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出版活动中: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还有所包容,《骆驼草》则是一份同人刊物,体现了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倾向的反拨和对纯文学的坚守。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是＂人＂的,文学是＂个人＂的,文学是＂个性＂的,文学更是＂自己＂的,构成了相对完整、内容丰富的一个系统。在＂人—个人—个性—自己＂这一逐层收缩的价值系统中,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对于＂个人＂的理性自觉和情感坚执。当他以这种思想来批判封建礼教时,这种理论发挥的是积极的作用,但当他把人的生物性单独地夸大并使之与人的社会性相割裂时,这一理论的消极作用就暴露出来。这种个人原则的至高无上性决定了周作人以保持个体的个性自由和切身利益为最终选择,放弃了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担当。     

论周作人的人本文学思想

研读周作人《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看出他一贯坚持的自然人性、个体自由、艺术独立等人本文学思想。周作人把文学分为“人的”和“非人的”、“为艺术的”和“为人生的”、“即兴的”和“赋得的”,再通过比较、选择、整合,构建一种理想的合乎人性的文学样式。     

论厨川白村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周作人的文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灵肉一致”的理想人性、个人与人类的统一及“苦闷的象征”等文学总体观念上,周作人受到厨川白村的启发,但也有他自己独特的思考。     

周作人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周作人在“五四”初年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有为启蒙主义所利用的功利因素,但也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和理论基石;他在“五四”后期开辟的“自己的园地”则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次富有成效的个人化实践;他在３０年代仍然坚持超功利、重审美、重“言志”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并广有影响。总之,周作人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内的最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推动者     

周作人文学思想三论

文学思想意指对于文学的思想。周作人提出“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掐臂见血一、“视觉的盛宴”等文章观念，忧惧心理是周作人杂诗文化心理的主要内容。文学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文学就是强调个性，失去了个人，文学就异化了，也抹煞了文学。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周作人的“人学”理论辨析

周作人的“人学”理论立足于生物进化的视点,探讨人的生存和个性的发展。他试图以“大人类”的观念、平民和贵族的精神来消解或淡化国家、民族和阶级等观念,在“人类”、“人间”的背景之下突出人的个性追求的价值和普遍意义,这即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内涵。它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荒谬的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新村主义理想对周作人的“人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镜花缘》“君子国”里“让”与“争”的道德解析

"好让不争"是《镜花缘》君子国里极力加以渲染和"雅化"的道德模式,其最核心、最集中的东西是通过一些"交易光景"展现的。通过对书中几处"交易光景"的解析,认为"好让不争"实质上已变成了"因让而争",这样"让"也就被自身所否定,变成了"不让",虽不是惯常的损人利己性质之争,而是损己利人性质之争,然损己利人与损人利己本是出发点不同,但最后都落实到一个"争"字上,这个"争"字从本质上讲并无高下之分,都是为一己之私而争,都有违"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道德要求,于是道德异化为不道德。只不过一是为自己的精神利益,一是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形成君子国里的道德悖论。从中也能感受到作者最大的困惑。     

《民之父母》"(言午又)"字释读辨析

关于上博(二)《民之父母》9简“”字的释读,学术界颇有分歧,或释为“许”字繁文而读如字,或释为“许”字繁文而读为“语”,或释为“诗”字异构,或释为“辩”字异体,或疑为“语”字异体。文章辨析各家之说,断以己意,在较为详细的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当为“语”之异体字的结论。     

“搞”的句法、语义和语用

动词"搞"是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一个高频词,句法上具有极强的组合功能;词语意义丰富,从动作义的凸显到动作义的虚化,表现出语义泛化的特征,同时,具有经济、口语性强的语用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境界"、"意象"辨析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十分重要的审美范畴。关于意境的称谓,常出现将意境、境界和意象混为一谈的现象。这三个概念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文章将对此做一探讨。“境界”这一概念由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使用、强调和《人间词话》的深刻影响,似乎有等同和替代意境的倾向,同时,诗歌的基本单位———“意象”概念也由于没有明确的界说,而常常与意境等同。这三个概念都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且相互之间很难清晰的切分,三者既有密切的联系,有重合,但三者的基本特征和使用范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     

关于法人人格及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探讨

伴随我国法人制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法人人格及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理论探讨也逐步展开.法人人格的界定、评价是理论前提,探讨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构成要件、特征及其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左传》、《国语》否定副词比较研究

否定副词是汉语副词中的一个重要次类,在汉语表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先秦时期的两部重要典籍《左传》和《国语》,全面梳理两书的否定副词系统,通过对两书否定副词的描写和比较,总结了两部书中乃至先秦汉语中否定副词的特点和用法。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试析“红五月斗争”中产生“左”倾的原因

党领导的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东满地区的"红五月斗争"中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它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从毛泽东的"生产力"标准到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它们都是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用什么样的党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展开的重要论述."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继承和发展,是属于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

汉代川西高原地区的部落分布中,出现了同都夷地区紧密相关的"旄牛徼外"和"徼外夷"等,这些特定称谓蕴含和折射了川西高原地区"徼内"、"徼外"两地人群间的界线、关系与二者互动等情形,反映出都夷地区是当时联系"徼内"、"徼外"以及邛人、人往来及通蜀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