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传统儒家人之尊严的伦理化定位特质

儒家人之尊严的定位具有特殊性,它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以理性为基础的政治、法律化的定位。儒家强调仁义作为人的尊严所在,体现出纯粹伦理化定位特质,将个体尊严指向道德优越感与超功利认同,排除了任何利益的维护和权力抗争,导致缺乏保障人之个体尊严的平等与权利观念。而自我尊严的“无我”和“忘我”的道德化主张,则严重限制了个人创造潜力的发挥和个性发展。     

道、禅之"心"的美学意蕴

道、禅哲学都重视"心",中国美学也有以"心"为美的思想,二者之间应当有内在联系.道家哲学中,老、庄首先突出"心"的重要性,嵇康、阮籍则首先在文学中体现这一思想.禅宗对"心"的重视使其获得"心的宗教"之称.道、禅之"心"也有很多不同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禅宗之"心"是对道家之"心"的继承与发展.在道、禅哲学的影响下,审美之"心"在唐代成熟,意境的形成与此密切相关.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陈亮的反理学思想和"朱陈之辩"

陈亮是南宋事功之学的著名学者,其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既继承和发展了早期事功学者的有关观点,又与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发展道路密切相关.随着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入,他对理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激烈,最终引发与朱熹的辩论."朱陈之辩"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反映出两人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这场辩论是事功之学和理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方对社会现实看法的差异和新的历史环境下对儒学的不同改造与发挥.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本末论与王弼的哲学贡献

秦汉时期流行三本论,并由此产生混乱。王弼首次提出一种单一本源论即本末论,认为自然之性是本,而仁义等名教是末。仁义名教产生于自然之性。王弼主张崇本举末,即不仅重视自然之性,而且肯定后来的仁义名教。为了突出自然之性的本源地位,对名言、名教等文化保持批判的做法是必要的。圣人有情说体现了王弼对作为末的情的肯定。     

意志、道德意志、善良意志

意志是以自由为存在前提的,其策动的行为处于善恶之间;道德意志是道德活动中的意志,是意志中指向善的那一部分,其行为以善为指向;善良意志是道德意志中的纯粹利他部分,它是道德意志的一种特殊状态,其行为以"善本身"为目的.从道德动机的角度来看,从意志到道德意志再到善良意志,表现为人的道德属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既不能将意志等同于道德意志,也不能将道德意志等同于善良意志.因此,厘清三者的各自内涵,既是道德理论探讨的需要,也是道德实践的需要.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     

“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的强制阐释

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阐释具有密切的关系,解释者往往以经典阐释的方式展开哲学体系的建构。向秀、郭象之阐释《庄子》,打破了视域融合的平衡,突破了文本客观性的限度,肆意地发挥其主观思想,建构了一套新的玄学体系,是“过度诠释”“强制阐释”的典范。郭象之诠释的基本目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即把庄子的方外之道转化为玄学的“外内相冥之道”,圣人养心养神即治国平天下。这是以养心养神为主而以治天下为辅的统一,即以道家思想为主而以儒家思想为辅的统一。郭象运用“寄言以出意”的解释方法,一是以庄文为寄言,非真非信;二是夸大寄言与出意之间的重大间距性,从而忘言以得意。这一方面有利于郭象摆脱庄文的限制,而较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郭象消解庄文之义与他所阐释“庄子之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确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合理性。     

理学视域下霸道的变质及其必然性

霸道并非一直为儒家所拒斥。从汉至唐，儒家主流学者认为，霸道是本仁祖义的政治，王霸同本仁义，且由霸道可以通向王道。理学兴起以后，霸道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质的过程。二程认为霸道是假借仁义的政治，并从心、事、功等维度否定“王霸等同”。但二程仍肯定霸者采用仁义规范，并认可部分霸者具有德性，这显示出他们“贱霸”的不彻底性。朱熹则在批判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认为霸道是虚仁假义的政治。他认为，霸者虚仁假义，霸政残德害礼，霸功与仁义毫无关系，霸道不可通向王道。霸道之所以如上变质，一方面是因为汉唐“是霸说”存在诸多矛盾，另一方面是因为理学家认为霸道是追复“三代理想”的绊脚石。然而，霸道的负面化也限制了理学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刺激了“尊霸贱王”的诞生。     

