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王蒙幽默风格的现实思想基础

对王蒙小说的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研究表明,从塑造典型人物和创造典型意境,捕捉典型情绪这两个角度来评价王蒙的小说,是不完全的。研究王蒙小说以讽刺和幽献的独特形式巧妙地剪取典型世相来估量王蒙小说的总体成就,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详考王蒙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历史,就会发现,王蒙对他的讽刺幽默体小说的     

成规的戏仿——论王蒙的元小说

王蒙的《一嚏千娇》和《球星奇遇记》是两部典型的元小说 ,它们代表着王蒙在小说创作上的自觉 ,标志着作者一种理性的、宽容的相对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从元小说理论角度进行分析 ,王蒙的元小说创作不仅标志着当代小说创作的自觉 ,而且 ,王蒙的小说创作以个体的形式重演了小说的历史。     

革命亲历者的历史体验与反思——论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

"季节系列"小说是王蒙对建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际遇、生命历程、历史意义的一次总结。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经过多年的思索、沉淀,完成了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次自我反思。"季节系列"小说对于历史的认知与体认不同于"伤痕"、"反思"文学的既定模式,王蒙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历史现象的描摹与再现上,而是力求透过现象追问其背后的内在因缘,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因弥合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缝隙而成功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与历史的超越。     

"青春物语":王蒙小说侧论

解读王蒙小说叙事要掌握一个花--青春无悔、季节的献祭-青春怀旧,是王蒙小说"青春物语"三部曲.生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思考在庙堂和民间的夹缝之间,决定了王蒙创作的内在冲突性.从献祭性的共性叙事到消费性的个性叙事,"多变"视角使王蒙小说叙事别具创新性和生命力.     

命运长河中搏击、浮沉的人们──王蒙笔下的新疆兄弟民族群像

命运长河中搏击、浮沉的人们──王蒙笔下的新疆兄弟民族群像夏冠洲迄今为止，王蒙正面表现新疆各族人民生活的小说，共有二十余篇（部）之多，在其全部小说创作中占了重要地位。在这些作品里，作家大体勾画了新疆（主要是伊犁地区）自６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初期的历史风...     

"胜过"现实的写作:王蒙创作与现实的关系

在王蒙的写作中,总是有一种东西超出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这种东西真正显示了王蒙的敏感性.王蒙在新时期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时期前期的"春之声"阶段、本体转向的"来劲"阶段和后新时期的怀恋"季节"阶段.这三个阶段,王蒙都以特殊的方式与他所处的现实构成紧张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他始终以他独特的方式超出、胜过他所面对的现实.王蒙以他的反思性、以他的语言修辞策略、以他对历史的执著记忆,始终超出他所处的历史.也就是说,王蒙是如此深切地沉浸在他所处的历史之中,又始终超出了历史给定的界线.他与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我们不经意几乎觉察不出.这正是这种偏差的真实性所在.这使人们在把王蒙理解为一个主流作家时,有必要保持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     

论反思小说的政治向度——以张贤亮、王蒙作品为重心

作为对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思,反思小说曾在新时期形成文学热潮并引起强烈反响。总体而言,政治是反思小说的主要精神向度。这种精神向度既体现为对特殊历史阶段的政治得失的总结与考量,也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政治情怀的表达或政治身份的诉求。就张贤亮、王蒙两位反思小说代表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在张贤亮那里,政治苦难于知识分子来说不唯是历史的馈赠,而且是政治浴火重生的熔炉。而对王蒙来说,即使历史曲折让知识分子遭受政治打击与精神扭曲,也不能改变他们"虽九死而未悔"的"少共"情怀。     

激情的张扬与沉潜——王蒙小说的“弥赛亚”情结

“弥赛亚”是王蒙在小说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个独特意象,通过探讨“弥赛亚”所寄寓的复杂蕴含,可以梳理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王蒙作品所展现的对革命狂欢的赤诚赞颂到对知识分子“救世主”神话标榜的冷静反思,再到深刻质疑“弥赛亚主义”的一个精神历程.这既是王蒙作为知识分子自审和自救的心灵历程,也是王蒙文化心态发展和自身的历史定位调整的过程.     

