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古史新辨

华夏民族殖民东亚揭开了五帝三王时代的历史序幕,"中国"为其本部而"四夷"则代指四方的殖民地。从前期的炎黄争胜以至后期的殷周对决可以看出殖民者内部分化为不辨华夷以融于土著的一派以及恪守传统用夏变夷的一派——周人封建之成功标志着后者全面驾而上之。土著的蛮夷戎狄在开化后逐渐混同于古华夏族,自居中国之人而以周边为四夷,此即汉民族之由来。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从“满汉”到“中西”:民初清遗民视野中的“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文化核心观念,有种族之分和文化德性之分。清末满汉对立思潮崛起,强调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辛亥鼎革后,清遗民一方面反对这种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从文化德性之分的角度强调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并且从金、元等历史资源中寻求支撑;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君臣大义”的绝对性。与此同时,他们将民国后国内外的混乱皆归咎于西学,认为让世界久安之道必然还是“莫备于周孔”的中学,至此在他们视野中,中西夷夏地位逆转。清遗民的“华夷之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君主制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合二为一的道德主义论述,虽然其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已然“错置”,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对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传统涉外思想对越南的影响

中国传统涉外思想中,宗藩关系是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基本模式,为汉文化圈各国所效仿.越南自古受到中华文明的熏陶,将这种以“华夷秩序”为核心的宗藩关系理论应用于对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形成所谓的“越式华夷秩序”为核心的亚宗藩关系.这一涉外思想对越南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越南历代封建王朝所遵循.     

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

越南自10世纪建立大越国后,便开始接受中国儒家学说,建立文庙。至陈朝时,更开科取士,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以中国官方所推崇的程朱学说为依归。其中《春秋》的夷夏之防和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思想,对越南史家有深远的影响。越南史籍的正统论,其作用在分辨"正闰",又采用汉族政权惯用的"中国"以自称,以否定明朝的天朝和正统地位,将"居天下之中"的中国观念据为己有。可见中国古代的华夏与四夷观念,对周边民族有深远影响。中国周边的国家互相仿效,"中"与"外"、"华"与"夷"的概念在国与国之间变得模糊和混淆,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因素而转换。越南虽然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但在政治上却对中国政权有所谴责,对政治和文化的归属有不同的立场。同时,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和文化优越感,虽然称其周边的民族为蛮夷,却又不能接受别人称自己为夷,以致在与中国交往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关系。     

察古今之变: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兼论中华民族历史观形成的知识社会学基础

中国一直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对历史的评价亦有相对稳固的评判标准体系,但古人并不能自觉意识到“史观”的存在。严格说来,历史观是近代史学研究兴起之后特有的概念,是对历史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统一。用历史观检视,长期主导古代中国史差异族体书写的是“华夷之辨”族类观,这种族类观在民族史书写上呈现出“先诸传次夷狄”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政治文化的不平等性。近代以后,剧烈的政治社会变迁引发了中国人历史观念的重大变革,传统史学的立意与范式遭到颠覆性的挑战,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四夷传”等文类亦失去了存续的土壤。与此同时,基于抵制外侵和自立自强的现实需要,以新的历史观念来阐释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体系的起源与演变成为史学救国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突出各民族“共同性”的历史观逐渐代替了“华夷之辨”族类观,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最终形成的重要知识社会学基础。就根本而言,中华民族历史观是近代百年来国人对各民族历史关系追溯、多元一体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未来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进行知识社会学建构以及中国具体政治社会实践的结果,深刻蕴含着“察古今之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涵。     

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构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而对于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构建,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则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载体。首先,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创立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华夷同源共祖于黄帝的亲缘谱系,增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内在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次,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全面记述了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很好地反映了以中央政权和汉民族历史为中心、兼包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历史于其中的中华民族全史,并对中国境内各民族关系史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作了记述。最后,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普遍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华夷共同创造中国历史这样一种民族关系的主流,肯定了民族关系的发展愈来愈密切、各民族间的血缘与文化不断相互汲取的历史事实。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甲午战争与华夷观念的崩溃

本文认为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屈辱感,击碎了国人的“天朝梦”。而最后一个朝贡国的丧失,则使华夷观念失去存在基础。战后中国思想精英开始对华夷观念进行深刻反省,这一切都标志着华夷观念的最后崩溃。     

19世纪40—70年代“华夷观”转变中的伦理道德因素

19世纪40—70年代是中西方交往中“华夷观”的剧烈冲突时期,也是其转变的关键时期。以19世纪60年代为界限,之前国人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为标准来观察和衡量西方;60年代以后,随着中西交往的增多,加之出洋华人的理性观察,接受了西学的士人开始客观理性看待西方伦理道德观念,对西方伦理道德观念也不再视作“洪水猛兽”。“鬼子大人”这一称呼诠释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双方伦理道德观念的“夷”与“华”的具象,即西方文化有别于中国文化,但是有些方面则被中国人认可和接纳。     

谭嗣同“华夷之辨”与文化三期说

中国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三期说"有其特殊含义:"器物"指的是洋务运动之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包括设局译书);"制度"指维新、辛亥之立宪共和;而"文化"则是"全人格的觉悟"也即将"中国文化根本打倒"的"全盘反思传统"取向。而谭嗣同"华夷之辨"思想则以"文明教化"为标准,他对"华"和"夷"的评价有变化,但是对"华夏"之文化根本"圣道"是始终维护的,这与"三期说"中"全盘反思传统"的态度截然相反。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左宗棠的心性观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左宗棠强调“发明本心”，以天下国家为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与其心性观有较大关系。     

东夷西夷之辨与圣人的中国之志 ——《孟子》“符节”章考释

《孟子·离娄下》“符节”章将舜、文王分别视作东夷、西夷之人，认为这两位圣人虽然身处的时空差异巨大，但“得志行乎中国”则是相同的。此章包含考据、义理两个面相：前者侧重东西五地与“夷”的历史地理考据，后者侧重先后千年与“圣”的儒家义理辨析。考据、义理同为重头之戏，但重中之重又是义理。以“夷”为例，赵岐、朱熹等人将其与“中国”对言，解作“夷服”,表达了文化性的民族地理观，旨在彰显夷夏之辨；毛奇龄将“夷”解作“一边”而与“中国”对言，表达了方位性的国家地理观，旨在消弭夷夏之辨。夷夏之辨从内含到消弭，曲折地体现了中国文明如何扩展为世界大同的路径依赖。以“圣”为例，这一路径依赖鲜明地体现为圣人的中国之志：假如事事处处、始终如一地以舜、文王为符节，所有道德实践主体均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由此可见《孟子》单章研究的学理价值及其必要性。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清代滇西方志中“土司”、“种人”类目的内外分际

清代早期云南方志中的"土司"等志,在体例上虽与明代有所不同,而设类定目之旨趣,仍沿袭明代"羁縻志",只以"华夷"二分视之。乾隆之后,道光《云南通志稿》所定"南蛮"等目,虽羁縻之意不变,但对"內夷"、"外夷"、"土司"、"四裔"等却有明显区分,体现的是清中期以来关于"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观念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