孟子学问之道发微

孟子认为学问的根本宗旨在于而且仅仅在于将人放逸外骛的散心收敛回来,以存人身之主宰。此旨普涵古今中外学问之成败得失,意义深远。其中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始终从“终极关怀”的深度来观照学问的价值,有助于避免为私欲、私意而学问以及为学问而学问的异化倾向,从而使学问始终服务干人生的终极目标,而不至于游离出去,支离破碎,飘泊流浪。孟子的学问之道,不只为儒家所独有,佛、道两家亦莫不然。自觉遵循这种学问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也是这一传统自始至终闪耀人文主义光辉的一个重要原因。光大这一学问之道,对于克服学术之时弊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程朱理学传入日本与林罗山的儒家神道观

以程朱理学为主的中国儒家思想，自13世纪初传入日本后，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思想界，而且也为日本近世出现的神道理论的儒学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其中，儒学家林罗山所创立的神道理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比较深。林罗山在反佛、排佛和神佛混杂的同时，提出了“神道即是理”、“王道、神道理一”、“神道、人道一理”和“儒家之中兼有神道”的思想。运用程朱理学对传统神道理论进行了新的诠释。     

“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变”视阈下早期儒家天人关系辨析

天在中国古代通常有自然之天、人格之天、道德之天等多种含义,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殊概念,其所包含的对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的探源,形成了不同思想家不同的德性思考方式。从心性儒家来看,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对天生予德的肯定,反映了春秋时期萌生的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思想,并且以天之道反证人之道在德性生成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而天性和德性是儒道两派对性的不同诠释,儒家的德性尽管也关注个体的本然之性,但最终要落实在人伦关系的实践之上,这是儒家表现出"以善释真"、"以人释天"的思维趋向。     

中岩文学的儒家思想

中岩圆月为五山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诗慕杜甫，多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之作，表现出浓郁的儒家诗学观；其文《中正子》、《上建武天子表》等深受孔孟、程朱以及隋末哲学家王通等人的影响，表现出儒家的仁义、中正、诚明等核心理念及其价值观。同时，作者努力把它运用到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中，为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辽代儒士传统品格探讨——兼论道统与政统的斗争

儒家知识分子即儒士之群体不断给历史面貌以重大影响。在其留下的精神财富中,除大量的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和科技等“产品“外,还有理想、信仰、抱负及为此而努力奋斗的精神,从而显示他们的传统之品德、人格。本文拟以辽代儒士群体为例,试图探讨该课题。这既是辽史、契丹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部分,又是伦理学中不应回避的内容。一、弘道是儒士的基本责任孔子提出:“士志于道”。道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涵义宽深。一些学术流派作过多种诠释,本文是按宋代理学家陈淳的主张:“道,犹路也”,“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众人所共由底,方谓之道。”也可以说成儒家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等。继孔子之后,该学派许多著名人物常论及士与道的关系。孟子的说法较形象:“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个宗旨,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     

简论中国人的中和之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主体思想大致有仁者爱人、修己慎独、经世致用、和而不同、义以为上、伦理精神等几个方面,其中和而不同的处世风度,也就是中国人的中和之道,最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这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德合天地·道济天下——先秦儒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

先秦儒道思想秉承内圣外王道术,其理想人格也以"圣人"之名统称,两者均首重内圣,而外王则其必然推演,即所谓德合天地、道济天下。先秦儒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德合天地、道济天下的圣人,实质上是一个至德之人,其特质为公、诚、明、善、虚、灵、应、化。这种合德完人的追求是儒道两家对理想人格的祈向,主要是针对人君或领袖人物品德修养而阐发的。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     

试论韩愈的“道”

一、韩愈“道”的具体内容《原道》是韩愈儒学复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佛老相对立的“道”和“道统”说,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和伦理观念。文章一开头就对“道”的内容作了解释:“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他把孔孟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触为一体,作为“仁”的含义,从而指出,实行以“博爱为基本内容的“仁”,使一切言行符合现实的需要,就是“义”;“义”是“仁”的具体表现,由这种“仁”与“义”再进一步修行,就是“道”。一本正经的强调仁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