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的中国省域城镇化效率测度及其收敛分析

提高城镇化效率是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镇化道路的重要环节。运用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2002—2011年的城镇化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剔除外部因素和环境变量以后,Malmquist指数普遍下降。从区域来看,无论是调整前还是调整后,东部的Malmquist指数最高,中部居中,西部最低,这与中国三大地带的经济梯度高度吻合。收敛分析结果表明,全国及三大地带城镇化效率Malmquist指数均存在条件β收敛,全国及东、中部存在绝对β收敛,但西部不存在绝对β收敛。     

中国城镇化概念与水平测度研究综述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城镇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城镇化研究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城镇化的概念内涵可以从人口视角、地域视角、生活方式的视角以及综合视角等方面进行归纳综述;进而还可对城镇化的水平测度方法如人口比重法、“两化”关系法、综合指标法、多元计量模型法等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系统综述,并提出城镇化概念和水平测度现有研究中存在的概念不统一、传统方法为主、创新方法较少等问题。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

在厘清30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究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与趋势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2020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以北京居首广西最末,相比2005年所有省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贵州增幅最大;2020年农业碳排放效率以天津居首山西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余下29个省份效率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青海增幅最大。（2）2020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以北京最高新疆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29个省份耦合协调度都有显著提升,且其中27个省份实现了层级跨越。总体看,截至2020年,绝大多数省份的耦合协调等级达到了中级及以上水平。（3）在整个考察期内,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了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高值省份通常与一个或多个高值省份相邻,而低值省份周边一般伴有一个或多个低值省份。同时,当前全国仍以低-低集聚为主,中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明显处于落后态势。（4）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在短时期内较难实现层级跨越;而在引入空间地理因素后,耦合协调等级的稳定性已有动摇趋势,且极易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出现。     

福建省县域城镇化水平测度

福建省城镇化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较低水平起步,随后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到2014年底福建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1.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通过构建县域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福建省58个县域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根据因子得分结果,把福建省58个县域城市分为5大类,分析了每个类别的城镇化发展特征,为更好地分类推进福建省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依据.     

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

分析传统的城镇化水平评价方法的弊端,据此提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并从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城市建设水平、居民生活质量和城乡统筹质量五个方面构建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聚类分析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地区差异进行测度与分析,探讨城市群中各城市城镇化质量的优势和劣势,并就各城市的发展方向与策略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对本区域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提供借鉴。     

中国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探索

新型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西部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部新型城镇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经济、社会、环境、制度和空间结构五个方面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进行梳理,分析西部新型城镇化进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化质量、城镇环境、城镇化体制机制和城镇空间结构四个方面探索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     

中国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动态关系研究

在旅游引导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通过功效函数的构建发现,旅游经济、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的综合功效水平明显领先于人口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通过协调度的计算发现,旅游经济与生态城镇化间的协调度明显滞后于旅游经济与其他子系统间的协调度。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旅游经济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生态城镇化存在负向的长期均衡关系。短期中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互动关系显著。经济城镇化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旅游经济分别对人口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产生了正向和负向的影响。最后提出旅游经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分析

生态环境和新型城镇化存在协调互动的关系,环境规制作为人类调节生态环境的一种重要行为,能够对区域生态环境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以我国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分别测度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发现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在时空维度上均存在上升趋势。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类型进行划分,判断中部地区两者间的协调性关系,结论如下:1)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不足,基本协调型数量只有一个,而严重不协调的比例占到了38%,二者尚处于拮抗状态;2)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性类型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     

新型城镇化测度及统计评价——以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例

本文根据中央十八大及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系统探讨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属性和特点,并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借鉴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城市发展指数(CDI)和城市指标准则(UIG)、国家环保部《国家级生态乡镇(环境优美乡镇)建设指标》、社科院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国家统计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等研究成果,构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测度及评价指标体系,还以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例探讨了具体评价过程.     

山东省城镇化质量的地区差异测度与分析

通过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城镇化质量指数计量模型,对山东省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了测度评价.依据综合得分对全省17地市进行了系统聚类,分析了各类地区城镇化质量的优势与不足,并就其提升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     

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动态的视角,从理论上构建了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两者的关系模型,指出当模型的前提和假设均成立时。运行的结果就是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反之且不加修正就会产生抵触,扩大城乡差异。当前中国国情与模型理想化运行的前提和假设尚存在差距,表现在政府、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上。建议强化以促进效率与公平为目标的政府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并切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以促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     

中国住房价格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研究——动态面板和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

文章考虑了在住房价格的滞后影响下城市化对住房价格的影响。考虑到住房价格时间上的滞后效应,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发现城市化对住房价格有推动作用,住房价格存在时滞性。通过纳入空间效应,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发现在考虑到住房价格的空间依赖性的情况下,城市化依然对住房价格有推动作用。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不同省域城市化对住房价格的推动效应存在差异。中国城市化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因此需要协调房地产市场和城市化进程的互动发展关系。     

推动江苏城镇化尽快向质量提升转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的审议讨论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围绕城镇化问题,指出了我省城镇化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强调要推动城镇化向质量提升转变.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目前把提升城镇化质量作为江苏转型发展的“三大重点”之一.     

海南农村城镇化动力因子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影响海南农村城镇化动力因子的多元统计分析表明,影响海南农村城镇化最主要的动力因子为第三产业,农业的快速发展为海南的农村城镇化提供了较强劲的初始化动力,而农村工业化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不足,限制了海南的农村城镇化进程。     

青岛社会变迁中的城市化质量研究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地区出现了“城市化质量”和“城市化水平”相互脱节的现象,青岛市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也存在着质量与水平不协调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人口增长与建设规模不协调、市政建设与社会服务不协调等方面,制约青岛市城市化质量的因素主要有：地区差异明显、城乡二元矛盾较突出、郊区城市化速度过快、人口增长过快、城市管理和市政建设投入不足等,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观,强化城乡统筹发展,切实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提高城市人口的素质是提高青岛市城市化质量的主要途径。     

从城市化质量认识省域经济发展差距

依据中国120个样本城市的相关数据,用统计分析方法,建立了一组省域城市化质量水平指标的测度模型,并以中国东、中、西部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份为例,分别用模型测度了它们的城市化质量水平,然后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质量主要指标的差异认为,省域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协调发展取决于区域城市化的内在质量,要提高中西部省域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应该重点培育次级高能量城市,增强省域城市体系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城市网络张力.     

工业化弱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经济障碍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基础。城市化的经济前提包括 :工业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产业结构的递次升级、高素质企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广大民众参与其中。具备了这样四个条件的工业化进程会相继产生两次劳动力转移的浪潮 ,继起地将一个国家送达城市社会的彼岸。综观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从来没有全面地具备城市化的四大经济前提。当前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在于企业弱质 ,并因此导致重工业化过程受阻 ,二者共同决定了非农产业就业扩张困难 ,城市化乏力。因此 ,要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 ,就必须提高工业化质量 ,夯实城市化的经济基础。     

印度城市化进程对中国城市化的启示——兼比较两国城市化进程

印度和中国两国的历史、国情、独立后的经济基础都有相似之处,但两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发展水平却出现了明显的分异,关键在于中国实施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政策和发展都市集群(圈)的城市化政策,印度则采用均衡发展的经济政策和优先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政策.另外,印度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共同遇到的难题,如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社会就业问题等,也提示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亟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