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部农村农民负担现状及治理

近年来我国中部农村全面推行的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的税费改革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农民负担问题还很严重。据此,在对中部农村农民负担现状作一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中部农村减轻农民负担的对策建议:一是严格执行减负政策,认真查处农负案件,实行问责制;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目标考核制度;三是加强对涉农价格公示制的管理;四是进一步加强对村级"一事一议"收费的规范管理;五是加快配套措施改革,减轻乡、村两级经费压力;六是采取有效措施,化解乡村债务;七是探索农民负担监管新机制等。     

农民负担管理体制缺陷与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治理

本文认为,建国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中央集权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型农民负担管理体制,但两种体制均没能保障农民及其组织应有的权利,农民及其组织仅仅是农民负担管理关系中的义务主体而非权利主体。当前,要从根本上治理农民不合理负担,就必须既对公共机关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又承认并保障农民及其自治组织在农民负担管理关系中的权利主体地位。为此,应建立中央集权,地方与农民及其自治组织分权的新型的农民负担管理体制     

对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的解读

"农民负担"一直是党和国家十分关心的问题,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的和谐,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本文对我国"农民负担"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对农业税减免前后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当前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对策.     

农民公平观念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关联

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既植根于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又依托于存在了近百年且形式不断演变的农地制度上,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而农民公平观念与税改前后不同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也有着相当强的现实关联。坚持农民主位的研究视角,从村庄内部向外看,税费改革前出现的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治理技术创新未能有效解决"钉子户"引发的农民抗税抗费行为,使农民基于享有土地承包权利和履行税费缴纳义务二者平衡关系基础之上的公平观念遭到了致命的挑战;而税费改革后新一轮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治理性危机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禁止清缴农业税费拖欠的刚性政策再次挑战了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公平观念,客观上导致村级组织呈现出"悬浮"的状态,而普通村民则开始在更多的领域均采取不合作的行为取向。     

中国乡村治理创新的区域差异

中国东部乡村和中西部乡村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这影响了乡村治理创新的方向和路径,由此产生治理创新的区域差异。东部乡村的治理内容超越了村庄的消化能力,推动了治理单元上移,并形成了行政化和市场化的治理路径;中西部乡村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要素流失带来的生产生活秩序失调,治理单元下移是有效的治理创新方向,且需要发掘社会动员的治理意义。因此,乡村治理创新应在治理目标和治理手段适配的条件下因地制宜回应不同区域的问题,尤其应重视中西部乡村在治理创新方面的主体性,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     

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与农民负担问题

在农民与乡村组织的长期交易过程中,不管农民在改革前后有没有意识到负担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还是无情地让弱势农民承担了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取消的政策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然而与此同时,一贯依赖于农民负担的农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处境也将更加尴尬。只有选择好与农村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产品生产路径,才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漠视"现象解构及其破局 ——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

农民治理参与缺位是影响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障碍,解析农村治理中的农民参与不足对改善乡村治理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基于"基层(乡镇)政府-农村-农民"整合分析框架解释农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漠视"现象.结果表明:农民"漠视"本质是农民治理参与不足、意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层面,基层政府治理悬浮、功能缺位,导致行政动员能力不足;农村层面,农村转型期空心化,治理机制(利益、情感和规则)不健全,导致治理能力不足;农民层面,农民进城、精英缺失,缺乏收益分配和利益关联机制,导致村民参与不足.破解该问题关键在于夯实基层政权建设、提升政府权威及其行政动员能力,健全乡村自治体系、提升自治能力,培育治村能人弥合治理结构洞、构建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等.     

