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丕诗──兼论对“建安风骨”的再认识

南北朝以后，对曹丕、曹植兄弟诗歌的评价基本是抑兄而扬弟，甚而谓曹丕“去植千里”。本文在考察、分析曹丕存世诗作的基础上，认为曹丕诗歌创作不仅成熟较早、风格刚柔兼备，更在“三曹”中形成了以清隽秀逸为主导的创作个性，独树一帜，体现了建安诗歌与汉末诗歌的内在联系。后人贬抑曹丕诗歌根本原因在于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建安风骨”是当时开放活泼、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雄健刚劲之作是其中的一种风格，曹丕诗歌则反映了“建安风骨”的另一个侧面。     

简论《七品芝麻官》中唐成的戏剧形象

《七品芝麻官》中的丑角唐成,是河南地方戏中一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丑角形象。虽是芝麻小官,却举起了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大旗,敢于与权势叫板。无论是他的勇敢机智的性格特征,还是他滑稽可笑的行为举止,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将从唐成角色塑造的方方面面,来探究唐成这一丑角形象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再议曹操高陵葬制——以对曹丕黄初三年诏的分析为中心

对于曹操葬制存在诸多争议。曹丕黄初三年(222年)诏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也为相关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在看来,高陵"陵上祭殿"确实存在。被称为曹丕"终制"的诏令被赋予传世之戒条的意义,当时已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公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文件。不论魏文帝曹丕的本意如何,这一诏令所取得的宣传效应是明显的。我们以为这篇措辞严厉的文字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曹丕对于违诏"妄有所变改造施"的诅咒,体现曹操宣告薄葬的遗制,应当得以遵行。我们通过魏文帝曹丕"终制"的文字可以推知,如果他确实对于曹操"薄葬"遗令"有所变改造施",一定不会痛斥反薄葬行为是"愚俗所为",也不会自认"弃君于恶"、"爱以害亲"、"不忠不孝"之名,当然更不会使用"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一类激烈言辞。很可能文帝黄初三年诏和文帝"终制"原本属于一个文件,也许统称为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诏"是适宜的。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马端临注意到的"魏武父子遗令俱欲薄葬"就表现出了连贯性和完整性,其中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亦有更值得我们确信的价值。     

从传播过程看曹植与曹丕文学地位之高低

曹丕、曹植兄弟生前各自文学成就斐然,但自汉魏以来,曹植的文名和文学地位一直居于曹丕之上。究其原因,除了两人本身难以比较的文学才能之外,从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来看,无论从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还是传播渠道、传播效果来分析,曹植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都要优于曹丕,自然曹植的文学地位高于曹丕。     

论郭沫若对曹丕、曹植的臧否

曹丕、曹植均为三国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二人文学成就的高低历代评价不一,崇植贬丕乃为主流。郭沫若先生认为历史上对曹植的评价过高,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历代评论家们不符合实际的言辞造成的。曹植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乐府和五言诗方面,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建安文人共同促成的,他的文章中的华丽词汇并不能说明其有很高的文学成就,与曹丕文章中所蕴含的关心民生疾苦的感情是无法相比的;曹植虽然聪慧过人,但其放荡不羁的性格影响了他的政治前程,而把这一切归咎于曹丕的陷害是不正确的评判,性格的差异和行事作风的不同才是二人政治成败的重要因素。郭氏将二人的文学成就、政治成败与人物性格相联系,不仅促进了对曹氏家族问题研究的发展,也对魏晋士族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晚清教民的尴尬身份:"二毛子"、另类百姓、大清子民

晚清,天主教和基督教依恃武力大规模进入中国,在社会上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教民。教民不祀祖宗,不纳戏份,既违背中国固有的传统,又疏离现实的村社生活,还借助教会的权势而获得某些殊遇,对晚清传统的社会权势格局形成冲击,引发民教冲突。在晚清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中,夹在华洋之间的教民,成为非教民眼里的“二毛子”,官方眼里的“另类百姓”,洋人眼里的“大清子民”,身份颇为尴尬。     

评司马光、欧阳修论冯道

五代时人冯道历仕五朝八帝 ,且位不离将相、三公三师。欧阳修、司马光以“正女不从二夫 ,忠臣不侍二君”为由 ,指斥其为“无廉耻”的“奸臣”。二人的看法有失客观公正。对处于五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物不能简单地以侍奉了几个皇帝来定其忠奸 ,而应看其言行是否有益于百姓、邦国     

言语行为视阈下医患会话权势不对等关系探析

本研究运用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解释框架,对医生和患者会话中的言语行为进行分类比较与分析,进而揭示医院门诊医患会话中的权势关系。研究表明,在门诊医患会话交际中会呈现出一种权势关系,这种权势关系往往是不对等的。医生常用发问、阐述、指令类言语行为来询问患者或诊断病情,通过履行自己的职责来体现权势的优越性,而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患者却以应答、陈述、表达类言语行为来回应医生,以表示顺从与尊敬。     

