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珍贵的山西大学校史资料

最近。我们整理沉睡近四十年之久的馆藏拓片时,发现了《山西大学西学专斋始末记》(以下简称《始末记》)、《山西大学西学专斋教职员题名碑》(以下简称《题名碑》)两份拓片。     

《漳州三平广济大师行录》碑考

漳州三平寺,位于今平和县三平村,唐高僧广济大师建,历来香火鼎盛,蜚声海内外。寺中现存《漳州三平广济大师行录》碑(简称《行录》),记载广济大师生平事略及三平寺修建经过。但碑之真伪、向有争议,本文拟就此问题及碑文所载建寺年代,略作考证,以广此重要古迹的研究。     

石门十三品质疑

一、问:所谓的“石门十三品”指的是什么? 答:(郭荣章馆长回答,下同。)所谓“石门十三品”,通常是指《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二字、《晏袤释开通阁道碑》、《石门颂》、《杨淮表记》、《李君表》、《玉盆》、《魏王衮雪》、《石虎》、《李苞通阁道碑》、《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孝章通阁道碑》、《石门铭》及《石门铭小记》、《重修山河堰碑》。但也有将《岩然题名》和《宝庆     

宋代石门轶事补遗和考辨

汉中石门当褒斜道之冲,以汉魏颂铭而蜚声中外。两宋因金石学臻于极盛,骚人墨客多于此吊古刊石,抒怀发叹。尤其宋室南渡后汉中为四川宣抚司治,文武官员纷至沓来。石门周围修堰记事、游赏题名类刻石骤增。清倪兰畹《右门道记》碑:“来游题名几满,皆宋人手笔。”“南宋题名甚伙”可证石门石刻肇于汉魏而盛于两宋。 石门宋人题刻史料价值甚高,足资增补与考辨汉中地方史和宋人在汉中轶事,兹分述于后:     

《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佚文

由于历史的原因,流传下来的西夏文献,犹如凤毛麟角,十分稀少。明代《嘉靖宁夏新志》(简称《嘉志》),转录了两篇西夏佚文,《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简称《承碑》);《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简称《碣铭》),甚为难得。这两篇西夏文献,是研究承天专(在宁夏银川市)营建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研究西夏的宗教、文化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梁季政治斗争再探讨——以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为视角

梁季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陈霸先取得了最终胜利,标志着南方土著豪强势力在南朝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这是南朝后期政治、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动。陈霸先之所以能击败王僧辩,原因不仅仅在于南朝梁末自身政治局势等方面的逐渐变化,更在于当时北齐对江表的强大军事压力直接左右了王僧辩对陈霸先的斗争策略。当南北形势稳定之后,王僧辩欲重新调整对策时,陈霸先却抢先利用京口形胜之势,偷袭王僧辩得手,从而为王、陈之争画上了句号。     

芷亭碑记

<正> 存碑地点 汕头市金平区蛇东桥头居委(原溪东寨桥头社)“电船头”附近“关脚”芷亭。嵌于亭壁,由右至左依次是《蛇浦乡修桥筑路建亭序言》、《捐款纪念碑》、《芷亭记》三碑。     

《韦君靖碑》考辨

韦君靖碑,凿于大足北山之崖,正文凡一千四百余字,后有约一百五十名节级将校题名,系为韦君靖纪功而作。由于碑文涉及唐末川中若干重要史实,多为史书所阙,又是有关北山造象的最早文字记载,因而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然而,人们对碑文的理解迄今还有不少含糊乃至失真之处,因此,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对《韦君靖碑》再作考辨,重点在于探究旧说言之未尽的地方,或者澄清旧说所误解的问题。但所言难免失当,谨请识者指教。 韦君靖碑行世甚早,代有著录,始见于南宋玉象之《舆地纪胜》,然有目无文。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则不仅据王象之书录目,而且收录正文,但文字与他书所载者有出入。民国《大足县志》据《广记》所记而“疑韦君靖碑曾经重刻,不免讹误”。其实,删省原文,本是明人通病.不独《蜀     

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

鲜于璜神道碑是一九七三年五月在天津市武清县兰城村发现的。璜于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六月壬戌卒,碑以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十八日立。碑圭首,高2.42米,宽0.83米。篆额阳文,二行,共计十个大字:“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碑文十六行,行三十五字,共计五百零八字。前为叙,记述璜之先世、生平事迹、卒年及刊石立碑情况。后为铭。碑阴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共计三百十九字。前为诔,后为世系。全部碑文(包括碑阴)为隶书,阴刻,共计八百二十七字。《考古学报》于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载了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简报(以下称“简报”,引文不再注),并发表了该碑的照片和释文。     

苏轼题名、题字及文类石刻作品数量统计与分析

苏轼石刻在北宋时遍及天下,其题名题字类石刻反映了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外任及被贬时为多,这类石刻记录了苏轼的行踪与心迹.苏轼的文类石刻有碑志文、记文、赋、颂、铭、赞、题跋等多种类别,有明确文献资料记录的石刻文有57种,从苏轼石刻文的创作及书刻时间可以看出:苏轼早期石刻重记,后期石刻重碑,一生独铭五人,尤其重视《中山松醪赋》石刻.这些现象有待深入分析,以揭示苏轼独特的创作与传播心理.     

