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探事机构—皇城司

皇城司,本为守卫皇城的禁卫亲兵,若汉之北军,唐之北衙。宋初号武德司,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改为皇城司。长官皇城使,为武臣升朝官,“其职任则选内外通领焉”,但非枢密院宣授。“而殿前(司)复不予此,此祖宗处军政深意也”。所谓选内外官通领,即以武臣与内侍为长官。而实际上武臣为皇城使者,只是表示资历的官阶,任事头目实为宦者,“本朝只此一项令宦者掌兵。……此项又以制殿前都指挥使之兵也”。枢密院在京房名     

说“气象”

文艺理论界一般都认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气象”是指诗词的艺术风格,①笔者认为,气象的基本涵义是指诗词形象,相当于今天文艺理论所说的“艺术形象”。 气象首先是“象”,是生动,传神之象。谢赫《古画品录》以六法的标准评画优劣,第一条即“气韵生动”,气韵即顾恺之所谓“神”。谢赫也称气韵为神韵,说:“气韵,生动是也。”画中人物颊上添毫“如有神明”,眼中点睛“便欲言语”,称传神,有神韵.杨维桢《图绘宝鉴序》亦云: “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作为形象的概念,气象之“气”含气韵之“气”的意义;气象即生动、传神的形象。请看:     

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棵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     

试论易安词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

《五灯会元》中说“平常心是道”。所谓大巧若拙,大雅近俗,便是强调艺术上的“平常心”。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热,乃造平淡”。说明艺术境界是有高低之分的。绚烂之极,便自然形成一股朴真之风。诗之陶渊明,词之李清照,堪称诗词玉宇间清真的“双子星座”。 绚烂泛彩,已是难以达到的境界,而“绚烂之极”的“平淡”,可以说是艺术境界中的难极之巅了。为什么李清照能够在文坛众星中独放异采而且光贯古今呢?本文试图就其家学渊源、作家素质、艺术构思和语言特点诸方面探讨易安词雅俗共赏艺术境界的形成。     

两宋词论尊雅观中的情志纠偏

在两宋词论尊雅观中,“雅”是一种审美追求,“诗”是一种文体参照,且都要求音协、字雅、才高、意新、以推尊词体为宗旨,等等.然而“情志”问题作为人性深层次的矛盾,是倡雅词论者首先要协调的问题.大体而言：北宋词论尊“雅”观侧重于纠“情”之偏执,其中本色之雅论者主情致、讲气象,而诗化之雅论者主性情、讲气格,以“志”统情;南宋词论尊“雅”观不仅纠“情”之偏执,而且纠“志”之偏执,使以“志”统情,最终达到理论上的“情”“志”和谐.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试说“五至”、“三无”和“五起”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着重探讨了“五至”、“三无”和“五起”三事。此三者分别对应于“志”、“气”和“气志”三大范畴,同时也对应着礼乐之实、礼乐之原和礼乐之用三个方面。“五至”强调了“志”的主导作用,谈的是礼乐之实;“三无”则主张“气”是“志”的外化,讲的是礼乐之原;“五起”是对前两者的进一步发挥,主要突出礼乐之用。其对应的“气志”则是“志”和“气”的统一,正如礼乐之用是由礼乐之实和礼乐之原所造就的一样。     

时空之钥--《山海经》的神秘数字探析(续)

《山海经》里的神秘数字有着特殊意义。抽取《山海经》中所包涵特殊数字 (即具暗示性而不纯粹为一般形容和计数功能之数 )的神话记述 ,进行分析 ,可寻找出《山海经》内之神秘数字 :三、四、五、九 ;从各神秘数字于《山海经》神话记载中之共通性及文本透露之线索 ,抽丝剥茧 ,解析其源起和象征意义 ,可发现神秘数字与初民时空观念间之密切关系 :数字三是“超越” ,象征“创生” ;数字四是“四方” ,象征“秩序” ;数字五是“中心” ,象征“完美” ;数字九是“边际” ,象征“极限”。笔者对《山海经》本文之客观统计与分析 ,辅以文字学原理 ,并引证人类学资料 ,冀能以《山海经》为基始 ,解开神秘数字之谜。     

朱熹"气象"审美论

“气象”是继“意境”之后的充分体现宋代美学精神的基本范畴。“气象”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潮和哲学精神为底里。以追求一种宏阔的形而上的主体精神为目标，以不同于“意境”而倾向于“境界”意蕴的重要范畴。文章从“气象”的流变、朱熹与“气象”范畴以及“气象”基本品格——“中和”、“浑成”等方面进行阐述，认为朱熹是“气象”理论的重要代表。     