十七年小说的现实主义轨迹──兼对某些作品重估

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中的文学发展,沿着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前进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三次明显的浪潮：建国初萧也收等人的创作,1956年王蒙等人的创作,六十年代初张庆田等人的创作。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三次断章。     

“费厄泼赖”与王蒙的小说创作

王蒙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了文学创作的“二度青春”之后,逐渐地把“费厄泼赖”──自由、宽容、民主、信赖、合作的人文精神熔入了自己的艺术生命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追寻王蒙小说创作的足迹,读者会发现他的这一独特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的自我艺术意识经历了一个不断个性化的过程,他的小说创作从主题的提炼、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幽默艺术形式的选择无不渗透着“费厄泼赖”的人文精神。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以戊戌变法失败为契机所引发的梁启超式的反思及其迥异于前的历史性行为,表征着历史由政治变革转向文化启蒙的深刻变化。它虽然只是发生于两次政治变革的历史空当中难以持久,但却有幸成了２０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开端。梁氏的文化批判及其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积极倡导,已揭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所关注的诸多基本命题,并以其在新历史层面上的整合,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     

刘大年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断想

刘大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学术上的是非功过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伏进退息息相关。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基本形态是革命史学、政治化史学,其症结在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处置失当。刘大年曾是革命史学的建构者和捍卫者之一。在革命时代终结之后,对刘大年等代表的革命史学更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     

马叙伦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

马叙伦与北京大学早期历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民国初年,马叙伦不仅在治学的领域和方法属于旧学一路,而且学术思想上仍带有明显的国粹主义取向。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新旧之争中,马叙伦以"旧派"学者的形象出现。他的这一倾向不仅受到支持新派的学生的挑战,而且面临来自新派同事的压力。不过,马叙伦的"旧派"形象主要是就其治学情况而言,在政治思想及人际交往方面他则偏于趋新势力。正因为如此,马叙伦在五四运动后不仅没有消极避世,反而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均占据教育界要津。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兼评百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考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不少论著中深刻反思变法的全过程,提出了许多有别于世人的观点.他认为变法本身没有错,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将他们的变法主张贯彻下去,除旧而不布新,变法而不变人,再加上光绪皇帝无权、守旧官僚反对,就无法使变法获得成功.这些看法对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乃至终身的思想观点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一百多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的研究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观点.     

20世纪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三次修正主义浪潮——兼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对左翼政治的启示

20世纪西欧左翼的社会主义政治史历经了三次大的修正主义浪潮,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彻底否弃。最终的结果是,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元素被修正主义全面取代时,西欧社会主义也就丧失了自身的理论辩护力和左翼立场,沦为与自由主义合流的修正主义思潮。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可以得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左翼运动,作为以自由和人类解放为己任的现代性的政治实践,有着自身不可或缺的正当性尺度和理论辩护的基础。当这一基础为修正主义所否弃时,左翼也就丧失了它自身的基础、可能性与价值。     

智者运动的实质及时代精神

智者运动是古希腊史上颇具影响的一股思潮。智者运动的兴起与雅典的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讲,智者运动作为一种启蒙运动代表着新的革命精神,其敏锐的批判精神、开明的理性气质、人文主义的起源及辩证的思想是希腊奴隶主民主制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也是当时雅典自由民自信的、积极的精神写照。我们探索智者运动的基本精神,从而科学地考察智者哲学的历史地位及意义。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欲望”书写中彰显启蒙“理性”——评郁达夫小说的“五四”品格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毫不顾忌地用“爱”这种欲望形式表现对自由和解放的不懈追求的作家。他的思想、创作虽然比鲁迅稍逊,但在“五四”文坛上,也是一位公认的大家。在“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他本身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能用人文主义的严肃态度探讨人的情欲和生存问题,从个体的本能欲望切入到所处的时代、社会;借欲望的外貌,灌注启蒙的理性,把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文本成为一面以独特视角反映“五四”时代人性觉醒历史的镜子。     

在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中徘徊的郁达夫

“五四”前后，郁达夫的出现是社会与文坛的另类亮色。他以一生的抗争与逃遁演绎着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对话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文坛上因政治话语的强悍而致使为自由、真诚作歌的文人逃遁的惆怅。郁达夫恰恰在这种无奈的逃遁中确立了他诚誉拥身的地位，显示了一个纯粹文人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