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新诗学困境的语言学分析

闻一多的新诗学是中国新诗历史上第一次文体意识的自觉.他在诗学理论上提出格律论,在创作实践上引入十四行诗,他引领的新月派也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诗歌流派.闻一多的新诗学因为其内在的矛盾性,并没有实现其理想预期,这导致了他很快就离开新诗转向了古典文学研究.尽管其中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新诗学忽视了现代汉语的语言特性,从而对新诗做出古典诗歌样式的拯救.有意味的是,闻一多还有借新诗"炒作"自己的嫌疑,这种非本体的选择,也决定了他的新诗学很难成功.     

“二保一”不是普遍现象

有人认为,一些夫妻双方都是知识分子的家庭,为了集中精力从事本职工作,不被家务所拖累,有一方就得作出牺牲,多承担家务,好让对方在事业上上去。这被称之谓“二保一”或曰“保一个”。而所谓“保一个”实质上就是“保丈夫”。这果真是当今知识分子家庭中的普遍现象吗? 最近,我们在某大学五幢教师家属宿舍中,对所住34户的教师家庭承担家务劳动的情     

葛兰西的知识分子观与文化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转型

知识分子问题是审视文化研究转型的一个重要契入点。葛兰西知识分子观能帮助文化研究摆脱立场抉择的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知识分子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他的知识分子观,有力批判了文化研究领域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主义立场。在葛兰西的启发下,文化研究者意识到了用政治术语来看待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抵抗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但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与文化研究派的“抵抗的知识分子”观存在实质差别。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知识分子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雇佣脑力劳动者,是生产工人,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是马克思知识分子理论中最核心、最基础、最有灵魂的思想.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以大量的史料论述了知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科学是生产力,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预言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更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没有知识分子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这是马克思留给后世的又一笔精神财富.由于历史条件及社会环境,马克思的知识分子问题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但是,他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理论观点却起到了开疆破土奠基之功.     

技术官僚与现代化的两面性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社会结构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独特的阶层——技术官僚,他们管理着现代国家、主导着现代化进程,是现代社会的精英阶层。巴特摩尔认为,在20世纪社会政治剧烈动荡的风云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集团中,有三种精英——知识分子、工业管理者以及政府高级官员——常常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为早期统治阶级功能的继承者,并且成为新的社会型态的创建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代表(巴特摩尔,1998:53-73)。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将他们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而他们则是技术官僚的主要构成。     

构建"自我、他们、我们"三种人格的和谐

近来,中国政府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件极有价值和极富挑战的事情.如果我们能使之成为一个全球目标的话,即如果我们提出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话,它可能是对全人类的一个重大贡献.     

论王蒙文化心态中的革命认同

由于历史、意识形态和青春期的原因,王蒙早年选择成为革命知识分子,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主义,以后的政治运动曾一度使其心态失衡,身份认同产生过迷失,但坚定的革命认同始终在他身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成为他创作的整体精神之根。     

1962年彭德怀的“离婚”风波

为了革命,为了真理,彭德怀牺牲了一切,包括他的婚姻和家庭。他与前妻刘坤模感情甚好,但因为历史的误会,不得不分手;他挚爱妻子浦安修,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身为知识分子的妻子,却无力承受政治高压,向他提出了离婚。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产生的背景与契机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较为独立、完整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当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或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当代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知识分子产生以书面文字的发展与“哲学的突破”为条件。这种说法当然有道理,但它无疑并没有囊括知识分子产生的全部条件,而仅只点明了其中的文化背景。我们认为,除了这极为重要的文化背景之外,社会分工的细致、社会财富的增加、旧的阶级结构的破裂等诸种社会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与前者共同构成了知识分子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正是在具备这一时代背景的春秋战国时期应运而生的。     

儒道互补人格结构的可能、必然与完成——对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学考察

对个体而言,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是由所属文化之结构体系模塑而成.但是,如果把文化视为一宗历史的存在,从发生学上对它自身的结构加以把握,我们又不得不对这一文化所属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处于这一环境系中人这个文化创造主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综合的研究.经籍典章中的诸思想观念只有还原于特定历史主体的心灵之中,才能获得其全部意义.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集中体现在该文化的精英集团身上,士大夫被汤彤先生视为中国社会的主干.马克思·韦伯也所见略同,肯定士大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功能和居有的地位.本文也认为士大夫乃是一个文化精英集团,并以他们为对象,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对其人格结构进行考察,从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文化承担者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     

谈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知识分子工作

团结与依靠知识分子是当前统一战线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环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总任务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需要一支宏大的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大军,需要大量的各方面的专家,特别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更显重要。因此,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知识分子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试从三方面进行探讨。     

