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萐父先生船山学方法论述要

追随萧萐父先生问学30年,对萧先生的船山学方法论略有所窥.值此纪念<船山学刊>创刊90周年之际,我想谈谈对萧先生的船山学方法论的理解.有理解不对的地方,还请师友和同仁们赐教.     

论船山先生所理解的"恕道"

儒家的"恕道"思想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间见仁见智,颇多歧解。船山先生尽管没有系统地对此加以论述,但在其《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等著述中多次结合诠释儒家经典文本和分析他人的阐述进行过讨论,形成了船山先生对"恕道"的独特理解:"恕"有君子之"恕"和小人之"恕"之分,且"忠恕"是学者事,可"一以贯之";而君子之"恕"当以"有可推之藏"为前提,当以"忠"行"恕";"忠"和"恕"不是"体"和"用"的关系,"仁"、"恕"有别,舍恕无以求仁。     

船山诗经论著两种校勘补遗

<正>船山乃一代宗师,然沉埋多年。至其学大昌,其书大行,则已错简脱文,讹误满纸,学者苦之。于是校者蜂起,百年来蔚为大观矣。岳麓书社1992年4月出版之《船山全书》第三册,收《诗经稗疏》（附《考异》、《叶韵辨》）、《诗广传》,由胡渐达先生初校,杨坚先生终     

“气”与船山心性论

本文认为 ,船山对“气”范畴的新规定并使之上升到本体地位 ,对他重新诠释儒家心性之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为其关于心性问题讨论的基石 ,“气”的理念贯穿船山对心性论的理解 ,也是我们理解船山心性论的关键。     

《周易外传》选要译解

王孝鱼先生是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的开拓者之一。他一生勤奋,钻研船山,造诣很深。本刊将陆续发表他研究船山的遗作,这也是我们对这位学术界老前辈的纪念。《周易外传》是王船山一部非常重要的哲学著作,也较难读,我们刊发王先生的译解,以便于中青年研究者学习。其《前言》部分,王先生叙述了自己研究船山的艰辛过程和体会,其中不乏方法论意义。后面的《译解》部分,阐述了先生对船山易学的深刻见解,将从下期起陆续发表。     

关于船山诗歌评价答陈广生同志

<正> 广生同志:《船山学报》编辑部把您的信让我读读,并希望我谈谈看法.现仅就您信中的主要之点,谈一点意见,聊供思考。拙作说船山的诗歌创作。在唐宋之下”,即是说船山的诗不如唐诗,诃不如宋词(船山没有曲流传下来)。您的文章也正是这样来理解的,对于船山的诗,钱钟书先生曾这样评价它:“船山诗乃唐体之下劣者。”又说:“船山识趣至高,才力不到,自作诗闷涩纤仄,试以‘仿体诗’三十八首较之原作,真有夸父逐日之叹”(见《谈艺录》).我是同意钱先生的意见的.我觉得除“仿体诗”外,他的“遣兴诗”、“雁字诗”等亦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尽管李白的诗“并非皆为上乘之作”。“既是清高的又是     

心学式船山——曾昭旭之船山学

船山学发展至今,蕴含不同诠释向度,早期是唯心、唯物之异,后来则有心学、理学之别。曾昭旭作为台湾船山学第二期代表人物,即是以心学模式来诠释船山。然其见解有所见,亦有所不见,透过心学视角,虽彰显了个体自觉的能动性,却也使船山气学与阳明心学间的分际被模糊,使人之有限被轻忽,乾坤并建之实存被刊落,弱化了船山'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之意义,而这恰好是船山学对阳明学之反省所在。不仅如此,一元论、一本论的偏重,也难以把握船山两端而一致之辩证性思维,使船山易学之要旨,皆统归为乾元,而难以开展众卦不同情境之要义。     

