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乡村":于坚诗歌的生态寓意

“城市”和“乡村”这两大意象,构成了于坚诗歌的两大话语体系,亦构成了诗人创作的空间背景和心理背景,这其中极其重要地包含着一种生态寓意。“城市”和“乡村”不仅从外显的空间关系更从内隐的诗性角度和精神层面构成了两种生态的存在样式,二者的映衬以及诗人心灵的游走实现并升华了诗人的理性期待和审美期待。放在纵向的诗歌生态链中考察,于坚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诗歌内容和诗歌形式具有一种诗歌生态学的意义。     

"中生代":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地质"

当代诗歌发展至新世纪初,一批主要是1960年代出生(也包括195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以其独特的写作渐渐为人所瞩目。当代诗坛也出现了相关的命名问题。从这一类诗人与“第三代”、“70后”诗人迥异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取向、文本价值等方面思考问题,可以探悉到他们的写作具有不能以历史时间的“代”可以划分的“非代性”,以及无法成为流派、“集体”的成就突出的个人化风格。在此基础上,“中生代”的命名更有其合理性。有意识地运用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地质学名词,表明命名者看重的不是诗人在历史时间中占据什么位置, 而是强调他们的写作状态作为诗歌写作的一种精神和品质。     

诗歌象征特征初探

有的诗评家认为“象征是内容最丰富、掌握最困难的诗的手段”,这或许并不言过其实。我认为,诗人在生活中获得的艺术感受,有时需要以某种独特的途径表达出来。象征(symbol)就是诗人反映生活,表达他的思想感情的一种独特的、十分有效的方式。 一 象征在构成上的特征 就我看来,构成象征诗需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感情,二是意象,三是哲理,三者缺一,不成其为象征的诗歌。 在诸多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最富于抒情性。情致丰富,韵味悠长,应该是诗歌的本质特长。别林斯基说:“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如果诗作中没有奔涌着诗人从心底喷出来的激情,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诗。无病呻吟式的虚情假意之作,强拼硬凑的苍白干瘪之篇,绝对震动不了读者的心灵。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走过一段艰难、独特而又引人瞩目的长途之后,似乎又冷寂下来。这仿佛是一条热闹过后的街市,余音仍在回响,而新的繁荣仍未到来。在这十余年的时间内,各种流派或不成其流派的诗人们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当我们回顾它时,仍会有一种“鸟瞰的晕眩”时间正在考验他们和我们,现代派的诗歌的危机是存在的。当1986年的现代派诗歌大展示风风火火之时,诗人们可能未曾想到,时间这么快就让许多流派和主义成为过眼烟云。理论界还未来得及对这种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先锋诗歌的悖论

把1980年代以后的诗歌笼统地称为“先锋诗歌”会使“先锋”一词失去自身的涵义,不利于正确把握“先锋”的本质。在谈论先锋诗歌时必须谨慎从事,把那些真正具有先锋特点的作品和仅仅是冠以先锋之名的作品区分开来。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不好把带有创新性和实验性的作品统称为“先锋作品”,因为创新性的作品和先锋性作品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是否打破了某种均衡。先锋派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极端性和破坏性,他们可以不遗余力地求新而不惜打破创新与传统间的平衡,造成与传统的断裂。     

纯诗化：“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

“第三代”诗歌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创作潮流人们评述“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时,认为“第三代”诗歌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这是不对的。“第三代”诗歌有“纯诗化”这一独特的诗学追求,一方面,内容上他们追求“纯诗化”。他们“反文化”、“反崇高”,就是要把“文化”、“崇高”这些“非诗”的杂质去掉,而在诗歌中写出真正的个人生存体验。另一方面,他们追求语言的“哲学化”。他们“反修辞”和“拒绝隐喻”,是为了让诗歌语言更准确地表达内容。     

烦厌公务的菅原道真和杜甫

自称“为儒为吏报国家”的日本平安时期伟大诗人管原道真，在赞州时期诗歌中却对公务频发牢骚。而对工作不满乃至厌烦，在早于道真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歌中就有宣泄。这样的情绪，似乎不应属于这两位诗人，但这恰恰表现了特定环境中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体现出两位诗人的精神相通之处。更应注意的是，在两住诗人表现这种情绪的载体中，特别是《行春词》和《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这两首诗歌中，还存在着语言以及表现形式上的相似之处。     

景颇族诗人晨宏诗歌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认同关系

诗人晨宏是景颇族作家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诗歌题材多涉及民族生活,并“记录”和“储存”了许多属于自己民族独特的现代性体验。浓郁的本土意识是晨宏诗歌的显著特点,他在本土意识的书写中实现着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认同。晨宏善于写“树”,并在其中完成了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     

“中间代”:命名、问题、意义

“中间代”是新世纪诗歌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命名。新世纪初相关诗人对“中间代”进行了反复、持续的建构,呈现出了“中间代”诗人的基本风貌。但是,这一命名缺乏内在的诗学根据,更多的是出于夹在“第三代”和“70后”诗人之间、以“60后”为主体的一批诗人进入诗坛的实际需要。“中间代”诗人集纳在“中间代”的旗号下,是消费时代的诗歌行为,他们以商业营销的方式凝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努力没有诗学价值,他们在危机时代,坚持了新诗的先锋性、纯粹性。     

