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条丢失的三种补救方法

现在,公民之间因“打借条”不规范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在“打借条,立字据”时应做到“十忌”: 一忌空白过大。写字据时内容部分与签字盖章之间空白留得太大,容易被持据人增写其它内容,或将原内容裁去,在空白处重新添加内容。二忌大小写不清。有的字据只有小写,没有大写,或大小写不符,很容易由此而引发纠纷。三忌不写日期。许多字据由于不写日期,一旦发生纠纷,对事实真相难以查清,使诉讼时效的确定发生困难,甚至会导致丧失诉权。四     

劳动合同形式的法律效力分析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而劳动合同的形式,“是劳动合同内容赖以确定和存在的方式,即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外部表现[1]。”劳动合同的性质,以特种契约说为通说,即认为劳动契约不同于民事契约,而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笔者认为,劳动合同形式的法定化是劳动合同的一大特殊之处。因此,笔者试着从法律效力角度来对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合同形式的规定进行一番解读。一、对我国《劳动法》中关于劳动合同形式规定的解读劳动合同的形式有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之分。各国立法可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允许一般劳动合同采用口头形式,只要求特定劳动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二是一般要求劳动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劳动合同可采用口头形式;三是要求都采用书面形式[2]。我国《劳动法》采用了上述第三种立法模式。对于立法者为什么采用此种模式,学者有一定的解释,“其一,我国立法上一贯要求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其二,合同内容较为复杂,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有利于当事人正确履行义务,也便于劳动合同的监督管理[3]。”笔者认为,法律对劳动合同形式进行书面形式的限定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农户家庭储蓄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监利县178户调查为例

农户的储蓄目的相当明确--为了社会保障.民间借贷行为是正规金融组织弱化农村信贷服务功能的结果.民间借贷尽管以"亲情"和"友情"等借贷为主,借贷中"立字据"与"付息"比例也不占优,但不少的付息的案例表明"高利贷"行为在农村相当普遍.乡村干部和村级组织在其中扮演极不光彩的角色,已成为"高利贷"放贷主体.农民在求贷的途径选择上,优先选择"高利贷",是因为求贷的成功率与高利息相比,成功率更为重要.     

电子合同与合同的书面形式要求——兼论我国相关立法之完善

电子合同并不符合传统法律中的书面形式要求，功能等同法较直接纳入法更科学地解决了电子合同的书面形式要求问题。国际立法为此也提供了科学的立法选择和示范，我国的相关立法虽然也解决了电子合同的书面要求形式问题，但在立法内容和立法协调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应采用功能等同法并通过立法协调解决这些问题。     

遗嘱涉房产纠纷多法官提示注意三问题

近年来,因遗嘱人立遗嘱时的法律意识欠缺,致使各法定继承权利人对遗嘱争端不休的情形也越来越多,尤以拆迁房产继承为核心的遗嘱继承案件增加最为明显。对此,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民事庭法官提示,一些遗嘱人在欲订立遗嘱时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民事庭前准备程序的制度化构建

近年来,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中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涉诉信访不断增多,民事审判的公正受到质疑,给民事审判提出了新的挑战。完善庭前准备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优化纠纷解决机制,提高法院的公信力。因此,应建立中国特色民事庭前准备程序,确保庭审顺利进行。     

娱乐广场

“啪啪啪”对“滴滴滴”□王震亚海瑞在任淳安知县时，听说了一件怪事：一个叫冯仁的财主刁滑贪婪，经常巧设圈套，诱人上当，诈取钱财。有一次，他请了一位先生来家教书，对先生说：“来我家坐馆，我决不亏待你，一年付你纹银２０两。但是到年终时，我得出字考你，认出来，分文不少；如果认不出来，说明你滥竽充数，误人子弟，不但分文不给，还要罚银２０两。”坐馆先生是个饱学之士，当即一口答应下来，并且立了字据。到了年底，先生高高兴兴去领取银两。冯仁连声说“好。好。”取出字据放在桌上，并在另一张纸上写下一个怪字———上面是…     

对营业转让合同作为非典型合同的典型分析

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营业转让合同以采取书面形式为宜.我国法律将来对营业转让作出规制时,应将营业转让合同的书面形式规定为任意性条款,同时应规定营业转让合同的一般条款,供当事人签订合同时选择.对于营业转让的范围,一般情况下,应以当事人约定为准.营业转让人负有移转营业的义务和竞业禁止的义务,在立法上应赋予营业转让人营业优先权;营业受让人负有支付转让价金的义务,商法应确立营业受让人的减价权.     