以不误为误之勘误一例──船山《周易内传》“肝居左而主谋”考辨

《周易·明夷》有云：“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１）岳麓书社本《船山全书》初版船山《周易内传》此下注语作：“此象商容、胶鬲之事。左腹者,肝居左而主谋,预闻其 周之谋也。‘明夷之心’,乃殷民被伤而望周之心。‘于出’犹言爱出;出门庭,输于周而劝其伐也,六四与坤为体,盖居于暗邪者,四为退爻,下就内卦之明,故有此象。不言吉利者,非人臣之常道,不轻奖其功。”（２） 其后《船山全书》修订再版,“肝居左而主谋”一语被改为“心居左而主谋”（３）。《全书》第十六册所附《船山全书第一至十五册《第一版第…     

唐君毅对船山学的阐释

唐君觳重点阐发船山“重气重精神之表现,由重精神之表现以论文化”的思想。突出“气”在船山学中之“历程义,,和“流行义”的特色。在阐释船山学的基础上,唐君毅还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其中精神表现、历史意识和礼乐生活都是立基于船山学而来的重要内容,是唐君毅“以吾人之心思,遥通古人之心思,而会及其义理。更为之说,以示后人”之宏愿的表现。     

法相唯识学与船山哲学

<正> 船山重视法相唯识学,近人时有发明。熊十力先生说,他早年十分崇拜船山学问,后读佛典,“始知船山甚浅。然考船山遗书目录,有《相宗络索》、《八识规矩赞》二书,自邓显鹤,曾国藩之伦,皆莫为之刊行。诸为船山作传者,亦置弗道。吾臆船     

读《相宗络索》书后

《相宗络索》一书,乃船山先生读相宗经论之笔记。全书二十九条,约一万九千字,对相宗唯识理论基本观点、方法,析之颇精,出之甚显,要言不烦,脉络分明,可与《成唯识论》。     

金陵本《船山遗书》谋刊过程考

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的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而其谋刊过程及推进也历经坎坷。自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国荃允复出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金陵本《船山遗书》付刊是多方合力促成。从客观条件来看,同治初年湘淮军平定江南各地,为刻书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主观条件来看,又与欧阳兆熊、赵烈文的积极谋划以及曾国藩、曾国荃的重视支持分不开;此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晚清理学复兴的推动,重刻《船山遗书》是晚清理学复兴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于晚清理学复兴的学术潮流,并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王船山尊孔崇孔之历史动因及其三个基本维度简

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尊崇孔子之动因有三：船山先祖由习武向尚文的度越;动荡的社会现实下除《论语》之外的其他经典不可多得,传世经典《论语》为其学习之要;明末清初社会现实大礼之不传,为“存先王之精意”而尊孔崇孔。船山尊孔崇孔有三个基本维度：考孔子之家世、敬孔子之德、崇孔子之学。船山对孔子家世的考究,说明船山对孔子家世之尊;对孔子之德的阐扬,表明船山敬孔子之德;对孔子学术的探讨,表明船山崇孔子之学。船山对孔子的尊崇,印证船山思想属于儒学、特别是属于宋明理学之苑囿。     

船山学社举办“王夫之与道教思想研究”学术讲座

<正> 船山学社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至廿日,在长沙举行“王夫之与道教思想研究”的学术讲座,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船山学社社长吴立民主讲。湖南省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教学、研究人员及有关文物、博物工作者三十多人听了讲座。内容分五讲:道教简介、丹法要旨、《远游》浅析、《愚鼓词》讲略、《十二时歌》大义。吴立民同志指出: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身世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相似。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探讨黄老养生之学而益彰;待机报国的抱负,因研王乔炼气之法而更显。船山先生以丹法注屈子《楚辞·远游》,献身报国之志,即寓其中.     

