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初唐“四杰＂诗歌魅力价值的时间律

初唐时期,当宫廷诗人用绮靡艳丽诗风点缀风雅之时,诗坛上相继崛起了锐意改革、位卑而名著的青年诗人“四杰”。他们在诗坛上首先树起了改革的大纛,拓宽了诗歌的题材,从市井宫苑走向大漠风光,从咏花草树木走向唱响人生情感的主旋律,使诗歌真正担负起了讴歌现实生活的使命。从“四杰”诗歌魅力价值的现时律、延时律、永时律等三个层面加以诠释,可以窥视其审美价值的传播意义。     

诗歌意识与诗歌文本

诗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形态，它不单以文学艺术的一种“固体”文本存在，而且深入人的精神内部，形成较为稳定的作用于人类心理与行为的诗歌意识。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诗歌为语言外化并且进入了社会信息交流的范畴。诗歌文本为人类对诗歌艺术走向共识提供了实在的依据，它无疑是诗歌文化研究最本质的对象。由于诗歌文本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它虽来自人类的诗歌意识，但并不能充分反映诗歌意识的全部内容，我们必须注意对诗歌意识独特性的理解，才能更好地认识诗歌文本。一、诗歌意识的文化意义诗歌意识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     

新诗在开放中走向现代化

我国新诗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十分诱人而又难以说清的题目。难以说清的原因是“现代化”的内涵模糊不清。尽管如此,客观的事实是新诗确在走向现代化。因此我们可以避开“现代化”的概念而着眼于事实,即新诗正是在面向世界的开放中朝着同现代生活、同现代汉语、同世界诗潮一致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新诗在开放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新诗现代化,包含观念和艺术两个层面,本文所谈的是艺术方面,主要是诗体形式、抒情方式和语言特点三个方面。一中国诗歌的发展有一个短暂的不成熟的近代化过程。中国古典诗歌像一条衍生不息的长河,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从敦煌文书看唐代河西地区的货币流通

唐代河西地区的历史以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起事为界点,可以分成前、中、后三个时期,相应地探讨唐代河西地区的贷币流通情况,也只有分成三个阶段才能说得明白。本文主要依靠敦煌文书的有关资料,对唐代河西地区的贷币流通情况作些探讨。 一、唐代初期的河西货币流通 唐初,随着西秦霸王薛仁杲(据金城)、大凉皇帝李轨(据武威)的被铲除,河西五郡的政治、经济便纳入了唐王朝的一统版籍,从此,河西地区的货币流通也就走上了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轨道。     

词“别是一家”——论词的体性及其由来

词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诗歌样式,有它独特的体性。本文按照“循名责实”的原则,从词的三种不同名称——曲子词、诗余和长短句入手,分析和探讨了词“别是一家”的基本特性,认为娱乐性、抒情性和长短句是构成它本质的三大要素,其中“缘情”一项是奠定词体并贯串始终的最基本的规定性。文章还从我国古代诗歌传统中“言志”和“缘情”的不同走向,揭示出词的文学特征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意义

本文从回到诗歌文本、汉语诗学的建立、走向比较诗学三个方面探讨了宇文所安的文学研究思路和方法。宇文所安通过文本细读爬梳出中国文学的内在理路,构造中国文学研究的独特模式。在个体的审美体验基础上,他试图沟通文学文本和更大的文化、社会空间。在他的诗歌研究中,也尝试了中西文化沟通的可能性。     

从日本汉诗看中日文化交流

从日本汉诗看中日文化交流袁忠鑫“汉诗”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个使者走向东邻三岛。所谓日本汉诗，就是日本人用汉语和中国旧体诗的形式创作的诗歌。它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文化纽带。从文学角度看，汉诗是中日两国文学的交融。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同用一种文学形式，这在世...     

译诗与中国诗歌转型

中国诗歌在"五四"前后完成了由传统文言格律诗向现代白话自由诗的转型.这个转型并非静态的瞬间现象,而是一个在19世纪后期业已启动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它的发生、走向与形态特征等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间外国诗歌翻译同中国诗歌转型的关系相当密切,译诗也许是促使中国诗歌转型发生、完成最为重要的力量.     

陶诗──走向成熟的中国诗格

诗格包括两层涵义，一为品格之格，一为格式之格，陶渊明以崇高的人格力量开辟了诗歌题材的全新领域，决定了诗歌格调的崇高。其全新的诗歌内涵促成了诗歌表现方式的开拓，形成了新风格的构建，含蕴着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中的重要范畴。陶诗的深层次贡献，开拓了中国诗歌美学所蕴含的民族气质和表现力，唤醒了历代诗人的诗歌自觉精神，代表了走向成熟的中国诗格。     

西凉伎琐议

《西凉伎》是古代西域音乐、歌舞进入玉门关后,在河西走廊长期流传并吸收了部分汉族文化而定型的一个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类,其内容起初包括音乐、舞蹈、杂技等。到了中唐时期,它又成了元稹、白居易“新乐府”诗歌中“即事名篇”的诗题。它在我国文化艺术史上尤其是在...     