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的刻版与印本

清代进士登科录存世较少,查阅不便,北京孔庙的进士题名碑经风雨磨蚀,字迹漫漶,这使《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成为考察明清进士群体的重要资料。房兆楹、杜联吉吉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和朱保炯、谢沛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都是根据它编纂的。然而《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本质上却是一种以新闻宣传、市卖盈利而非保存文献为主要目的的出版物,在清代还存在着坊间盗刻本。该书在记载进士的姓名、籍贯方面存在数量不少的误刊,其中部分误刊也被“引得”和“索引”所延续。     

圣井村 以石殿出名的村庄

正圣井村,有4个自然村,坐落在圣井山中部山腰,是圣井山风景区的中心地带,隶属瑞安市大南乡,距城区39公里。此村以石殿而出名,以井名为村名。圣井山,又名许峰山、景福山,约在宋末成为宗教胜地而显名。到明代,这座山已经成为名山。明《(嘉靖)瑞安县志·山川》记载:"许峰山世传许旌阳炼丹其上,丹灶尚存。山高数千仞。豸岩、牛皮岭在山之南。许峰潭,水自姜家山下纳于潭。圣井,在顶,深广不盈尺,遇旱有水,或称海眼,随潮升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订正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出版。以下简称《索引》) ,是载录明清两朝进士的工具书。书中以明清两朝进士题名碑录为依据 ,既按科分顺次 ,分三甲编排 ,又按姓氏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排名录 ,对其科分、名次、籍贯一一著录 ,实为查检两朝进士科分、名次与籍贯最为方便的一部工具书。然而著录亦有误处 ,兹订正如下 :(1) 38页高进孝条 :河南获喜 (直隶宁山卫 )　明万历14 / 3/ 15 1(2 0 )。按 :依《索引》编例 ,此注表明高进孝为河南获喜县民籍 ,直隶宁山卫人。查明代河南无获喜县。核之《进士题名碑录…     

再谈《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的撰写时间——与吴天墀先生商榷

《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以下简称《碣铭》),是一篇重要的西夏文献。著录在明《嘉靖宁夏新志》(以下简称《嘉志》)中。由于著录有误,笔者在《<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伊文》(以下简称《佚文》)①中,对《碑铭》的撰写时间,进行过考证,认为《嘉志》原文“大夏天庆三年八月十日建中的“天庆” (桓宗年号1194——1205年),应是景宗李元昊“大庆”(1036——1038年)之误。1930年拙文发表以后,     

《瘗鹤铭》文本、刻本之我见

《瘗鹤铭》是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石刻。由于《瘗鹤铭》摩崖石刻先遭天灾,后遇人祸,早已支离破碎不全。北宋发现此铭,已不完整,及至清代打捞上岸,只存五方残石。唐、宋、明、清均有文本和刻本,哪种近真,本文进行考订,以求还其历史之真面目并提出笔者一得之见。     

《采菽堂古诗选》的命名及成书过程研究

《采菽堂古诗选》是清初诗论家陈祚明评选的古诗选本。据笔者考证,原著书名并非《采菽堂古诗选》,翁嵩年刊行之时以先师陈祚明书室为该书命名。陈祚明以"采菽"命堂的原因与陶渊明归隐的心态非常接近。《采菽堂古诗选》评选的时间起点不晚于顺治十二年(1655),止于康熙十四年(1674)春,编选过至少三次。陈祚明既抱着愉悦之心享受评选的过程,又对该书寄托了"立言以不朽"的期望,态度极为严谨。     

明洪武十八年进士发覆——兼质疑《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明《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被毁,致该榜进士名录成为明代89榜进士中唯一残缺不全的一榜.而今人常用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收录该榜进士422名,尚缺50名.问题还不止此,更严重的是,所收422名进士名录中,存在严重错误,致以讹传讹,亟须订正.俞宪的《皇明进士登科考》保存了《洪武十八年会试录》,共收进士472名,与该榜殿试所取472名进士正好吻合,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可靠的登科名录.以《皇明进士登科考》为依据,有助于完成洪武十八年榜472名进士的发覆.     

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考

《天妃灵应之记》碑(以下简称《天妃碑》),1930年发现于福建长乐县城之南山,现存于长乐师范附属小学内原孔庙泮池旁之碑亭。这方明宣德六年(1431年)刊立的石碑,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碑文字迹清晰可读。石碑高162、宽78、厚16厘米。全碑阴刻,额篆“天妃灵应之记”六字,字框上端及两侧有明月祥云纹样。正文楷书31行,共1177字,四周框以缠枝番莲纹。碑文记述了郑和奉命率领舟师出使西洋和赖天妃护祐于长乐南山修建宫殿,以及七次往使西洋各国的时间、经过等情况,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最珍贵的实物史料。《天妃碑》自出土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少学者、专家对此作了评介和展开研究。然而,这些评介和研究,虽多有确切之言和精辟之见,却不乏舛讹失实之处和值得商榷之点,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讨。这里,笔者仅就石碑之庋藏地点和刊立缘由略加考析。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

1956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3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作了初步整理。二十年后,即1976年夏,为了辅导同学参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即武州山石窟),根据《校注》的某些推论,结合北魏当时的历史情况,编写了《云冈石窟分期》的参考材料。粉碎“四人帮”后,略作修饰以《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以下简称《试论》)为题,发表于《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1980年2月,日本长广敏雄先生写了一篇《驳宿白氏的云冈石窟分期论》(《宿     

霍山中镇庙建文碑初探

洪洞县兴唐寺乡兴唐寺村有座中镇庙，庙内现存一通建文皇帝御祭中镇霍山之神碑，这在全国已发现的御祭碑文中，是唯一一通明确记载“建文”年号的碑石，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物价值。至迟从明末清初就有学者对该碑进行关注，著录其碑文，分析其价值。但多数学者往往只著录碑文的祭文部分，很少提及祭文下的题名，然而这些题名可以帮助纠正当地方志记载的错误，因此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