船山易学的本体诠释

我的易学与船山的易学联系与差异并存,而此种差异与联系在本体诠释思想上的整合更应予以关注。本文首先回顾了船山的生平及其易学的基本时代背景,阐述了"观"卦的哲学方法与本体含义(对此我曾有专文论述)——我认识"观"卦是基于哲学方法学的认识为易学这个体系如何形成、如何建立找一个经验的、现象学的基础,找一个易学内在的,自觉的方法来说明。其次,对船山易学从整体到部分的本体诠释——船山先写《周易外传》再写《周易内传》,显示出的方法论的观点,就是由大体及于细节。《周易》透露的这个大的宇宙框架怎么建立、如何充实,是从外而内,从大而小的。如此才能够去了解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内涵。再次,在本体易学的层面,本文详细阐述了船山哲学中诸如"道器"、"理气"等一些重要范畴的本质内涵及其在整个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船山讲,"道之枢,德之牖也",人的本质、本性彰显宇宙的"动",于是,从"动静"、"常变"出发,我讨论了船山怎么从本体易学过渡到本体伦理学。综上,我的基本结论是——船山易学承先启后,继承了宋明理气范畴,重视张载,注重"气",但没有减少对"理"的尊重,与朱子的理学仍然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这是一个本体诠释的认识,也是一个方法论上的评价。     

陈远宁先生对船山学的贡献

陈远宁先生不仅长期参与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船山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而且与人合作编写了《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又独自撰写了《王船山政治观研究》和《船山易思想研究》,在船山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创获甚多,对船山学的发展贡献甚大。     

王船山对《礼记·乐记》之章节厘析及其主旨探赜

船山推崇儒家乐教传统,重视《礼记》对先王制礼作乐之精意的阐发,又非一味尊经,而是认为其中论说存在醇疵驳杂之处。在明章辨意《礼记·乐记》篇时,船山未简单遵循流传文本的章节划分,时有重新裁定调整之处;并对篇章中误植或错置的语句给出了自己明确的判断,对不合儒家立意宗旨之说进行了贬斥。船山以天道、性命与礼乐三者相互阐发,为人道确立了根基,同时,驳斥了异端学说之悖谬。综观船山《乐记》诠释之宗旨,体现出其"立人极"的现实关切。     

从礼以分殊辨别人禽管窥船山“礼”性

船山礼学思想是礼学史上一颗璀璨的“奇葩”。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性多为学术界所忽视,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即礼以分殊辨别人与禽：船山从礼乃“人之独”而禽兽所本无：礼以维系人道;人禽之别、壁立万仞等角度说明礼的本质特征。由礼以分殊辨别人禽可以管窥船山“礼”性：即言道必以天为宗、言礼“必以人为归”的基本思想：     

《罗孺人行状》考证

<正>关于王夫之与邵阳坻坪刘氏一族的关系,王夫之的著作、诗文集与王船山年谱均未涉及。但在晚清罗正钧先生编撰《船山师友记》载有“刘永治、邵阳人”一条。罗氏在按语中称,“《武夷先生行状》篇末书“门下后学刘永治填讳。”《行状》作于癸亥(清康熙二十二年)。辛酉年有《中秋向夕、自观生居同刘生小步归草堂、月上》五律二首,《分体稿》甲子有《五日同刘、蒙二生小饮》五律一首,此刘生当是门人之列,诗皆作于前后两年,未知即否永治。     

船山“忠敬为主,质内文外”思想及其经典诠释的方法论价值--以《论语·颜渊》“棘子成曰”章注疏为中心

从《论语·颜渊》"棘子成曰"章注疏来看,各家对文质关系的认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由《论语集解》、皇侃《义疏》简单强调文、质之异,到邢昺《注疏》指出文、质之同,再到朱子以"质本文末"来重申文、质的不同地位,最终在船山那里发展成为"忠信为主,质内文外"思想。从清儒对"棘子成曰"章的疏解来看,船山关于文质关系的认识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经典诠释的方法论,在此方法的指导下,可以从训诂的角度获知,"鞟"字实际包含着文、质两方面的义涵,而"棘子成曰"章其实是围绕对"君子"概念的不同理解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