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纯诗"论的接受

中国新诗接受象征主义纯诗论,没有沿着审美—超验的路线展开,而是沿着审美—体验的路线展开,接受瓦雷里的相关主张,并且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进行选择演绎和变异转化。从引进译介到理论阐发,再到新诗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呼应,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逐渐使西方“纯诗”不断中国化,最终剥离和泛化象征主义原义获得新生。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闻一多新诗的色彩研究与孤独意识——以《红烛》《死水》为分析文本

选取闻一多新诗的色彩应用和孤独意识为研讨对象,尝试借助统计学、心理学、色彩理论等,以色彩构成的空间意象分析为大的方向,可初步探寻一条新诗色彩研究的路径。闻一多善用黑色的微型空间意象,是土居健郎依赖心理的体现,反映出“低孤独”的困扰。“高孤独”在闻一多,则是一种“恩培多克勒”情结,是对冷酷黑暗现实的抗争。     

论闻一多对新诗发展的贡献(上)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闻一多是一个标志着新诗由初创期转入成熟期的重要诗人。他以爱国情思为凝聚点,以追求诗美为驱动力,在新诗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如深化爱国主义主题,建立新诗的民族风格,变革新诗的艺术形式,开拓新诗的表现手法,创立中国的新诗美学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革新诗歌的价值观。闻一多充分肯定新诗的审美价值,努力将新诗“纳入艺术之轨”,对于拔正新诗的“迷途”,探索新诗的“前途”,使之得以健康发展,无疑发生了至今仍然令人瞩目的深远影响。     

一项难以实现的诗学规划——闻一多"三美"主张新论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主张,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新诗史上表述最完整、最有系统性的有关新诗形式建设的规划与方略。不过,对于以现代汉语为基本的语言体系,以现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为特定文化语境的新诗创作来说,“三美”主张实现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     

论闻一多诗歌的色彩美

闻一多先生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主张”是他在中国新诗创作上的创新之一。本文试从闻一多诗歌传统物象的纯色之美、自然与现实的色彩对比之美和理想生活中的色彩斑斓之美三方面探讨闻一多先生一生追求的祖国的繁荣昌盛和生命色彩的美。色彩虽有不同,但闻一多先生“美的精神”永恒。     

一道深潜的美学思维轨迹──从《律诗底研究》到《诗的格律》

闻一多关于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理论不能简单地归纳为现代唯美主义的纯形式追求。从其《律诗底研究》到《诗的格律》之间，深蕴着贯通二者的美学思维轨迹──中国新诗不能全盘西化，而应具有和谐的格式和韵律这一东方古典美的原则。     

五四新诗语言探索的典范之作——论闻一多新诗的语言特征

闻一多是五四时期新诗语言探索的杰出代表.闻一多新诗语言的特征,首先是杂糅的词汇,既有日常白话长处,又有传统诗语的优点;其次是浓密的词藻,色彩斑斓的语言呈现出意象密集、浪漫抒情的情调;再次是复杂的句式,基本的追求就是主张散文句式进入诗歌,追求诗歌语言表达的明晰性和准确性;第四是诉说的调子,改变了传统诗歌吟唱式调子,呈现出现代诗格调和说话式节奏;闻一多新诗语言是初期新诗语言探索的重要成果和典范.     

新诗:"诗底进化的还原"--俞平伯的诗论

俞平伯认为 :“诗是人生底表现 ,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 ,“平民性是诗主要质素 ,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 ,太浓厚了有碍于诗底普遍性。”为了达到“促进”人生的目的 ,诗歌就得真实地描写现实人生和抒写人的情感 ,但“真实”又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 ;因此 ,从根本上来说 ,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 ,具有“平民性”。俞平伯的这些观点对新诗及现代诗论的发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