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与“盔”——中古“名”、“物”系联例释

学界关于中古名物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将文献、图像结合起来考证一个个独立的“名”与“物”的契合与统一,很少从历时的角度探究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之间“名”、“物”关系的变更与交替,忽略了“名”、“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变化,割裂了其间内在的有机联系.本文以“魁”与“盔”为例,从“物”的形制、“名”的音义上寻绎其在中古时期“新陈代谢”的具体过程,藉此阐明中古名物研究中异“名”同“物”系联的旨趣和意义.     

《释名》中的“同字为训”

文章对《释名》中的20例同字为训从语音变异、语义差别、词性异同、语义关系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释名》中的同字为训是同字异词现象,其训释是成立的;并进而指出,同字为训在同源系联中有可利用的价值。     

严谨完善的理论对同源词系联的重要指导作用——从《同源字典》收词疏误说起

音同音近,意义相同相近或相关,又由同一语源滋生出来的一组词为同源词。为同源词而造的一组专门书写符号为同源字。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由于未强调同源词语源上的亲缘性和字、词不分等理论上的缺陷,故在同源词系联中,把一些通假字、同义词、同音分化字、异体字等亦误为同源词。     

《说文解字》直训系联显示的意义关系及其价值

对《说文解字》中的直训释字跟踪查询 ,将其释字与被释字系联起来 ,可以串为甲→乙→丙→丁的形式或交叉组合的形式 ,看起来词义应该是一致的。而实际上直训系联起来的一组词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关系。直训系联起来 ,有明义与显示作用 ,了解古人用字情况 ,明确词义的类别归属 ,反映词义的文化内涵 ,揭示多义词的意义层次和层次间的关系 ,表明递训字之间的意义关系和词义网络。从此可以悟出许慎对这些字之间复杂关系及其联系的理解。作为古代经学大师 ,他的训解方式和思路及其对词义之间关系的理解极有代表性。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对我们理解古书和古训会有很大帮助     

《说文解字系传》中同源词的表现形式

徐锴在传释<说文>时,对词语的同源现象多有发明,留下了比较丰富的同源词语料.<说文解字系传>中用于系联同源词的术语既有继承传统的"之言/之为言"、"犹"等,又有颇具开创性的"义同"、"义近"、"义出于此"等,体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而对同声符同源词的系连,则表现出徐锴对"声义同源"规律的清醒认识.     

《说文》“二义并训”类例析论

《说文》释字有兼存诸义者,考其说释之例,除因＂一曰＂别出他义而外,当以二义递相义训为要。按之并训二义,同义复出者有之,相反相成者有之,文意顺承者有之,别义歧说者有之,舛讹未通者亦有之,诚为类例繁富,缴绕难清。实当爬梳其例,隐括其类,廓清纷淆,择要例以辨之。今人或出＂一句数读＂例,言《说文》于一句中可兼训数义也。由是立说,误读误释往往而生,亦有可说者。     

朱陆“早晚异同”说探讨——以陈建《学蔀通辨》观点评析为例

陈建坚定于朱学立场,逐年编次辨析朱陆早晚异同之法,对历来持朱陆"早异晚同"说从佐证的时间、论证的方法及其特点等方面给予了深入地揭示和批判,是明中晚期朱陆(王)学术争辩中的重要一环。     

不可靠叙述的“双声”呈现——以麦克尤恩《在切瑟尔海滩上》为例

作为叙述主体的一部分,小说中人物的声音可能渗透进叙述者的话语中,从而影响叙述者的叙述可靠性。本文以此思路展开,提出不可靠叙述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类型——"双声"型不可靠叙述,并以麦克尤恩的小说《在切瑟尔海滩上》为例,探讨叙述者与人物在"抢话"、自由间接引语等形式中发生的主体声音交融,以及这种不可靠叙述方式产生的艺术效果。     

对《说文通训定声》中“假借”的认识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里把假借定义为"本无其意,依声托字"。他认为假借必有本字,假借包括同声通写字、讬名标识字等内容。其假借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理解音近义通、探求词和词之间的语源关系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从声训系联中看《释名》在名物探源上的创见

汉语中的名物，非随心所欲加之。而是名之于实，各有义类，应用之器，亦各有指归。因此，本文通过对刘熙《释名》中探源术语、词族面貌及其声训概况三个方面进行例析与归纳，旨在展现该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毛传》《郑笺》的训释差异与《诗经》的文本异同——以《诗经》“逑”“仇”为例

《毛传》和《郑笺》的训释常常有异。关于差异之由,前人多归因于郑玄据三家之说易毛。但现有研究已指出旧所谓之三家学说多有不可靠处,促使从新的角度思考差异之因。以毛郑对《诗经》中“逑”“仇”二字的训释为例,全面考察传世与出土材料,梳理“逑”“仇”的形义从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可知毛郑异解实是缘于所据《诗经》文本不同所致,并受到了“逑”“仇”常用义项变化的影响。     

