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跃进

自从陈伯达同志为了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跃进,提出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后,全国各地史学工作者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我曾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厚今薄古”座谈会,深受启发。对于历史科学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问题,我是同意范文澜同志的意见的:“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是兴无灭资还是兴资灭无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新史学工作者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立场上,以厚今薄古、兴无灭资为己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使历史科学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在过去受到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史学影响的     

从厚古薄今到厚今薄古是史学界的革命

解放以来,史学界在党的領导下,在马列主义学习和历史科学的研究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到目前为止,历史学界还存在着严重的厚古薄今的傾向。为了使历史科学更好地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服务,必須根据陈伯达同志的指示,进行一次革命,彻底肃清“厚古薄今”的傾向,坚决貫彻厚今薄古的方針,这里我們想結合山大历史系的情况,談談我們的看法,不妥当之处,希望指     

“厚今薄古”与莎士比亚

前几天在复旦大学参加“厚今薄古”大辩论,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就是教莎士比亚这门课,怎样贯彻“厚今薄古”?这倒是个实际问题了。关于这类问题的怀疑,还不限于莎士比亚。在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个会上就有人提出,在古典文学里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问题。除了“厚今薄古”之外,在文学教学上还有人提出“厚中薄外”的问题。有些人看来,凡是教古典文学的都是“厚古薄今派”,或至少是个“古今兼厚派”;凡是教外国文学的都是“厚外薄中派”,或至少是个“中外兼厚派”,这种看法恐怕太笼统,在专长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朋友们听来,也恐怕未必服气。至于说从数量上看,多讲古代和外国,就是“厚古”和“厚外”,少讲或不讲现代和中国,就是“薄今”和“薄中”,这是严重的现象,必须     

彻底清除“厚古薄今”的思想影响

陈伯达同志提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針后,在高等学校的人文科系展开了激烈争辯。这是在人文科学研究和教学中的大是大非之争,是一条紅线和一条黑线的斗爭,是兴无灭资的路线和兴资灭无的路线的决战。我們要通过这次大战,树起政治紅旗,使马克思主义稳固地占領一切的学术領域。     

对于“厚今薄古”的几点体会

陈伯达副部长所作的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的指示,我认为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方法之两个方面,愿意结合自己的研究专业——历史学来谈谈。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一向存在着的两条路线。整个史学界都贯穿着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兴无灭资,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根,边干边学,力争红透专深,明确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服务,才能真正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所以,厚今薄古不单纯是史学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意义

我反复研究陈伯达同志的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话,觉得意义深远。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呢?据我的体会是:科学研究无论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凡是涉及古代的,如果不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和生活实践中来研究,总不免食古不化,或者是徒劳无益。因为古人的话,是对古人说的。古人所说的事物,     

理论工作要赶上去——迎接1959年

《学术月刊》已經創刊两周年。这两年,是不平凡的两年:經历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爭,經历了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两年来,上海学术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爭,这就是:1957年春天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从政治上掀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并在学术战綫上爭夺领导权,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右派分子的这个进攻,受到我們坚决的回击,把他們的阴謀粉碎了。1958年,我們又展开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針的大辯論,批判了学术界厚古薄今的严重偏向,提倡学习毛澤东同志著作,探討两类社会矛盾学說,提倡深入实际調查研究,反对理論脫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偏向。并在     

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从史学研究看,我们过去走过不少弯路。在陈伯达“厚今薄古”口号倡导下,要求历史学配合当前阶级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甚至为具体的某项政策作图解;以后发展成为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     

“厚今薄古”辨

在文艺领域里,曾经流行着“厚今薄古”的口号。这个口号,以突出当前政治和为现实服务的名义而制造古今对立;以强调革新创造的姿态而篡改“古为今用”的正确原则。文化大革命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或由于对是非辨析不清,或由于追求安全系数,在考虑上演剧目的题材,制订文艺研究的选题,安排报刊杂志的篇幅时,都有意无意地要拿出“厚今薄古”这根尺子来量量。现在,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现象已不常见。然而由于流毒未清,界线不明,它的阴影仍然投射在文艺创作、文艺研究的领域中。有的同志因上演传统剧目而担心,部分文艺刊物以不研究古典文学而安心,个别研究者对“大、洋、古”总     

我对于厚今薄古的一点体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同志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我从人民日报读了这个讲话的简短纪录之后,有了很大的启发,也受了很好的教育。我想在这里略谈我个人对于厚今薄古这个问题的一点体会。陈伯达同志指出:“解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虽然落后于革命实际,但成绩还是主要的。”他又指出:“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     

