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数人”到“心智成熟的民众”--利维斯的文化批评与“共同体”形塑

不少学者对利维斯的批判大多立足于片面理解其“少数人文化”论,给利维斯扣上“文化精英主义”的帽子。然而,对利维斯“少数人文化”的理解必须结合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界定和批判,更不能忽视利维斯对“心智成熟的民众”的关注和想象。利维斯批判的“大众文明”是工业技术发展带来的批量生产的文化后果,他所批判的“大众文化”并非指人民群众创造的民间文化,而是指商业利益驱动的现代传媒对大众的操纵、欺骗和误导。他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大众文明”时代的“文化困境”,光靠“少数人”的突围是不够的,而得到“心智成熟的民众”的回应和支持,文化传承才有希望;因此,大学教育的各门学科都应该以培养“心智成熟的民众”为使命,文学研究尤应如此。“少数人”与“心智成熟的民众”之间的创造性合作就是利维斯对“共同体”的想象。     

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社会化

“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周敦颐“无极”、“太极”辩

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开章首句就是“无极而太极”。“无极”和“太极”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范畴。最早使用这两个范畴的并非周敦颐。但是,对于周敦颐的“无极”、“太极”两个概念的解释,古今学者从来莫衷一是。为了向前辈和同人学习,在此谈一谈自己的浅见,希望得到同行者的指教。 在探讨“无极”、“太极”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之前,应该首先弄清《太极图说》是否是周敦颐所作。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就有过争论。陆九渊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梭山认为《太极图说》“疑非周子所为”,如果确系周敦颐的著     

“文化诗学”的“诗学”含义

以斯蒂芬·格林伯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出现相对于西方的其他学术派别似乎蕴舍有更多的学派之间的倚靠关系,因而显得难以归类.但究其本源,从“整体性”、“真实性”、“合法性”这些基本理论层面进行考量可看出“文化诗学”与“古典诗学”的相通之处.大体上“文化诗学”走的还是传统诗学一路,特别是对大众性情的关注,使得文学活动更能找到生存合法性的根据.谈论“诗学”实际上就必须纳入“文化”视野,突显出“诗学”政治化的趋势.当然,在现代语境中,“文化诗学”还是实践出了一些新的诗学内涵.尤其是新媒介的出现,使得对传统艺术真实观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这一切,特别是“诗学”因其“泛文化性”而走向人类学的表现对富有诗论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胡风“精神奴役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胡风提出了“人民群众身上普遍存在精神创伤”的问题。在抗日救亡的潮流中，他认为，不能因为“大众”成为现实革命战争的“主体”而盲目地迎合和赞美“大众”，封建文化对“大众”具有“麻醉”作用。对封建主义和封建意识及其所造成的“精神奴役创伤”的揭露批判，是其文艺思想的一个主题，这一思想在当代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天人合一”本体论的开创者——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

以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思想为主旨,考察了无极、太极的思想渊源,提出了对无极而太极的本质的理解,分析了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价值,认为圣人境界即是人与无极而太极完全合一之境界,并论述了其历史贡献及现代价值。     

误读与成因：大众认知中东北文化的“土”与“俗”

“土”与“俗”是东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生长点所在,其根植于东北劳动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亦反映了东北文化内在的发展逻辑,是由东北人民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通过生活实践所淬炼而成,具有丰富的内涵、显著的区域特色和现代化特质。但当前大众对东北文化的“土”与“俗”的认知更多是基于一种直观判断而做出的消极解读,这其中反映了东北文化自身发展的困境和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当前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取向及其所隐蕴着的文化心理。因此,正确认识东北文化本质特征,不仅关系到东北文化的发展未来,也关系到我们在多元文化潮流中如何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关键问题。本文从地缘、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东北文化的“土”与“俗”做出本质性的界定,又从东北文化自身的发展、大众的审美心理和当代的文化焦虑等几个维度探寻其被误读的原因,并在区域文化的自信与自醒中,结合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试着探寻东北文化的振兴之路。     

“大众审美文化”笔谈

“大众审美文化”笔谈大众审美文化是当今文化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热点。它是我们贯彻“两手抓”方针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大众审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何正确对待大众审美文化中的问题？这里发表中国人...     

“无极”辨与属性范畴实体化

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进行的“无极太极之辨”,是一场具有多方面哲学内容和重要哲学意义的辩论。这场辩论,虽然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层开的,但却表现出了当时的哲学思辨水平,提供了值得探讨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本文试图从“无极”这个范畴的性质和演变以及属性范畴实体化方面,作一些粗浅探讨。     

已知和未知的"第六代"

第六代的写作是一种社会存在决定的经验写作。无主的精神游历及其“文化异己”身份决定了“地下”写作的方式,而现实决定了其纪实性书写的哲学立场和语言方式。经历了西方的发现和跨国认同后,电影的大众性与华语电影的文化本土性,最终使他们在意识形态和艺术观念上向体制回归,而体制也对此展现了空前的宽容和承受度。     

从“在场困境”到“缺场悖论”——反向全景敞视下的“第五种权力”

