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散文主体文学身份与文体话语选择的关系

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变以及纯文学意义上散文概念的出现,使写作主体的身份特征由以往的多重社会身份向文学层面转变,这种特点在现代主要散文家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钱钟书、梁实秋等的文学身份中集中体现出来。由中国现代散文创作成就可见,散文创作的风格和成就是和主体的文学身份质素密切相关的,中国现代散文创作主体身份向文学层面的转变,是现代散文文学性增强、白话文语体魅力充分呈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内在与外在之间：“实在”的张力

实在论是一切形而上学之基础,依据对实在的不同理解,可区分为内在实在与外在实在。这一区分的意义在于梳理实在概念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从而起到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清理地基的作用。在梳理的过程中,哲学对实在的理解显示出从外在实在到内在实在,再到过程实在的逻辑过程。     

论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的社会属性

汉代文学创作是作家居于某种特定身份的艺术结晶,身份对其创作有直接影响。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的社会属性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作家居于社会等级结构中,从而获得社会阶级的、等级的身份。作家的身份又往往是重叠的,他们在朝为大夫、郎的同时,也可能是天子的文学侍从,或是将军幕府的僚属。作家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地位有升迁,也有落泊。考察文学主体身份社会属性的复杂性,有利于揭示汉代文学的真实面貌。     

成就宪法稳定性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

宪法的稳定性成就于宪法自身品质优良和得到持久实施这两方面缺一不可的共同作用。只有具备了正确的立宪观念、成熟的立宪基础、适当的表现形式和完善的宪法文本等主要因素的宪法才能成为品质优良的宪法;只有当公民普遍具有正确的宪法意识、官员普遍养成依宪办事的工作作风、宪法规范成为司法裁判的直接依据、存在有效的宪法实施保障体制时,宪法才会得到持久实施。     

身份认同与文学的政治

身份和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学中不可避免的主题,其多种表现形式常常带有不可避免的政治性。本文讨论身份与身份认同在文学中的表现,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当代文学批评关于身份问题的利用,从身份认同、身份危机、身份建构和身份叙事等方面探讨文学中的政治问题。结合对法侬、奈保尔等后殖民知识分子和作家对经典作品中的人物以及身份在批评理论中之挪用的分析,指出身份本身就与社会、文化、民族、种族等重大问题不可分割,与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不可分割,因此本身就具有政治性。     

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内在主体间性

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建构正在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推进。完整的主体间性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即外在主体间性和内在主体间性。内在主体间性,实际上就是自我主体的多重内在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即感性主体与理性主体;原欲主体、自我主体与超越主体;本真主体与异化主体;此在主体与彼在主体这四种类型的多重内在主体及其"主体交互性"。     

学术期刊评价的内在困境与外在影响

学术期刊评价不仅影响着期刊的质量评价,更是关系着整个社会在科研成果评估、成果采纳,科研人才的职称评定、奖励,人才招聘参考、人员考核,学位授予等实践领域的参考与采纳。学术期刊评价不仅涉及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在读学生的事业发展甚至生存,也涉及政府相关管理机构对学术质量、规范政策制定,管理人员的科研业绩认定及相关管理工作,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应该对目前出现的问题认真反思、纠正失误、调整对策、消除误导。与之相关的政府管理机构、社会各行业、学术界、期刊界、学术论文写作者、评价者都应该重视改变目前对期刊评价的误解和误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本质和外在关系刍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强化国家意识的有效途径,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如何才能提升核心价值观润物无声、成风化人的影响力,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理论自身的彻底性。一方面要掌握其内在本质,另一方面也要精准把握和处理其与相关问题之间的联系。只有彻底了解其深刻内涵和外延才能更好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真正实现与实际行动同步共振。     

主体创造的内在机制

主体创造是主体意识的能动活动。主体意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组成的相对成熟、不断发展且日臻完善的结构体。主体意识自身具有能动性和统一性 ,这两种特性在具体的创造活动开始之时 ,已时间在先、逻辑在先地存在于主体意识之中 ,并自发地演绎开来 ,发挥其作用。主体创造的过程 ,表现为主体意识在已有知识和认识成果基础之上 ,在需要的驱使下 ,对其自身各个组成部分、各个层次、要素所进行的整合。具体表现为对已有认识的综合、对其各组成要素、特性的协调和控制以及对主体自身潜能的发掘。本文通过对主体意识结构、特性及其整合过程的剖析 ,试图揭示主体创造活动的内在机制。     

内在契合与外在机运——中国现代文坛接受《苦闷的象征》探因

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现代文坛接受《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为《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契合是被接受的基础,其现代精神是能被接受的必要条件;而改造国民性、张扬个性的时代使命和文学理论建设的需要,为其提供了外在机运.这种接受是历史的必然,其实质是在外来因素激发下,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认识和现代转化.     