免征农业税后乡村治理问题解析

免征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但同时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包括乡村财政入不敷出、村级债务更难化解、公共品供给缺失、教育事业发展投入不足和负担容易反弹等方面。破解困境应采取发展地方经济、加快改革步伐、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和加强监督管理等综合措施。     

“千万工程”经验助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浙江省实施的“千万工程”,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为起点,全面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乡村治理机制,问题导向、科学路径、精准治理为增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参照样本。“千万工程”通过丰富乡村治理组织资源、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提供了树立乡村系统治理理念、优化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协调乡村治理主体利益、创新乡村治理实践方法的经验启示。基于此,在未来改进乡村治理中应健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聚焦农民关切,突出民生导向;构建共治格局,改进治理效能;坚持统筹推进,强化多元保障。     

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的治理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多元主体凭借什么样的治理资源参与乡村治理,这些治理资源是否配置合理、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治理效果的好坏。文章在梳理了乡村治理主体可资使用的各种治理资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凭借各种资源参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行为关系及治理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治理资源优化配置、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有效路径。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南地区农民负担剖析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南地区的农民负担主要表现为农业税负担,此外,还有某些摊派和义务工等非税负担.从典型材料来看,这一时期农民的负担比较重.这一状况与当时财政经济非常困难直接相关.以农业税为主的农民负担对充实财政,促进国民经济恢复起了重要作用,农民对乡村公共需求的分摊,有力地支持了基层政权的建设与巩固.     

乡村治理的复杂性转向及其应对

从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因素出发,以乡村治理内容和程序公正为原则,主张外向型治理力量向监督治理程序、维护治理秩序方面转变,政府需有原则地规避乡村内部问题的治理。强调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保证治理内容和程序公正,以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弥补外向型治理格局的缺陷。以此实现内外结合,提高村民参与度,共享乡村共同利益,最终形成共享式治理模式。     

"无税时代"下农民负担探析

2006年实行长达2600年的农业税将被全部取消,那么农民是不是不用再缴纳任何税收?是不是像人们相象的那样农民进入了"无税时代",农民负担是不是减轻了?文章分析指出了取消农业税只是减轻了农民的直接税收负担,农民仍承担着大量的税外收费、工农产品和农地的价格"剪刀差"对农民补偿严重不足等造成的农民负担.因此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负担仍然十分沉重,农民负担仍需进一步减轻.     

农民负担不公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农民负担不公是客观存在的。负担的不公平是导致部分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农民负担不公的产生原因主要是农民收入存在地区性不均衡、多主体平均值与单个主体绝对值不均衡、农民收入统计、计提与实际不均衡。由此而引发诸多负面效应。解决农民负担不公必须建立健全农民人均纯收入抽样调查样本；按村计提、乡统筹、村提留的原则组织各种提留；推进税制改革，实现课税公平合理；对乡村公共投资实行谁受益谁负担，受益大则多负担，受益少则少负担。     

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三农”问题一直是政府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没有广大农村的现代化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 ,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虽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但近年来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缓慢增长的态势 ,有些地方尽然出现了发展停滞甚至负增长趋势。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则是农民负担问题。本文将从农民负担基本概念的界定入手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农民负担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继而探讨了农民负担问题将产生的经济及社会后果 ,并提出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论农民负担沉重的体制与制度根源

8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负担问题逐步上升为诸多农村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农民负担问题的表面现象是农民负担过重,但实质在于农民负担体制的不合理上,农民负担沉重的原因在于农村公共分配秩序不规范;在于农村基层制度即现行的财税、行政体制的不规范以及农村集体财产产权关系不清等方面。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深度贫困地区生态治理区域化的体制障碍及路径重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为乡村现代化建设指明道路。近年来,乡村地区的生态治理逐步呈现出区域化状态,跨区域污染的乡村生态问题层出不穷,乡村生态治理区域化一直是治理的难点和盲点。而乡村生态治理区域化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尽管当前体制结构存在不少治理障碍,但是体制结构不可能取消,因此,需要进行以区域协调体系和区域治理协同为基础的区域治理共同体的路径重构。     

我国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分析

文章首先阐述了我国农民负担问题的现状及特点,指出农民负担问题是和"三农"问题紧密相连的.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打破二元户籍制度、城市化、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缩减乡镇机构、费改税以及实施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等一系列标本兼治的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     

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衡阳农民负担问题调查的思考

农民负担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农民负担过重由来已久,原因多种,问题严重。必须高度重视,综合治理。统筹城乡发展,增强农民负担能力;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强化领导责任,规范涉农收费;严格审批程序,加强资金管理;强化农民负担执法监督,加强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等是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有力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