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主义: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论冯友兰对神秘主义的诠解

人们通常将冯友兰哲学视为一种具有新实在论特征的理性主义形态。然而,冯友兰哲学在追求严密清晰的逻辑分析的同时,“神秘主义”也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经线。冯友兰将神秘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并主张“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这种对神秘主义的独特诠解,斫出了一条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有机统一的新路径,从而为建构当代中国形上学的新范式奠定了基础。     

论“常识、常理、常情”法学教育观的坚持

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立法、法律适用的过程是与人民群众心相通、理相同、情相连的过程,离不开“常识、常理、常情”的指导。“常识、常理、常情”是人类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人与人相处的、至今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基本道理、行为准则。“常识、常理、常情”既是一种法治观,也是一种指导培养法学人才基本方向的法学教育观。坚持“常识、常理、常情”的教育观,法学高等教育才能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促进社会和谐的法律人才。     

列宁“一国建成”思想新论

列宁在“一战”期间或俄国国内战争结束以后 ,提出了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以及列宁始终坚持“同时胜利”论 ,否认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 ,都没有准确反映列宁的思想。实际上 ,列宁最终也未提出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 ,列宁形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 ,即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的思想 ,对“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提出了新的认识     

论列宁的立法思想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学思想 ,从而构建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的许多法学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主要从立法应从实际出发 ,法随形势的发展需要不断立、改、废 ,加快立法的进程三个方面阐述了列宁的立法思想     

关于价值及人的价值范畴的新探索

价值范畴是价值理论研究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关于价值范畴存在着“关系说”与“属性说”的争执。本文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新观点,即“关系属性说”。并根据“关系属性说”进一步论述了人的价值范畴,以作为价值哲学与人生哲学深入研究的基础。     

也谈哲学改革

有一种流行说法:“现在是经济繁荣,哲学贫困。”“哲学是时代智慧的结晶”与“哲学无用”两种观点在现实生活中尖锐对立。这种对立促使人们对哲学的社会功能和哲学的改革进行反思。 哲学的社会功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生命力的根基在社会实践,它产生于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反过来,它们的成果又促进着哲学的发展。实践表明:马克思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精神实质

真理探讨的狭隘认识论视境，使得理论界在真理的研究问题上出现了指向上、内容上、方法上和现实上的四大失误。马克思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理论硬核的哲学观点包含了解决真理问题的一般思想方法和研究方向———实践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维度。所以，走向实践思维，走向社会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精神实质和本质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建构哲学真理观的一个典型的现代哲学方案。它为我们进行真理探讨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价值指向     

论生态政治哲学的价值中心转移——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

20世纪60年代生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业已跃升为当代全球性的“人类困境”。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剧和环境保护运动不断发展．人们将生态环境纳入到伦理关系之中,生态政治哲学由此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焦点。本文通过对当代西方生态政治哲学“原野”转向的考察、梳理,主要介绍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及“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三个流派的观点,并对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彼此之间的承接关系进行了分析,旨在进一步指出“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政治哲学观的合理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灵魂”吗？——“以物化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以人化为本”的“实践人道主义”

国内长期以来形成的把“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或说成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灵魂，这其实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的哲学理想，也不是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即“历史哲学”。它仅仅是揭示“史前社会”人被“物化”方面的事实之科学方法，主要是研究资本剥削所形成的总的科学观点，根本就不是哲学。马克思的哲学理想只能是“以人为本”的“实践人道主义”和“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唯心主义”。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价值观的哲学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价值观是价值主体我们党对价值客体“三个代表”在效用上的总的看法和根本的观点,其内容是“三个代表”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分析和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所确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近年来,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逐渐升温。关于法律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含义、主要内容及理论体系,法律解释研究的进展及研究走向,哲学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深刻影响等问题,学界提出了各种看法。尤其是,法律论证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律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治理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方法的应用也离不开价值衡量(利益衡量)、法律推理等传统法律方法的辅助作用。     

法律体系形成后的研究转向——2011年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司法成为法治建设的重心。这为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提供并营造了珍贵的时代机遇。本年度,法律修辞学和法律语言学受到了更多关注。传统的法律方法研究(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越来越让位于贴近我国法律运行实践的法律方法论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律方法的教学开始受到重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学界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与延伸。我们应当抓住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方法论面临大发展之时代机遇,深入推进此研究。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2005年度)

一年来,我国法律方法论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展现出新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走向。通过对法律方法论的基础理论、法律论证理论研究、非形式逻辑对法律推理研究的影响、法律解释本体与方法的关系、部门法学中法律方法论意识的觉醒与研究、人工智能对法律方法论的影响等问题的综述,概括了法律方法论的最新进展。从总体上,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总结和改进这些不足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古代法律词汇形成、发展和演变述论

文章从新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法律词汇形成的几种主要途径 ,并对其后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同时对中国古代法律词汇所具有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006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在2006年,法学界对法律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法律方法论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已经觉醒的方法论意识,不仅引发了人们的理论兴趣,而且对司法实践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大量专著、论文的涌现,使我们看到法律方法理论更趋体系化,而具体的法律方法,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的研究更加深入,类型(化)、拟制、类推、法律原则、法律渊源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一些新进展。此外,学界在部门法学以及法律史方面均对法律方法做了一定的探索。从总体上,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尚存在若干局限性,总结和改进这些不足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略论法律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法律全球化是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过程的法律表现 ,是一个主权国家协调行动、共同参与的积极进程。我国正在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其客观规律有力地冲破地域的限制而扩大到国外 ,使国内与国外连为一体。而中国的“入关”又必然使中国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 ,在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以及法律共同体等方面受到极大的影响     

论良法的基本内容

良法的内容是良法研究从而是法治研究的重要问题 ,但是我国学者对此重视不够。良好的法律应该是体现了良好的法律观念的法律 ,是承载着良好法律价值的法律 ,是展示着良好法律结构的法律 ,是包含着良好法律内容的法律 ,是凝结为良好的法律形式的法律。     

研究的困惑与执着——2009年度法律方法论学术报告

近些年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学科意识不断增强,实践回应能力彰显,对传统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化.然而,这并没有完全解决困扰学科发展的很多问题.尽管研究者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有一种执着的心态,但是我们还面临着更多新的矛盾.今后法律方法论研究应该结合中国的问题意识,把握既有司法传统与司法运作现实,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构建我国法律方法论体系.     

法律解释实现法律确定性的路径探究

针对许霆的行为,律师和法院对刑法同一法律条文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情况的出现提出了法律解释如何实现法律确定性的路径问题。法律确定性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精神与现实价值,但法律确定性却受到法律对语言的依赖性和法律的经验性的挑战。这种挑战揭示了法律解释实现法律确定性所应满足的标准。目前各种试图实现法律确定性的法律解释路径都存在不同层面的缺陷,而唯有建构在判例之上的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解释,才是实现法律确定性的正途。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制度可资借鉴。     

法律英语术语误译

法律术语误译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译者语言水平有限,表现在拼写错误、理解不当、词义近似而致选择性错误;翻译策略选择不当和法律文化差异也会导致误译。本文在实例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的误译提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提高译者语言水平,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以及深谙英汉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