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社会与责任政府

近来"幸福广东"这一词语,已经作为一个规划理念流行起来。这意味着政府将要担负起建设幸福社会的重要责任,意味着一个责任政府需要将幸福社会作为核心目标加以追求。政府将要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实现幸福社会目标。     

浅谈陕北民歌的保护和传承

延安时期的新民歌运动,为当下地方文化建设提供了巨大想象空间。地方政府主导的陕北文化品牌建设,过分追求以"红色文艺"形象出位,割断了陕北民歌与传统的密切联系。从"非遗"视角出发,回归"原生态",唤醒民歌手对传统文化自觉,应是陕北民歌保护传承的策略取向。     

论加强政府信用建设

政府信用是政府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就是要以建设“有限、责任、法治、透明、公正”的信用政府为目标,构建政府职能明确、配置科学合理、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有限政府;建设依法行政、行为规范的法治政府;建设职、责、权、利统一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服务周到的责任政府;建设决策、执行、监督的信息公开的程序科学合理、民主参与、公开透明的透明政府;建设政企、政市、政事、政社分开的管理服务与部门利益分离的以保持社会公开、公平、公正为己任的中立政府。     

论建设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以全新的服务理念为支撑,充满生机和活力,不断追求发展和进步的政府。它突出以民为本,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整体效能和服务水平为中心,以"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为目标,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公共服务为特征的政府管理体系,形成有利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机制与有利于各种生产要素竞相迸发的社会舆论和文化环境。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客观要求。     

以人为本建设幸福广州的心理学思考

建设幸福广州在理论体系上可有效运用心理学的原理,明确其内涵,建立多重目标体系。有效运用心理测量规范,制定专业的指标体系,合理抽样调查,综合运用评估方法,做好幸福广州的量化评估。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政策措施的心理效应,拓展幸福广州的建设途径:要以居民心理感受为导向,获得社会认同;以社会管理为抓手,满足居民合理需要;以文化建设为引领,树立正确心理导向;以社会心理疏导为途径,增强居民幸福感受力。     

生态型政府行政文化建设探析

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实现政府自身的创新与发展,生态型政府作为新的时代背景下所提出的政府范式理论应运而生,与其相对应的生态型政府行政文化也应进行调整和改革。生态型政府行政文化以树立"生态优先"的行政价值取向、"绿色GDP"的科学政绩观,以及"科学、系统"的行政思维方式为其基本特征。通过培育政府生态行政价值观,促进生态公民的养成以及良好生态制度环境的建立推动生态型政府行政文化的建设,从而实现生态治理的目标。     

论马克思的幸福观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幸福观是对前人幸福追求的反思和超越。它将需要的满足作为幸福的内驱力;它把劳动视为幸福的源泉;它以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幸福的终极价值目标。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的幸福观为指导,在肯定个人正当利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前提下逐步提升幸福;在使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的过程中感受幸福;在奉献与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快乐中升华幸福。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教师文化责任的践行路径探究

作为乡村知识群体的农村教师,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书匠角色,他们除了承担日常的教育教学任务外,还要承担重要的社会文化责任。农村教师践行文化责任的有效路径主要有:引领新农村先进文化建设,培育农民核心价值观;推广农业科技培训,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进行农民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重构新农村法治文化;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传承与创新农村优秀传统文化。     

海洋油污损害的“补救环境”法律责任探析

"补救环境"是对受损环境的直接救济,污染环境的责任人应当承担"补救环境"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的海洋油污损害法律责任制度尚未明确规定"补救环境"责任的形式,且在责任限制与免除情况下可能导致"补救环境"责任的缺位,亦欠缺"补救环境"责任履行的监督机制。应当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具体规定海洋油污损害责任人的"补救环境"责任形式;推进海洋油污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填补制度以增强"补救环境"的可行性;政府在"补救环境"方面居于"最终"责任主体的地位,应明确政府对"补救环境"法律责任履行过程的监督职责。     

文化 让人民更幸福——广东文化惠民工程新探索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党的十七大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先行地区,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扎实推进文化建设,努力建设文化强省,"幸福广东"。文化惠民工程作为建设文化强省和"幸福广东"的重要工程之一,它的实施对文化强省和"幸福广东"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执政的合法性与参政的合法性——当代中国责任政党政府建设的思考

在中国政府过程中,执政党、参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成为政府过程的主体.从责任政党政府理论的视角看,政党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这也对当代中国的政府过程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中,执政党、参政党都要加强组织建设、纪律约束和纲领建设;既要关注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也要关注参政党的参政合法性;此外要对利益集团参与政府过程保持清醒的认识,实现政党、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双向功能整合.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政党与人大、政协及政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社会转型期的政党责任,才能在整合社会的同时也改造自身.     