政府审计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内在特性与外在需求

对国家经济安全和政府审计的内涵和发展情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就政府审计保障国家安全进行文献综述,从内外两个大的方面阐述政府审计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性。政府审计的内在特性方面,从政府审计发展历史、政府审计的主要理论支持、政府审计实践、政府审计的人员配置和组织构建、政府审计的地理区域布局和政府审计人员的素质等6个不同方面论述政府审计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自身优势和必然性;政府审计的外在需求方面,主要从政府各级部门和相关利益方需要政府审计为其提供决策支持,以及政府审计提供的信息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和较好的声誉等方面论述基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对于政府审计的广泛而长期的外在需求。最后提出政府审计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希望所在。     

论农村文化产业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契合与外在互动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农村文化产业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必然的联系。它们共同致力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都以农民为价值本源与依归、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事业,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同时,二者更表现出外在的双向互动,即: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完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又反作用于农村文化产业。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疾病话语与现代主体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疾病话语,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转型过程中,文学作品使用疾病意象的方式及其包涵的意识形态结构,同时这当中也暗含着以人的觉醒为开端的现代主体内涵的嬗变。从精神疾病对理性主体的解构、都市病对欲望主体的反思,再到日常生活疾病事件对主体沉沦与超越双重困境的揭示,后新时期文学疾病话语的不断变化,反映了后新时期主体内涵不断解构与重构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革命信仰与人道主义启蒙理性的中心地位日趋消解,非理性、欲望与沉沦在世对主体内涵的重建,也在疾病话语的审美反思中不断地呈现其片面性与局限性。主体失去了理性中心主义的整合与同一,已然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态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泯灭,它恰恰反证了现代主体的极端自反性与未完成性。     

从外在视点到内在视点:哈特与法律实证主义的诠释学转向

哈特是战后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因应时势对法律实证主义思想进行了重大调整,人们称哈特的这种调整为法律实证主义的“诠释学转向”。即,从法律实证主义的“外在视点”转向了诠释学的“内在视点”。所谓“外在视点”指的是早期的实证主义者追求法的客观性,对法采取的是一种外在观察者的态度。这种“外在视点”无法把握法的全部特点,无法为法的有效性提供恰当的理由,因为法律的解释者同样是法律实践的参与者,无法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哈特认为,法的有效性的根据要参考官员和市民对法律的内在态度,即“内在视点”。哈特的“内在视点”开启了法律诠释学之门。     

美国黑人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

美国黑人文学揭示了黑人长期被迫面对的种族歧视和文化身份危机,也记载和推动了黑人文化身份意识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而文化身份意识的增强也促进了黑人文学的发展.从黑人文化身份意识的发展路程可以看到,通过保持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加强文化身份认同及建构是有效的途径.     

现代性启蒙与新时期文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制度的松绑而发生了重要的身份转向。这种“转向”一方面表现为作家写作心态的重要变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文学风格的根本变化,同时还表现为文学启蒙主义现代性使命的重新回归。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的这种复杂现代性身份转型,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想象支持。     

社会性别身份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美国文学明显是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男性、东部作家为主流,弱势族裔作家常常充当象征性的点缀.这种情况一直到80年代才渐有改观,特别是从性别和族裔的角度对美国文学的重新观照使美国文学与文化的范畴更为宽广.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种族歧视采取的是一种性别的形式,无论是华裔男性之女性化还是华裔女性之异国情调一直是华裔难以摆脱的刻板形象,从社会性别身份的视角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和思考也因此具有意义和价值.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中国学者在对西方文学的反思中,感到有必要深入到现代性话语的历史结构中,积极探寻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主体意识,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是既具有本民族文化记忆的深刻底蕴,又具有健全开放的心态和全球视野。故而,中国学者应该积极介入国际理论争鸣,发出中国人的声音,与外来文化展开平等对话交流。     

贪污罪主体的身份与共犯问题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通说的观点,认为贪污罪是"纯正身份犯",其身份特性为"国家工作人员"。然后对学界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即在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单位财物占为己有的如何定性进行了探讨。在分析"主犯决定论"、"分别定罪说"、"主要客体决定说"、"贪污罪说"的基础上,提出应当正确理解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含义,将主观要件作为核心,在对上述人员定罪时,主要考虑主观上利用了谁的职务便利,如果是相互利用,则要考虑数罪并罚和想象竞合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