代词复指前置宾语质疑

在古代作品中,常见这样的句子结构.例如:“秉国之均,四方是维.”(《诗经·小雅·节南山》)“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左传·僖公五年》)“姜氏何厌之有。”(《左传·隐公元年》)“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论语     

对构建唐崖土司皇城民俗文化村的思考

位于湖北恩施州咸丰县的唐崖土司皇城遗址具有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和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文章探讨了该遗址的史学、艺术、学术、文化和开发价值,对建立唐崖土司皇城民俗文化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并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及相应的对策措施.     

论日本明治时期伦理观念的变化及其特征

明治时期是日本国民近代伦理观念的形成时期。它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指的是明治初年到明治20年代初，这一时期伴随着启蒙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欧洲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使日本传统伦理体系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指的是明治20年代，这一时期是日本社会对欧化主义风潮加以反思的时期，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国粹主义为表现试图向主流社会伦理思潮复归。第三阶段指的是明治30年代，这一时期《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的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伦理观念的形成。     

“鲤”“鳣”考辨

传统训诂大多认为“鲤”和“鳣”是同一种鱼。其实不然。“鲤”是今鲤鱼，“鳣”是今中华鲟。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误读《尔雅·释鱼》“鲤鳣鳢鲩鰋鲇”条。     

关于西周成周城的几个问题

武王在位时初步营建过成周城,具体位置在今汉魏故城一带;成王之世重新营建成周城,在今瀍河两岸。金文资料表明:成周城是西周时期的另一都城,西周时期在成周设有宗庙,成周城是西周时期的另一政治中心。     

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唐文宗朝翰林学士

在大和五年（831）宋申锡事件前后的大和年间的翰林学士有着不同的群体特点,而在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前后的大和年间和开成年间的翰林学士的群体特点也不尽相同.在宦官专权背景下,唐文宗朝翰林学士进行了不同的政治抉择,同时,产生了复杂的心境.唐文宗朝掌握政治权力的还是宰相和宦官,翰林学士虽为唐文宗的近侍之臣,却还是要以朝臣尤其是宰相的身份才能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科举家族”定义商榷

就张杰先生对"科举家族"的定义提出异议,认为定义中的"聚族而居"应改换成"族员间有较强的血缘认同感"为宜,即异地进士若能认族归宗,即使两人世居不同的省府县,亦视他们为同一家族族员,突破必须世代聚居一地方可视为同一家庭的定义局限。     

唐代试律的套式

现存唐代应试律诗可根据尾联结句方式的不同分为祈请式、颂圣式、怅怨式和闲淡式等四种套式,这些套式既是唐代试律程式化的主要表征,也是后人讥评其＂体卑＂的一大原因。唐代试律套式的形成与试诗题目限制、格式要求及特殊的应试环境有关,同时与唐代文士包括知贡举者和赴举士子对试律本身并不十分看重的主观因素密切关联。     

解读古代中国的“忧郁感”

文章以范仲淹《岳阳楼记》等中国古代文献为主要对象,讨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忧”、“愁”和“忧患意识”等概念的文化内含,及其与现代西方文化中相关概念的差异。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忧郁”(melancholy)是西方文化进入现代历史运动中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和人与宗教的分裂是忧郁产生的两个基本根源;尽管古代中国有这些情感色彩相近于“忧郁”的概念,但由于中国封建文化的独特背景,它未具有现代性文化内含的“忧郁”观念。     

宋代约束后妃规制述评

宋代是一个重法制的朝代,＂祖宗之法＂贯穿整个宋代。由于后妃身份的特殊,她们须遵循的规制比较多。宋代约束后妃的规制主要有严密的宫廷制度、权力行使适度的垂帘听政制度、后妃政治的监督机制及封建伦理规范等。宋代后妃循规蹈矩的特点,造就了她们在政治上＂守成而治＂,在生活上恪守妇德。     

“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

准确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是构建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客观需要。纵观学术界现有对“红色资源”概念界定的理论成果,主要存在对“红色资源”的内涵主体认识不统一,对“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有争议,对“红色资源”的核心词把握不科学以及没有突出“转化”在“红色资源”概念界定中应有的地位等问题。通过分析,可以对“红色资源”的概念作这样的界定：“红色资源”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创造和形成的,可以为我们今天开发利用,且必须经过转化才能够彰显出其当代价值的革命精神及其载体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