论昌耀的精神救赎之路

中国当代西部诗人昌耀所铸造的诗歌世界是独特的。昌耀诗歌在以悲剧意识为主调的诗歌文本后面隐含着另一精神主脉,即与宿命论、荒诞意识、孤独意识、受难意识相抗衡的精神救赎之路。诗人试图借助诗歌、家园、爱、死亡来实现对人生的突围。探索诗人精神救赎之路将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昌耀诗歌的思想深度。     

论多恩及其诗歌的"间性"特征

通过后现代的视角,运用符号学理论和新批评的细读法对17世纪英国玄学派代表诗人约翰.多恩及其诗歌的“间性”特征进行分析,从而审视古典时期的多恩及其诗歌的某种后现代性特征。认为多恩用巧智和奇喻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由碎片拼贴而成的独特的隐喻世界,他的精神“内爆”使得这一隐喻世界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特征,而这种不确定性在主体和文本中的体现就表现为“间性”。     

元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特点

民族大融合时期元代少数民族汉诗创作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少数民族诗人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 ,但他们所创作的诗歌却仍然保留着少数民族的气质 ;因为出身、地位的不同 ,文化心理、民族情感的差异 ,造成其诗歌题材的多样化 ,大大地拓宽了元诗的题材 ;他们的汉诗创作由于在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多元继承的同时又保存了他们的原创性思维 ,因而具有独特的意境和风格 ,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瑰宝     

论长吉体的艺术特征

李贺诗歌以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貌在唐诗坛上独树一帜 ,自成一家 ,被誉为“长吉体”。“长吉体”具有诗歌题材的虚幻化、诗人形象的艺术化、艺术表现的独特化、语言风格的多样化等艺术特征 ,从而奠定了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古代诗人创作与理论同步举隅

古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与其诗歌理论,在美学思想上多具有一致性或日同步,创作体现着理论,理论指导着创作。我以为,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既可以使抽象的诗论观点具体化,形象化,又可使人窥探到诗人创作的某种美学追求,这未尝不是一条研究古代诗论与创作的路子。兹举二例,试论述之。一、黄庭坚“自成一家”说与《子瞻诗句妙一世》北宋诗人黄庭坚名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实际与苏轼齐名,胡仔所谓“元祐文章称苏、黄”     

“数码诗人”与新诗的新媒体传播

新媒体时代,中国新诗的生产和传播生态发生了变革,“数码诗人”应运而生。“数码诗人”是中国新诗新媒体传播的主导者,他们遵从数字媒介的技术法则和游戏规则,实践“自己动手”的美学,由此生成多路径、交互性、复合式的超文本诗歌。在给予读者自主性的同时,“数码诗人”让渡了建构经典文本的权利。数码诗歌的游戏倾向可能构成消解诗性的力量,超媒体的表现形式靠拢了大众的趣味,交互式的嬉戏也逗引了局外人猎奇的目光,但诗歌本身的处境并未改变。对于浸淫于大众文化中的网络受众来说,诗歌的智性挑战足以令他们敬而远之,因此,数码诗歌难免沦为诗人圈子内部的“游戏”。新诗的“数字化生存”由此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困局。     

红土上的精魂——抗战时期的东南诗坛

抗战时期,以浙、闽、赣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聚集着一批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新老诗人和在战火中诞生的本土青年诗人,他们建立诗歌团体,创作诗歌作品,掀起了声势颇大的战时东南诗歌运动。文章对活跃于这一时空的诗人和他们的诗歌活动作一较为具体的描述。     

论杜运燮20世纪40年代的轻松诗

杜运燮与穆旦、郑敏并称为“联大三星”,他们的创作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代表。杜运燮以其特有的幽默与智性从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中解析生命的处境及意义而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这样的风格集中体现在他的轻松诗创作中。他的轻松诗是对以奥登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的继承,是注入了中国现实与诗人个性的独特尝试。     

徘徊于灵与肉之际的悲歌——论吴梅村诗歌中的自我忏悔

如果撇开枝叶不论,吴梅村的诗歌里大致形成三重主干:历史的铺叙,现实的感应和自我的观照。当我们将审视的目光聚焦于“梅村体”叙事诗广阔的历史容量与杰出的叙事艺术在古典叙事诗中的成就地位,格外注目《芦洲行》、《马草行》、《打冰词》等作品如何深刻地反映现实吋,似乎相对忽略了创作主体的自我体认。就“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某种角度看,“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①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诗人群里,再没有谁如吴梅村一般于“感怆时事”的同时,缠绵凄婉地“俯仰身世”,铭心刻骨地忏悔自我,痛苦而执著     

独特情志 别样芬芳——读《八叶集》

《八叶集》是“九叶”诗人除杭约赫(曹辛之)以外,其他八位诗人建国后诗歌精选的合集.八位诗人近四十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以他们出色的才华而论,到今天只奉献给中国诗坛这样一本薄薄的诗集,其收获不算丰厚.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窥见他们诗歌创作的独特情志和闻到那别样的芬芳.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