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的文学观念与散文传统形成之关系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在参加拓跋氏政权之后,由于与鲜卑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导致难以避免的猜疑和误会,使得他们的处境极为艰难。汉族士人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家族的势力和延续,有意放弃吟咏性情、抒写心志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不勤著述”的家族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拓跋鲜卑政权在选拔汉族官员时,以善天文谶纬者为优先,统治者热衷于学习兵法风角、天文秘纬,对士人的文学才能视而不见。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文学创作上长于笔而疏于文,对北魏散文崇尚简洁注重实用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秦至唐朝时期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初论

本文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指1911—1949年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文章认为,“中华”作为民族名称最初专指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作为国名则最早也是专指华夏族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带的“中国”。当时长江中游地带的楚族不在华夏族的范围内,长江下游的吴、越人也不曾入华夏族之列,更边远的其他民族群体也都不是华夏族。公元前3世纪末叶之后,秦朝和汉朝先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原来的华夏族为核心,形成了汉族;以原来中原地区的“中国”为基础,扩大了统治的范围,把非汉族的其他兄弟民族都包括了进去,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此大家庭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经常出现分裂,国家的统一还是分裂,与当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魏道武帝时期的汉族士人

北魏道武帝取代后燕统治中原之后,引用了一批汉族士人进入政权.从汉族士人的仕宦情况来看,尽管北魏政府在汉族士人的参与下有了初步的制度建设,但其基本架构却是以实现和维护代北集团的利益为宗旨,北族传统的政治模式在制度建设中势必居主要地位.尽管在吸收汉族士人方面北魏君主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性,但以文化见长的汉儒实际上缺乏发挥其才能、提升其地位的空间.     

黎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在黎族中划分“支系”的问题。在封建社会里,黎族因分布地域、生活习惯、语言和服饰等的不同和差异而被封建统治者蔑称为“生黎”、“熟黎”、“生铁黎”、“熟铁黎”,等等。解放后,多数学者根据黎族语言的差异,把黎族分为“侾”、“杞”(或“岐”)、“美孚”(或“美阜”)、“本地黎”和“德透黎”(近几年才出现)等五大名称,并且都在后面加上“支系”两字。我们认为,把黎族分为“支系”欠妥:第一、不够科学。如果因为语言、服饰有些差异,就可以构成什么民族支系的话,那么,是否可以把讲着许许多多不同方言的汉族,例如讲粤语、闽语、蜀语等,称为汉族的“粤族支系”、“闽族支系”、“蜀族支系”呢?特别是“德透黎”支系的用法更加不妥。“德     

隋唐时期的兰州府(一)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汉族和各少数族来往频繁,融合紧密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兰州西方北方的少数族以游牧虏掠为生,由于各族统治者的挑拨,隋唐以来形成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兰州不时受到侵扰,北方有突厥、回纥的侵入,西方有吐谷浑与党项族的内迁。安史乱后,河西陇右陷入吐蕃,直到宋代。在这期间,由于双方统治者的利害冲突,也曾经发生过战争,自然给人民带来灾难。但唐代处理民族关系一般比较宽厚,因此,战争比起和平友好来说,毕竟是一时之事,战争绝不能代替和平相处成为历史的主流。     

辽·金·西夏

公元十世纪初到十四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纷争崛起，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加速了封建化过程。同时又以他们新兴的军事优势，取得了一部分或全部的统治权，其中契丹族建立了“辽”，“党项”族建立了”西夏”，女真旗建立了“金”。这些入室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旅，在陵寝制度上。吸收了汉旅传统文化，同时还保留了许多民族特色和习俗。这种汉族文化与北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是中国陵寝制度史上的重要一页。     

“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吉林省锡伯族源流

“锡伯”为本民族的自称,汉族则有“犀毗”、“师比”、“鲜卑”、“矢比”、“席百”、“席比”、“锡伯”等不同的译名.关于锡伯族的族源,大部分锡伯族人民认为自己是鲜卑(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人的后裔.鲜卑人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东麓,至十六国时,慕容等部南迁到黄河流域并建立了政权,后融于汉族;少数鲜卑人仍居住在嫩江、绰尔河、松花江一带,此为今锡伯族之先民.也有些人认为锡伯族源于匈奴,或室韦或女真.还有另一种说法,“锡伯”为地名,清代舆图将海拉尔迤南的室韦山一带泛称为“锡伯”,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因此而得名.清代前,锡伯族繁衍生息     

论康熙帝对汉族士大夫的怀柔政策

一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动乱年代。社会的激烈震荡，犹如大浪淘沙一般，使汉族土大夫阶层发生分化，各种人物呈现出千姿百态。以陈名夏、龚鼎车、金之浚、钱谦益为代表的降清派，他们由明的“忠”臣摇身一变而成为清的顺民；还有一些“愧无半策医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思”的士大夫，如徐访之父徐研，见“苏州城破，正衣冠，投虎丘桥下死。”①虽然其行为愚腐实不足取，但决不降身辱国的精神仍然难能可贵；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那些在国破家亡之时挺身而出、奋起反抗的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土大夫，即使待到复国无望，他们宁愿者死在穷山…     

