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学术界 ,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 ,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 ,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 ,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相反 ,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诩 ,并对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梁漱溟没有限于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 ,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

在学术界，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序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没有限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急，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这不能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梁漱溟折中主义文化观的成因及价值

梁漱溟之所以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构筑了一个折中主义文化观体系。其原因是:首先,梁漱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折中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次,则是受其绝对整体主义文化观和主观文化论的影响;再次,是因为梁漱溟不能正确理解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辨证关系。通过对梁漱溟的个案研究,通过对其文化理论的得失的考察,可以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某种程度上的学理上的参考。而梁漱溟早期文化观本身有关内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梁启超文化观的重新审视和评价

本文认为,粱启超在早期和后期所持的文化现实际上具有一致性,这种理性的中西文化观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反时"西学中源"说,承认西学的独立性和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反对全盘西化的文化取向,而认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由此,他力图寻求一条中西文化"化合"之路,构筑一种人类的新文化.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融化传统文化、文学的思路

本文通过阐释郭沫若“五四”时期文化、文学观念、文化思想史研究、文学创作实践的一些特点,说明他在当时对于融化传统文化、文学有价值成份问题已有自觉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与复古派、东方文化派固守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旧质的保守主义态度绝然不同,而对早期《新青年》派不无偏激的建设新文化观则是一种补充。     

论马克思的中国文化观

马克思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化,那就是人类历史文化整体发展的视点以及唯物史观,他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马克思中国文化观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西方人的中国文化观,而他对东方文化的认识则是他的中国文化观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马克思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互结合为基础的闭关自守的文化,但它是人类文化活的化石,有着一种坚韧的优秀品格;并指出要想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历史性的进步,就必须打破封闭自守的状态,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革,使中国融入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     

"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看梁漱溟对民主与科学的思考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对民主与科学的思考,不是在反对民主与科学,而是集中在如何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之精神。他的基本方法是"全盘承受"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同时对西方的人生态度进行"根本改过"。其独特之处在于既积极主张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又积极肯认儒家伦理人生在现代乃至未来的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这种文化调和主义的立场又使得梁漱溟在理论上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     

从文化观差异看梁漱溟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

胡适的孔子研究是其“整理国故”的一次具体实践。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胡适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其西化视域下的孔子研究也受到质疑和批判。梁漱溟的孔子研究基本上是回应胡适之论而起,但其结论往往针锋相对。梁漱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恰是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文化观的冲突。     

李大钊早期传统文化观初探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李大钊文化观研究的文章大多数认为李大钊是传统文化的叛逆。是反传统的斗士,而事实并非如此。笔者以为,早期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极为慎重的。他一方面对封建文化作猛烈的批判,要求对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部分作积极的改造;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严肃的鉴别和认真的吸收,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早期李大钊的传统文化观具有折衷的倾向,这在以后的“中西文化调和”主张中又再次     

論《尝試集》的思想傾向和历史地位

<正> 在一九五五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胡适的《尝试集》曾被认为是“与我们真正的新文学根本是背道而驰的”、“反人民、反革命”、“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毒药”。这样的批判显然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毫无疑问,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学者,但是,他走向这条反革命道路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五四运动以前,他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全面地坚决地反对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五四运动时期,他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班新人物”那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党八股》)。不过,他只反封建主义,不反帝国主义,所以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对文化革命进行领导的时候,只能充当一个盟中,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自身特质中缺乏现代化的质料。传统文化缺乏民主与科学,西人之长吾人之短基于此。但这只是表层原因,总的根源在于“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于是他提出了走上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但最后都落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模式的抉择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论当代新型农民的文化诉求与理性导引

农村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同时,旧式农民的文化传统,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也逐渐随之消解,开始向现代转型。与此相应,农民的文化诉求,如与现代农业生产相适应的科技文化、与当代文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文化、贴近农民生活需求的大众休闲文化、保障农民权益与农村稳定的制度文化等也出现了多方面、多格局和高层次等趋势。有鉴于此,正确引导农民文化选择的自觉性,以先进的主旋律文化引导农民文化诉求的方向,以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增强农民文化诉求的底蕴,以最新的科技文化提升农民文化诉求的层次,不仅是农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且是农村社会协调发展的紧迫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革命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文化的历史演进所积淀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既展现着举世公认的辉煌,又记录了民族的伤痛。现代化使命所必须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代革命,必须综合自身优秀文化精华与世界先进文化,并实现自身对其中腐朽传统的超越。中国超越自己文化中的腐朽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驶上当代世界科学技术革命轨道之日。     

中国现代小说作家与孝文化的人格取向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孝文化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其中不乏偏激否定。中国现代小说作家在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等西学思想的影响下反传统却又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在精神层面与实际行为上常常会有两种文化力量的对立冲突,从而影响着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价值取向,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人格。传统孝文化既包含了亲亲之情的孝道,同时也包含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孝道。文化的复杂性和作家文化选择的主体性也影响着中国现代小说作家的文化人格。     

文化学的文化批评模式探讨

文化批评并不仅限于文化批判。文化学的文化批评着眼于人类文化,坚持文化主义的理论立场,是与政治诗学的文化批评不同的一种文化批评模式。探讨文化学文化批评的批评立场、问题域、批评特征等问题,有助于澄清对文化批评的模糊认识。     

基于哲学与文化视阈中的农业科技问题

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不仅是科技问题，还是哲学文化问题。从文化与哲学的视野关注农业科技与文化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往的农业科技问题研究只是突出了农业科技体制视角、农业科技生产力视角、农业科技与自然文化的视角。这些研究的缺陷是对农业科技发展在农村社会中的应有地位把握不够准确和全面，导致农业科技在农村社会发展中出现矛盾，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农业科技发展应从哲学与文化的层面重新审视，关注中西农业科技文化史的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与农村文化的关系，从综合研究向政策策略过渡，促进科技体制与科技服务的更新。     

文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

生态危机不能简单地归为文化危机,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可分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自工业革命以来,文化的发展一直就表现为重科学而轻人文,随着人文文化的日益边缘化,相伴随的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持续恶化,所以生态危机实质上更应该是人文危机,从这个意义而言,文化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由此而言,解决生态危机的文化路径也就是构建新的文化:生态文化,一种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文化,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原因探析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与融合是当前文化学研究与建设中的热点,但目前学术界大多从融合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文章在叙述两种文化分裂的基础上,探讨了导致它们分裂的原因,旨在促进二者的融合.     

论栗木文化意蕴的形成及其表现

森林文化是近十年来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它吸引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一批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使这片园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些研究除了从整体上对森林制度、生态文明、森林文化进行探讨外,还具体到单种树木,比如松柏文化、杨柳文化、槐文化等。栗木文化隶属于森林风俗文化范畴,栗木及其果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人赋予了它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生殖崇拜主题。这些文化观念又往往通过宗社祭祀和其他民俗活动具体形象地呈现出来,深刻反映出古代人们的土地崇拜、生殖崇拜等观念,对我们了解古代文化以及当前有关民间遗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