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

“厚今薄古”是“厚古薄今”的反面提法。为什么有些人要“厚古薄今”呢?主要是企图逃避现实。为什么要逃避现实呢?其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对现实缺乏热爱,害怕斗争。而对现实缺乏热爱,害怕斗争则是表现了人们的立场观点问题,世界观问题。所以要想从“厚古薄今”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改变成为工     

我对“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看法

现在提出“厚今薄古”,也就是说应该克服偏重研究古代的偏向。为什么今天一般偏重于古代的研究呢?我以为这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还未得到彻底批判,还未清除的结果。科学工作者不关心当前的社会实际,忽视现实社会翻天复地的大变化和一日千里的大发展,当然谈不上研究工作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厚今薄古就是要我们多研究现代的东西,我的体会,也就是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尤其是现代的、当前的社会实际,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在高等学校人文系科,这是教学整改大辩论的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就这个中心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当然,没有谁正面提出“厚古薄今”的主张,但论争过程却充分证明这种主张的存在;尽管这种主张的持有者打着一些别的旗号。反对“厚今薄古”最烈的,是自称“厚古厚今,学古为今”的双厚论者。他们说:“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这是好事,不能薄!”他们认为,过去的问题不在“厚古”而在“薄今”,纠正偏差,只须把“今”提到应有的位置——古今同“厚”,便可以了。的确,祖国文学遗产绵亘数千年,浩瀚如烟海。     

调查研究和思想改造

我們在部队机关当干事的,虽不是指示和政策的发布者,但我們是首长的“助手”和“参謀”,很多情况需要我們去了解,需要经常作調查研究工作。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們体会到,要使調查研究取得成果,必須随时注意思想改造,調查研究的过程,也是思想改造的过程,思想改造的收获,又必     

关于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

一3月10日陈伯达同志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方法之一,是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我以为这一提法,是很正确、很及时的。所谓厚今薄古,主要的精神是:一切科学研究,要适应当前建设的需要,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是一个方向性问题。陈伯达同志对于一部分“逃避现实政治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严厉的批判。因为这般人一     

讀“七月流火”

“詩經”里的“國風”,是我們中國二千五百年以前在民間口头流傳下來的民歌民謠的总选集,也是我們祖國最足珍貴的文学遺產。不論把它作为文学史料或社会史料來研究,都是有它高度的价值的。据“文藝报”、“國外文訊”报導过,最近,苏联的漢学家,正准备全部翻譯和研究我們这部“詩經”呢。“豳風”里的一篇“七月流火”,在研究史学、社会学和文学的,都常常要征引到的,就是在     

“广东历史资料”即将出版

经过了短期的筹备工作,“广东历史资料”(季刊)在1959年元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在为政治服务和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编辑方针指导下,“广东历史资料”将与有关部门协     

“抓早”

“早”是什么意思?用古話說,叫做“先其时也”,用我們时代的語言来講,就是“走在时間前面”。夺得了“早”字,就意味着在工作中取得了主动权。正象人民公社的社員們說的:“早字貴如金”。“早”是要靠人們发揮主观能动作用来爭取的,这就叫“抓早”。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革命和建設事业的发展是不停頓的,而又是有阶段的,因此,我們在做一切工作的时     

因思想而异乎?因“今”“古”而异乎?——关于“厚今薄古”方针的讨论

近年来,时常听到历史界的同志谈起研究现代史的“苦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代史材料丰富而分散,亟须整理,许多问题又是同现实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又有种种顾虑,如:搞现代史容易犯错误,不容易有成就等等。最近,上海有些高等学校展开了“厚今薄古”的辩论,我又不止一次地听到类似的看法。“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容易犯错误,研究古代问题不容易犯错误”似乎成了反对“厚今薄古”的一个振振有词的理由。姑且不论持这种见解的人有多少不必要的或不应有的个人考虑,不妨先就他们立论的是否正确,谈谈自已的看法。按逻辑推论,在这一派人看来,似乎现代或现实问题本身就包含着使人犯错误的因素,因而,人人避而远之,“厚古薄今”也就无可非议。但是,他们不能解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人正是由于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对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呢?陈伯达同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和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论著,在民主革命时期,起了揭露帝国主义、     

倒向真理

在政治上,在國际关系上,我們坚决的“一边倒”;在学術研究上,在我們人民的內部,我們要采取“兩点論”。这自然是非常正确的。但我們的头腦,还不能这样的直綫,还得要辯証一点。自从党中央在学術研究上“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后,有的人說是在馬克思列寧主义这一普遍真理的基礎上展开“百家爭鳴”,有的人說“百家爭鳴”是一个交响乐团,这里有一个指揮,而指揮則是馬克思列寧主义。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有人提出不同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