金秀大瑶山瑶汉民族关系史论

瑶族维持自尊身份和文化特质的族群行动对立着汉族统治者治国的行为,使抗争成为瑶汉历史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抗争的失败和自由生境的丧失,瑶族逐渐流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成员。新时期,两族相互采借先进文化,形构起和谐友好的新型民族关系。     

康熙对汉族士大夫的政策

康熙初年,在清政权已经取得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汉族地主士大夫坚持反清立场,继续和清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一部分汉族封建士大夫拒绝合作,而清贵族统治者又大量需要他们参加各级政权的情况下,康熙皇帝“拉”、“打”并用,“软”、“硬”兼施,对汉族士大夫分子,采取了以下几项政策: (一)扩大科举制度,拉拢汉族士大夫分子满族贵族统治者,基于“治天下在得民心(系指汉族地主阶级),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的政治企图,早在顺治二年(乙酉),各直隶省即开始了乡试。顺     

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

关于儒学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言说的空间依然较大。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 :一是儒学是古代士人阶层社会角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话语表征 ,因而最能代表士人阶层的意愿与利益 ;二是儒家一直扮演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调节者”的角色 ,故儒学最符合文化霸权形成的一般规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城郡(下)

百年大乱 司马氏集团压迫少数族,少数族酋长利用本族人的困苦无告,发动种族战争,抢夺最高统治权,压迫汉族人民。匈奴贵族刘渊起兵,怀、愍二帝被虏,西晋灭亡。晋室东迁,黄河流域出现了少数族贵族割据局面,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为止,经历了一百三十多年,历史上叫“五胡十六国”时期。所谓“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羯实际是匈奴的一个别支。《廿五史补编·晋五胡表》:匈奴有刘氏、石氏、赫连氏;鲜卑有慕容氏、秃发氏、乞伏氏;氐有李氏、苻氏、吕氏;羌有姚氏;拓跋氏亦鲜卑别种。所谓十六国是因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而得名,它包括二赵、三     

试论清初东北流人诗

清初东北流人诗,是在清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实行镇压和流放的政策中产生的。从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到康熙死去的八十年;是清政权建立和巩固的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并从精神上打击反抗的意识,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和打击相结合的两面政策。在大开科举考试,使“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的同时,对敢于反抗的汉族知识分子施行严厉的镇压。清初八十年,连年而起的科场案、江南奏销案、浙     

浅析科举制度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

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控制制度。它有机地将士人的理想和统治者的需要结合起来,为统治者控制士人思想提供了有效途径。考试科目和内容的官方设定是统治者利用科举制度控制士人思想的主要手段。科举制度还是古代学校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制度保证,它甚至对普通民众也间接发挥了意识形态控制作用。     

汉魏晋少数民族的官印

现在传世古玺印中,汉魏晋少数民族的官印虽为数不多,但也占有一定份量。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种类繁多,分布在全国各地,汉族封建统治阶级对他们,一是镇压防范,如秦始皇筑长城防匈奴。匈奴在秦汉间,一直成为严重边患。到了后汉,匈奴势力才被分化,逐渐趋于衰落,但又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以另一名称见于史册。二是抚循怀柔,如乌桓、鲜卑。乌桓早在汉初就被统治者用“以夷制夷”政策,将他们内徒到边郡,后汉时鲜卑又代替了乌桓。少数民族对汉族统治者也是叛服不常。统治者主要以怀柔分化手段来对待他们,     

崔浩之南朝情结及其与南士之交往考析

十六国北朝时期留居北方的汉族儒家大族代表多与胡人统治者合作,既促进诸胡之汉化,也巩固其家族社会之地位.但其内心深处,则视江南之东晋南朝政权为正朔,对其所承传之华夏传统文化表示认同,这就是所谓的"南朝情结".崔浩为北魏前期汉族儒学士大夫之领袖人物,尽管其在实际军政事务上多为拓跋氏统治者考虑,但对北魏鲜卑酋帅的南进策略则一再劝阻,表现出内心中的南朝心态.崔浩为北魏修撰朝仪制度,借重南朝士人,以转输保存于江左的汉魏典章制度.崔浩提携东晋一流高门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目的在于提倡门第精神,实行门阀制度,促进北魏汉化.     

元代科举对元代文坛格局的影响

元代科举长期废而不行,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士子文人失去了传统的仕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元代文坛的格局:元代士人阶层重新分化,文人群体雅俗分流以及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成为元代所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金代汉族士人经济来源辨析

经济来源是社会成员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金代百余年间,虽然政局时有变化,但是金朝政府对出仕或在学的汉族士人一直给予了比较优厚的物质待遇,一些居家的汉族士人也通过购置土地、隐居课徒等方式获得了相对富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