论衍音联绵词的两种产生方式——以《诗经》为例

通过对《诗经》衍音联绵词的考察，文章分析了衍音联绵词的两种产生方式——变形重叠和语音羡余。变形重叠能使衍音联绵词的意义和语法功能有别于原单音节词，语音羡余则否。     

字与词的不相应所致误训探析——以《毛诗传笺通释》所驳旧注为例

由于假借字、同形字、古今字等用字、造字现象的存在,使得文字在记录语言的过程中,字与词的对应关系更加的不平衡、不整齐,出现了同词异形和异词同形等现象。古汉语虽以单音节词为主,但在记录多音节的单纯词时,字与词则为完全不同的东西。汉字独特的表意属性虽为我们解词提供了线索,但字形的构意并不同于文字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意义。这些都体现了语言与文字之间的矛盾性,使用字与造字不相应,文字与文词不相应,增加了训释过程的复杂性,以至于造成了诸多误训。     

闺怨词意象衔接研究——以辛弃疾《祝英台近·晚春》为例

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主体创作,与读者思想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诗歌由意象统摄,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同时也是诗歌的衔接手段。本文运用意象衔接理论,以辛弃疾的闺怨词《祝英台近·晚春》为例,把意象的衔接分别归纳为事物类、志向类、行为类和情感类,来分析诗词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梦窗词“典故意象”艺术手法研究——以孤山意象群和红叶题诗典故意象为例

典故和意象分别是中国传统诗学的关键词,而典故与意象的结合不仅是梦窗词学理论的一项实践,更是梦窗词庞大意象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典故意象系统的多样化运用折射出梦窗用典的不同手法。林逋、咏梅二句及孤山意象群体现了梦窗藏用典故核心词及揉词裂句的引用手法;红叶题诗典故在词作中的不同内涵、不同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梦窗对典故强大的演化能力。梦窗词的典故意象自成系统,不仅通过重复利用典故塑造整体词作的词格,还在丰富、更新了传统意象系统之余,以缀连典故的方式开启了新的诗词欣赏方式。     

劝说的顺应性解释——以《三国演义》中“李肃说吕布”为例

劝说是一种语言艺术,也是一种语言手段和技巧。从社会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劝说具有改变他人态度的作用。本文以＂李肃说吕布＂为文本材料,利用Jef Verschueren的语言使用顺应理论,从劝说对语境关系的顺应、劝说顺应的动态性、劝说顺应的意识程度三个方面来分析劝说的这一语言艺术和手段,并试图发现顺应理论不能很好应用于解释劝说的所在之处。     

论东坡词中的“孤鸿”意象——以《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为例

意象即作者要表达之“意”与所借助之“象”的完美、有机结合。在古典文学中,意象的运用分两种情况：一是较浅显的运用,即一种意象在长期的、大量的运用中,形成了一些较固定的美学内涵;二是具有稳定内蕴的意象在具体作品里,被赋予深刻而独特的内涵,与平常使用时所起到的作用明显区别开来。苏轼《卜算子》中的孤鸿意象就属第二种。     

难体文三说——以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为例

历代文体论著对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文体性质说法不一。从文体结构分析,《难蜀父老》与檄、移、对问、问对等文体不同,当自成一类。萧统《文选》单独设立难体,当是。辩难之风盛行是《难蜀父老》产生的文化土壤,战国秦汉间辩难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难体文的发生、发展、衰落与转型。《文选》“难”类舍《韩非子》四篇《难》和一篇《难势》而仅录《难蜀父老》,并非舍早录晚、舍源头录支流,其原因与萧统舍章体而录篇体、舍立意而录翰藻、尊儒学而重教化的选文标准有关。《难蜀父老》独立成篇、文辞考究、注重教化,因此成为《文选》难体文的典范。     

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研究——以“天下”一词为例

作为译坛权威之作的刘殿爵《道德经》英译,契合了国人与英语国家人士的思想。以“天下”一词为突破口对译文进行梳理分析,既能凸显出道家（教）思想对“天下”观念的构建功效,同时也有助于勾勒出刘殿爵译本的翻译策略及幕后的改写因素。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求平衡是刘殿爵的翻译策略。凸显中华文化魅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赞助人的企鹅出版集团以及《道德经》本身的诗学元素都成为了《道德经》改写的幕后主导因素。     

重大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场的形成机制——以“马航MH370客机失联”为例

网络舆论场是新时代下形成社会共识的熔炉,而在突发事件发生之时,微博舆论场作为网络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扮演了事件的扩散器、意见箱及调解员角色。"马航MH370"客机失联事件发生之后,便迅速形成了针对该事件的微博舆论场,其表现形态是以最快的速度及时传播最新讯息,并用多样化的讯息表现方式建构着各类舆论话题,表达着不同传播主体的话语诉求,宣泄着网民的集体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