挖掘和利用广府文化资源加快建设广州市越秀区文化强区的若干思考

作为广州千年不变的中心城区——越秀区,如何抓住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机遇,以其"广府文化源地、千年商都核心"的地位,发挥世界文化名城"文化引领"功能,挖掘和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加快对过去"文化大区"向"文化强区"的转变,为建设"幸福越秀"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时代赋予越秀人不可推卸的神圣历史责任.     

论人工智能企业的伦理责任

任何企业都应该以实现经济目标和承担伦理责任相统一为追求,人工智能企业也不例外。人工智能企业需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中承担好自身的伦理责任,但人工智能企业在承担伦理责任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矛盾困境,如生产环节面临可靠性困境和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发展困境,分配环节面临分配不公困境,交换环节面临信息不对称困境及消费环节的消费主义困境,需要积极地进行伦理治理以促进人工智能企业承担伦理责任,最终推动人工智能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此,提出人工智能企业承担伦理责任的路径：坚持人文价值、坚守契约精神和弘扬社会美德。     

以“人”为中心引领都市文化建设

以"人"为中心,就是一切以人的需求和发展为出发点.这一理念在都市文化建设中,就表现为在对人的高度关心的基础上寻求实现现代都市发展目标的最佳途径.具体地,从社会即都市的"外部"角度来看,以"人"为中心,是指一切为了大众,即尊重大众、服务大众、方便大众,树立"一切为了大众"的都市文化建设观念;从都市自身发展即都市的"内部"角度来看,以"人"为中心,是指一切从市民出发,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树立"一切从市民出发"的都市文化发展观.由此可见,不论从都市"内部"还是"外部",都市文化活动都是围绕着"人"、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因此都市文化建设,必须遵循以"人"为中心、引领都市文化建设的原则,才能最终实现都市文化建设的目的和意义.     

高校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社区文化建设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现代化程度和一个民族文化教育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但是,我国的社区文化建设在取得相应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高校必须自觉承担起文化建设与文化创新、文化育人与文化传播的历史责任,确立"以人为本"的社区文化参与理念,确立并完善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模式,建立和完善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评估机制。     

以政府制度创新推进和谐政府构建

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和谐政府建设必须先行。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阳光政府是和谐政府的基本内涵。构建和谐政府必须加强政府制度创新,以法律制度创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责任制度创新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以管理制度创新推进服务政府建设,以办事公开制度创新推进阳光政府建设,努力把我国政府建设成一个法治、责任、服务、阳光的和谐政府。     

企业环境责任探析

企业环境责任要求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企业环境责任以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形式存在.我国企业环境责任承担还存在不少问题,其直接原因在于法律约束的乏力,但背后更有立法理念、政策导向和道德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原因.企业环境责任实现机制的完善途径主要包括:完善法律机制、发挥政府的作用、重视市场引导与社会监督.     

人大常委会制度:中国地方政府责任的“基石”

在地方政府责任更加细密化的今天,作为地方人大的常设机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监督地方政府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理应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责任的"基石"。人大常委会制度在推进我国地方政治法治化、民主化和政务信息传输功能三个层面均对地方政府责任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度在现实运作过程中性质不充分、价值原则不牢固、轨道不合理、功能不完备,没能很好承担起地方政府责任"看守者"的角色,甚至严重阻碍和消蚀着地方政府责任的实现。因此,必须改革我国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度,使其担负起保障地方政府责任与肃清地方政治的重任,要点有三:一、地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二、地方人大常委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三、地方人大常委会具备更大的压力、动力和更有效的技术去监督地方政府。     

“以人为本”的三重历史内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然而"以人为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任务和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以人为本"主要表现为"以民生为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以人为本"主要表现为"以人的享受和幸福为本";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以人为本"主要表现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主要)含义都包含着其他两方面的内容,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某一具体内容或内涵表现得更为突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以民生为本"和"以人的享受和幸福为本"相互交织的历史过渡中。     

论国家财政、公共财政、民生财政的理论演化路径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折射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财政理论的演变史折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国家财政论,强调财政是凭借国家权威,通过强制性、固定性与无偿性的手段参与分配,以实现国家职能;市场经济条件下孕育的公共财政论以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其核心是政府通过合理限度的财政活动来调控经济,以达到纠正市场失灵,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阶段,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错位与失衡,则呼唤"人本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民生财政走上历史前台,它顺应时代与社会,必将承担起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而护航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