青霞沈炼先生二三事考

明朝这一代,从一开始国势就不是很强盛的。内忧外患的动乱,无时或休。而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手植纲常,心悬社稷,不屈服于权势之淫威,不浮沉于得失之恶习,风义凛凛,丹心耿烈,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己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写作时代问题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或称为《焦仲卿妻》,亦或以首句名篇,称为《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计有357句,凡1785字,在古诗中算是最长的一篇。其实,它之所以著称,并不只是在篇幅长,兼因它有多种的代表性。我们从这首诗可以明白封建制度下婚姻的不自由和家庭的黑暗情形;我们更可以从这首诗去了解古代的许多习俗、妇女生活状况以及古诗发展的迹象。所以,它既是名贵的文艺作品,也是重要而稀罕的历史资料。 本文的范围不拟涉及太广,只准备论定这首诗的写作时代。徐孝穆《玉台新咏》把这诗位于繁钦之后、曹丕之前,隐然认为汉     

试论曹操南征荆州及东进江东的战略决策

目前 ,学术界有人认为公元 2 0 8年曹操南征荆州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这导致了其兵败赤壁。曹操正确的决策应该是重兵西向 ,攻取汉中 ;也有人认为 ,曹操在占领江陵后 ,磨磨蹭蹭 ,耽误了几个月的时间 ,以至贻误战机 ,终致赤壁之败。本文认为 ,曹操南征荆州非常及时 ,也非常成功 ,赤壁之败不是南征荆州决策的失误 ,而是曹操在占据荆州后 ,立足未稳便急躁东进造成的恶果。     

论老舍与曹禺的婚恋择偶观

老舍和曹禺独具特色的婚恋择偶标准既是他们女性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们和女性真切交往的现实反映。理性使老舍没有在那场刻骨铭心、美好曼妙的初恋失败后走向沉沦,反而坚定务实地寻找适合于自己的人生伴侣并组建起幸福温暖的婚姻家庭。激情使曹禺大胆走出不满意的婚姻,勇敢寻找自己的真爱和归宿,三次婚姻并不代表曹禺朝三暮四、喜新厌旧,恰是他作为现代文明人,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男女两性婚恋的明证。老舍、曹禺无论是从理论抑或实践都给我们现代人在婚恋择偶方面做出了示范,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也许不简单地限于文学范畴。     

曹著高续《红楼梦》的铁证——贾雨村续娶娇杏时的初仕背景异叙引发的思考

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是新红学派的一大功绩,近年多遭异议。贾雨村初仕时续娶娇杏事件叙述的前后不一为书中自证。他首次被革职前经历的两种说法均不合曹雪芹原意。其实情是:贾雨村中进士后先当一任知县而后擢升知府,赴任途中巧遇娇杏续娶为妾,不到一年被革职于知府任上,前后任官凡5年。高鹗续写雨村作知县时便娶娇杏是错断。历代步其后尘者甚众,以讹传讹,积重难返。此宗牵涉到贾府及诸多人物、事件的发展空间无法链接,甚至被误解为曹雪芹未及审改的舛错或败笔,由此可知高鹗暨后学辈与曹雪芹之间的巨大思想与艺术差距。这种前后不榫合恰恰铸成了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难以销匿的铁证。     

《红楼梦》与《姑妄言》

曹去晶在南京生活和创作《姑妄言》的时代,正是曹寅父子任职江宁织造、由显赫一时走向抄家没落的时期。同为辽阳人的曹去晶与曹寅父子有所交往,当非无稽之谈;而曹雪芹与曹去晶相识,并在南京或北京读过《姑妄言》的手稿或抄本,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事。《红楼梦》“大旨谈情”,而《姑妄言》“大旨讽世”;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二书有诸多异同之处,从中不难窥见《红楼梦》受《姑妄言》的影响,以及《红楼梦》对《姑妄言》的继承和创新。     

论曹勋词的雅化

曹勋为北宋末年慢词大家，其词作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融入了自我的人格精神和审美趣味，含蓄典雅，推动了文人词的雅化。内容上以士大夫的高情雅趣修正花间绮艳题材，以词言志，使词向风雅精神回归；艺术手法上以才学为词，追求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这些都与时代风尚、本人丰富的学识、艺术趋尚及其父曹组的创作命运密切相关。     

曹禺前期戏剧的三种思想资源

本文通过对曹禺戏剧的文本分析和考察曹禺的精神历程发现:曹禺在建构自己的前期戏剧时整合了基督教文化、中国道家思想、西方生命哲学等思想资源,由此形成了自己剧作独特的结构和思想意蕴。曹禺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与他善于整合各种精神资源有因果关系。     

论曹植章表文的抒情特色

章表文是曹植一生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曹植章表文在抒情内容上,多抒发其报国之情、骨内亲情、哀怨之情和感恩之情,在抒情手法上,善用典故、散句和比兴之法,从而使其章表文具有鲜明的特色。曹植在章表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曹禺悲剧与喜剧精神立场之比较研究

曹禺创作从前期悲剧转入后期喜剧涉及到他的深层精神立场。超越精神是曹禺悲剧的精神立场,实用理性是他喜剧的精神立场,《北京人》作为正剧是两种精神立场冲突的结果。由此可以深入地分析曹禺创作的内在理路,把握曹禺剧作的深层意蕴,并对曹禺创作道路及其所依托的精神传统展开一定的反思。     

曹植重视民间文学观念管窥

曹植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活动中,也展开了积极的文学批评,提出了相关的论文主张,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因为曹植曾经说过“辞赋小道”而认为曹植对文学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但这种观点与曹植在创作上的成绩相矛盾。事实上,曹植重视文学,尤其对民问文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