空间与场所,是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权力,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存在,而又要控制一定的空间。而“在场”,则是权力监督的必要条件之一,它往往由各类纪检、监察部门来实施。而由于中国监察系统存在先天不足,使这种“在场”往往会流于形式,往往会以“不在场”而告终,即所谓的“在场困境”。与其相关的是“缺场悖论”,它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大众具有“普遍在场”的特性,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由于缺乏沟通的渠道和表达的平台,这种意义上的大众“普遍在场”往往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从而使大众在社会监督中往往处于“离场”或“缺场”状态,这又构成了“缺场悖论”。,在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大众之所以在权力监督中屡屡“缺场”,主要在于缺乏一个发布、表达的场所。网络空间的出现,真正实现了物理空间和虚拟场所的分离,使得被监督对象的行为无所遁逃,从另一种意义上实现了由边沁到福柯的“全景敞视”,即“反向全景敞视”,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在场”关系,使“在场困境”与“缺场悖论”双双迎刃而解。     

从人生境界看“无为而无不为”的审美生成

该文从对《老子》版本的辨析入手,认为“无为而无不为”是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生境界而非单纯的功利思想。这个人生境界的审美性质就在于它超越了条件限制而符合人生最高理想的绝对自由,其审美特点就在于无目的的合乎审美目的。“无为而无不为”表面上看是一个逻辑悖论,但实质上却展示了人生境界经由修养途径达到审美境界的必由之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在庄子“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人生境界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对今天仍具有启迪和警示作用。     

“个人主义”的迷误——“张爱玲热”成因管窥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的“张爱玲热”是个有价值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其成因是值得考究的。它的背后是大众对张爱玲作品的误读,大众被其作品中“俗”的表层内容所迷惑,怡然自得地走向了一种有所偏执的“个人主义”并有一种赶得上时髦的欣喜。这种现象是令人忧虑也是值得警惕的。     

论“新写实”小说的文化选择

“新写实”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今天回顾这股文学思潮 ,可发现其中超出文学价值的文化特质。在文化态度上 ,“新写实”是立足于现实来择取中西文化传统的 ;其文化表征从外及内依次呈现为凡俗文化、中年心态文化和生命哲学文化 ;而最终的文化指向均是市场和大众。“新写实”小说的文化选择代表着转型期中国人生活的“样法”。     

“文革”的历史叙述——论“样板戏”的文学剧本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样板戏”。一方面从社会文化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锲入 ,梳理“样板戏”的形成过程 ,以说明一体化的社会文化机制导致某种类型的文艺作品成为霸权话语的“样板” ,进而垄断文化领域的文化现象 ;同时 ,还从一体化的文化体制与体制化的知识分子关系上 ,反思体制化知识分子的异化现象。另一方面 ,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的原理 ,将七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样板戏”分为三种类型———拯救型、成长型和殉道型 ;并从主要角色与情节功能的具体分析中寻找类型形式与意义的关联 ,以辨析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的互动关系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

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于抗战时期由卫聚贤提出。但“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则是《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最明显和丰富多彩的时期,川渝两地出现分流：四川出现由“巴蜀文化”向“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提升和拓展,而重庆则出现从“巴蜀文化”“巴文化”向“巴渝文化”的嬗变。“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既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抗战、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文化概念的创新,意义非凡,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繁荣,更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     

文化颠覆与“粉丝化”

围绕电影《无极》引发的“馒头”官司，著名文学前辈与后辈之间的口角之争，无不体现了两代人的文化对决，一系列好大喜功的国产大片制造了一堆堆有形无形的“垃圾”，易中天说《三国》、于丹说《论语》，     

数字时代大众文化中的“游戏性情感”

数字时代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游戏性”,正是通过游戏,网络大众重塑了感觉结构,使“游戏性情感”成为主导性情感模式。在“网抑云”文化现象中,忧郁感不仅是可分享的,更是可机械复制的,忧郁的书写者通过忧郁文字的复制性生产,实现了对忧郁的超越。在网络爽文中,引发愤怒与制造快感成为一种元叙事层的程序,读者对“爽点”的体验源于这种程序,无关正义。网络虐文的读者在阅读中“自找苦吃”,其阅读体验中的“痛感”是无意义的,是对痛苦的“玩弄”。游戏化是数字化环境中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它可能改造网络大众的感觉结构,使之在游戏中形成“不严肃”的共有经验。当网络大众普遍达成了“玩游戏”的共识,就可能形成主体互认的、真正的“情感共同体”。因此,我们应当保卫“游戏场”。     

文化2006 颠覆与“粉丝化”

围绕电影《无极》引发的“馒头”官司、著名文学前辈与后辈之间的口角之争,无不体现了两代人的文化对决,一系列好大喜功的国产大片制造了一堆堆有形无形的“垃圾”,易中天说《三国》、于丹说《论语》,缔造着一个新的说书时代,知识和观众无可避免地被“粉丝化”(“粉丝”是英文Fans的音译,原义是“热心的追随者”)了……回眸凝望2006年这一系列文化争鸣事件,人们在争论中留下了几许笑骂、叹息、思考和启迪。     

汉儒思想的现代诠释

汉儒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其内在的哲学-文化价值的认识仍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汉代儒学具有深层哲学价值和意义,富有深奥的文化意义和发展变化的活力,不能仅仅被当作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汉代儒学综合其他各家思想,成为被官方和大众所认可的、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汉代儒生们一直以来为这样一个矛盾所困扰,即他们珍视的“大一统”、“太平”和“大同”世界中的“人性至善”理想与森严的帝国体制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他们一边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保护和教授传统的道德理想,一边努力倡导改革秦朝法治统治传承下来的帝国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