佛教禅宗与王维山水田园诗

王维是一个佛教徒,禅宗是中国人的佛教。佛教禅宗是王维走向山水自然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山水田园诗,渗透了佛光禅影,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选择;诗歌意境的审美倾向;以诗参禅的思想情趣;以及“顿悟”的艺术表现形式     

知己酬唱对七言古诗表现功能的拓展——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中心

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的诗歌唱和是一种思想交流与情感共鸣十分深刻的“知己酬唱”.他们三人自觉地将七古大量用于知己酬唱,在七古艺术演变史和酬唱诗歌发展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三人七古酬唱的突出特点是轻松谐谑的情感交流、交流共同记忆及针对具体话题对话切磋观点,凭借这三方面的创新极大拓展了七古抒情、叙事、议论等表现功能.三人的七古知己酬唱体现了诗歌体制与诗歌表现功能、应用场合间互相影响、互为促进的关系,对庆历诗风的形成和后世七古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论魏晋南北朝诗歌“正变”批评的审美化转向

先秦两汉的诗歌"正变"批评主要以伦理批评为主,而魏晋南北朝的"正变"批评发生了向审美中心论的转向。这种转向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在诗歌形态方面,改变以往以四言诗为正的观念,开始肯定五言诗的创作;二在诗歌本质方面,从言志转向缘情;三在诗歌语言上,由推崇实用转为主张绮靡,加强了对诗歌形式美的研究和实践;四是在诗歌发展观念上,由崇正转向崇变。导致转化的主要原因是儒家经学思想的束缚减弱;玄学、儒家思想兴盛,导致了审美意识的自觉。     

智性之诗与解构的灵魂-袁源诗歌散论

陕西诗人袁源是新世纪以来,将智性和解构贯彻到底的一位诗作者.袁源的诗歌创作是“重智”的.他善于将经典解构,同时又予以重构.解构和对经典的“重写”是他的诗歌创新的一个生发点,甚至是他的灵魂.在“重写”的过程中,他不乏幽默、调侃、“恶作剧”,乃至去抒情、去悬念化的“无意义”,从而为其诗歌带来一种冷峻的先锋性.也因此,他的诗歌没有失重.当然,学习更精确地平衡,乃至优雅,才是袁源走向年龄和诗艺双重成熟的体现.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河西镇、守捉、戍、烽拾遗

河西地区是唐王朝十分重要的边防要地,故唐代在河西地区设置了大量的军事防御机构,但历代传世文献对一些基层的机构的记载多有缺失。本文试图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对唐代在河西设置的镇、守捉、戍、烽做一钩沉补阙,以期能够管窥更或是重新构建唐代河西边防体系。笔者学识浅薄,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方家指正赐教。     

意象政治：左翼诗歌的意象革命

左翼诗歌在表达政治主题的过程中,也同时受到政治的反向修辞,二者是相互成就的关系。左翼诗歌中的身体意象,从个人化走向公共化,身体转变为革命的武器,左翼诗歌笔下的伤亡意象超越了可怖和可悲,被革命意志改造为可敬;自然意象与时代情绪紧密相连,与社会人生密切相关,从而呈现出事象特征,同时自然意象也被赋予政治寓意;在左翼诗歌对苦难意象的集中书写中,营造出一种暗黑的意境体验,但左翼诗歌中的战斗意象更为突出,而且往往跟苦难意象组合在一起,左翼诗歌在时间线和逻辑链上将各种意象有序安置,从而营造出革命必胜的前景,带来不同于传统诗歌和早期新诗的光明意境体验。从左翼诗歌意象和政治之间的修辞关系着眼,可以成为观察新诗文体生成的一种视角。     

“后王维”时代的王维接受

"后王维时代"的王维接受,呈现出接受的多元和动态的特点:全盘接受—部分接受—全盘拒绝。走向王维和走离王维,都是时代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无疑使诗歌出现了千新万变的繁荣,中唐诗人创造了别开生面的奇异世界。因此,王维的边缘化,其实质涉及到社会转型而引发的诗歌转型,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     

重铸古典风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对传统诗歌接受管窥

新诗的引发模式特征与反传统的姿态,很容易让人感到自20世纪20年代的象征诗派、途径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现代诗、朦胧诗至第三代诗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第三代诗以后的中国先锋诗歌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与古典诗歌之间是无缘而对立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明代河西在西北边镇的地位

甘肃镇是明代西北四大军事重镇之一,是明朝北部防务的重要军事体系。明代河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政治、军事、外交的需要,决定了明代河西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明廷对河西给予异乎寻常的关注和煞费苦心地经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明代河西重要地位的确立,促进了河西功能的发挥,推动了河西的军政建设和经济发展,这正是明朝经营河西战略成功的必然结果。     

河西宝卷对走廊文化的注解及其当代价值

河西民俗传统、民间信仰、家园观念等民间文化都是时代主流文化在河西地区不断沉积的结果,历史铸造了河西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河西宝卷是在河西这一特殊地域中经历了文化"潮汐"传承下来的,给我们的认识经验是:传承华夏文明即要延续家园向往的保障力,创新华夏文明不能将地方和中央分离,正如不能将"人"和国家分割为面对面的"个体",而是知行合一的"共同体",要真切把握文化之中的"人"的切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