论学报编辑部与作者之间的著作权合同

学报编辑部与作者之间的著作权合同依法可以用书面形式和非书面形式,采用非书面形式合同,学报编辑部只能取得非专有使用权。如果学报编辑部欲取得作者作品的专有使用权,或者取得著作权的转让,必须与作者签订书面合同。签订书面合同时,应注意避开法定使用许可,让整本期刊及刊登作品的著作权完整地归属于学报编辑部。     

民事活动与调解程序中担保物权并存之处理

同一财产在诉讼调解程序中设立了担保物权后,应禁止在其他民事活动中再设立担保物权。但如果民事活动中设立的担保物权在先,则应允许在调解程序中再次设立担保物权。对于此种担保物权并存时之强制执行顺序,可参照适用民法中的有关处理规则。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论欠缺书面形式合同的法律效果及立法完善

合同的法定形式是法律对合同的载体形式的要求.在我国,对合同法定形式规定的大都是书面形式要求,对违反这一要求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却没有明文规定.笔者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分析,借鉴外国的立法例,提出对欠缺书面形式合同的法律后果的立法建议和选择.     

我国民事司法证明活动中的价值权衡及选择

民事司法证明是民事证明主体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确认案件事实,以求达到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活动.在司法证明过程中,应时刻贯彻价值选择的基本立场.民事司法证明的目的反映了现代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和相对性,是民事证明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最集中体现.民事司法证明活动映现着民事证明主体的本质力量,反映了民事证明主体的不同需要,这些需求的满足形成了多维度的价值取向,诸如自由、秩序、公正、效益、安定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兼顾多样与突出重点的统一、择优与代价的统一应成为民事司法证明活动中价值权衡与选择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如此不留借据我能打赢官司吗？

编辑同志：我同事刘某急用找我借了2万元，约定1年后偿还，当时没有立字据，也没有其他人在场，只有一位同事李某听我说过这事。事隔2年多，刘某拒不还钱，称2万元早已偿还，我打算起诉他，他却说到了法院他还是这话，李某表示愿意出庭说明他确实听到我说过刘某借我2万没还的事，但又告诉我，起诉要在2年内进行，还要有借据才行。请问我这官司能打赢吗?     

关于合同形式的若干思考

当今各国关于合同形式有“形式主义”与“放任主义”两种立法例。这两种立法例实际上暗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人的态度。我国未来的统一合同法对于合同形式应采用“放任主义”的立法模式。建议我国未来的统一合同法对合同形式的规定，应作“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形式，法律对合同形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表述。     

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修订完善研究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的全部活动中,起指导作用的基本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现时对其进行修订完善,应予以保留。但是,对现行法中规定的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则应分别写入《民事诉讼法》的有关章节中去;对人民调解原则,可以采取单独制订人民调解法予以详细规定;关于民族自治地区可以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原则,仍应将其写为民事诉讼法适用范围的例外。     

《元曲选》中的语气词"呀"及其相关问题——兼与《元刊杂剧三十种》等文献比较

＂呀＂是语气词＂也＂由于语音分化产生的替代用字,其历史比较久远。学者多认为＂呀＂的书写形式出现于元代。通过对元明一些重要的白话文献的考察和分析,本文认为＂呀＂应是明代才出现的书面形式。     

航天发射行为对第三人损害之危险责任研究

航天发射活动中航天器相关零部件或碎片坠落可能导致一国领土、领水及领海范围内第三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或利益遭到损害。此类侵权行为应属于民事侵权,遭受损害的第三人是受害人,参与航天器发射的各方是侵权关系中的责任人。航天发射活动致人损害应适用高度危险责任,其归责原则应为严格责任。     

对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再思考——兼评新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和第二百零四条

民事执行救济是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执行机关的执行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时提供保护和补救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具有保护、监控、平衡、维护社会稳定的多项功能。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机关对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来自程序上和实体上两个方面。因此,执行救济的方式也就有程序上和实体上的执行救济的不同。我国此次民事诉讼法对执行救济的修改仍未到位,还应在现有的执行救济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执行异议制度,为权利人提供更为全面的保护。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与程序研究

新《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权,这是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合理性的肯定。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和程序问题。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应包括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的整个行使过程;检察监督程序应主要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由同级检察院进行监督;根据执行中的不同情况,检察监督也应采取不同的具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