公共管理中的工具理性,并提出几点建议。     

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

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在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本文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并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