再婚的矛盾何在

社会的改革、观念的更新,使婚姻与家庭领域发生着一场阴阳大裂变:离婚率逐年上升,死亡婚姻纷纷解体,获得解脱的人把目光投向新的异性,开始重新选择;那些中青年丧偶者,更没人去“守节”,一般都不再犹豫和耽搁,迅速地再婚;失去伴侣的老年人,也不甘忍受寂寞孤独之苦,勇敢地走向“黄昏之恋”。于是,再婚率增高成为当前婚姻中的一个必然趋势。再婚,意味着一个旧家庭的解体和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这个新家庭势必带有旧家庭的痕迹,和旧家庭有难以割断的联系。再婚家庭一诞生,夫妻关系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它牵涉到前夫或前妻,牵涉到双方的子女,甚至牵涉到旧家     

福山路的名人故居

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文、艺、科、教名家云集青岛,对青岛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让这座坐拥山海的东方小城在具备优美自然景观的优势下,又增添了底蕴丰厚的人文元素,培养了"内外兼修"的独特气质。老舍、康有为、梁实秋、闻一多、童第周、洪深等一批成名作家、诗人、翻译家曾任教于青岛大学,在青岛安家。文学精英在这里辛勤耕耘,许多名篇佳作都是这一时期于青岛诞生的。时光荏苒,那些文人墨客在青岛生活、工作时居住过的"家"现如今已成为坐落在这座城市最具底蕴的人文景观。     

评《种族、激进主义和改革》

这本受欢迎的论文集使人们对A.哈里斯(1899—1964年)富有哲理性的自传有了新的认识。A.哈里斯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最杰出、并且是最有影响的左翼黑人知识分子之一。哈里斯在弗吉尼亚大学就读时(该校是当时最出色的黑人文科学院之一)就被社会主义所吸引,更重要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经常与纽约的社会主义者交往。他一生中最显赫的年代有近20年(1927—1945年),这期间他在霍华德大学。那时,该校作为黑人高等教育学府正处于巅峰时期。这时期他发表了著名的专著《黑人工人》(1931年)(该书即他193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与S.斯皮罗共同撰写的博士论文)和《黑人资本家》(1936年)。在这些书中,他不但深刻地剖析了美国工人运动中所盛行的种族歧视和黑人资本主义的弱点,还严厉批评了     

人文精神与乌托邦情结──对人文精神的哲学反思

在目前学界关于人文精神的热烈争论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透露出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倾向，这是人文精神探寻中的“乌托邦情结”．它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道德浪漫主义倾向；二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倾向；三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相脱节的倾向。哲学中的唯理论信念是乌托邦情结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石和思想预设、这一唯理论哲学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一是在现象界背后设定不动的本体和实体的本体形而上学；二是以给定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为前提，又要统一二者的主体形而上学。唯理论哲学的根本失误在于它对人们现实生活世界的否定和对“另一个世界”的执着和迷狂，由此而成为把人文精神的追求导向乌托邦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根源。它具体表现为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生在论的真善一体论和人性论中忽视人之有限性的倾向。而超越了人文精神追求中的这种马托邦情结之后，我们要营造新的人文精神。新人文精神不是排它独断的，不是要消除多极的存在，而是对多样性价值的尊重与宽容。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当代日本的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在战后的日本社会,知识分子不仅不与政权接近,甚至除少数人外,大都站在批判政权的立场,以此证明知识分子的存在。所以在执政者看来,这些知识分子是碍事的、是令人烦恼的。只要回想一下吉田茂首相把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骂为“曲学阿世之徒”,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与昔日相反,今天,知识分子按各自的学科,并从政策科学的立场出发,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议,予以协助,这种现象已很普遍。有些知识分子直接成为首相的智囊。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的一个剖面。政治家倾听学者的意见,这本身是好事。这些变化是我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和日本社会的多元发展的自然趋势。政府方面在拟定和     

《蔡元培评传》序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众多人物中,蔡元培不愧为知识分子的卓越前驱。毛泽东誉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是就他的道德文章,以及在教育、科学领域的深远影响而言的。周恩来曾赠以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在‘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则是对于他一生政治实践的高度概括。虽然逝世已经四十多年,但他的名字和他的思想仍然流传在人间。蔡元培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不断随着时代前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不仅为民族解放与捍卫民权奋斗了一生,而且为我国近代教育与科学事业的发展披荆斩棘,做了大量开拓与奠基工作。我们今     

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

年来谈知识分子问题之风大盛。经常入耳者,似乎仍不外是“社会责任感”云云。不消说,这也正是五四的精神、五四的传统、或说五四知识分子的心态:忧国忧民,时时以天下为己任。论者们之所论,多少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似乎中国以后发生的事,实与知识分子们的社会责任感不强有关,因此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最要紧的仍是要加强社会责任感。然而我却真正怀疑,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

近些年来 ,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形成和转换问题 ,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市场取向改革之后 ,支配这些国家社会生活的精英有了那些变化 ?是旧的精英得以延续 ,还是出现了与旧的精英迥然不同的新型精英 ?中国也面临这些问题。本文以资本的类型以及组成部分资本类型与精英形成的关系 ,来讨论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精英形成和变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