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论对偶在诗中的节奏功能

诗的韵律可以分为节奏体系和音质体系。诗的形式运用的是语言当中的特性而不是抽象的声音。汉语诗歌节奏有两种成分——基本成分和附属成分。在汉语诗歌中,对偶是以句法结构和语义关系形成特殊的节奏,并通过这种特殊节奏来加强语音节奏,所以对偶在诗中具有比普通句式更强烈的节奏感,具有形成并增强节奏的功能。     

格律体新诗的节奏调子

卞之琳曾指出汉语诗歌有两种基本的节奏调子：吟调和诵调。汉语格律体新诗的节奏调子是对古代诗歌节奏调子的继承和发展。一般格律体新诗的节奏调子主要是诵调,民歌体新诗的节奏调子则主要是吟调。在节奏单位音顿的等时性反复中,诗行(句)末尾单音顿的拖长造成吟调,诗行(句)末尾双音顿不拖长则造成诵调。一般所谓“三音尾”造成的吟调,其实是由从三音尾中分离出的单音尾造成的。     

试论新诗格律的节奏构成

试论新诗格律的节奏构成陈光磊，王俊衡诗歌的格律，大致是由节奏的构造、押韵的方式以及音调等因素组成的，其中尤以节奏的安排为格律的重心。中国古典诗之所以有着不可磨灭的艺术魅力，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把诗的境界建立在格律化的节奏类型（如音节均衡、平仄相间等）上...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汉语诗歌句式的构成和演变的规律

古代《诗经》、楚辞、五七言诗、词曲以及现代格律体新诗的主要句式的构成和演变有如下规律:汉语诗歌是由歌诗向诵诗发展的,诵诗的节奏才是诗歌语言自身的节奏;这种节奏主要由句式体现;句式主要由双音顿构成;句式以包含三顿数和四顿数为适宜;句式适宜以音数较少的音顿结尾。     

新诗格律化的诱惑与限度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以自由诗为主流,但格律化的创作时起时伏,也从未真正中断,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还分别形成了两个关于新诗格律化的讨论高潮. 20年代新月派倡导的格律化运动是新诗格律化的第一次尝试.当时不加限制的口语化创作充斥诗坛,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一文强调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提出以格式、音尺、平仄、韵脚来作为诗歌格律的基本衡量尺度.除听觉方面的格律外,他还特别强调视觉方面的格律,即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突出音乐美以外的建筑美,试图为新诗发展确立严密的规范.[1]     

黑格尔的音律论与汉语新诗律建设

黑格尔在《美学》中把诗的音律分解为节奏音律和音质音律两大体系。他认为近代浪漫型诗以来,现代诗的感性音律发生了新变。由于近代语言已经发展到使精神意义上升到统治感性材料(自然的音节长短)的地位,这就使得现代诗精神方面的情感自由限制了节奏音律效果,所以需要通过音质音律予以弥补。我国新诗同样呈现着音律新变现象,其趋向同样是凸显音质音律、强化意义节奏和建立新的节奏规则。汉语新诗音质音律功能更加丰富,主要是韵节奏的功能、构节落的功能和传情调的功能。汉语新诗节奏音律探索新的规则,主要是增列节奏单元基本型号,以突出意义节奏,重建节奏单元复现方式,以强化音顿节奏。汉语新诗新音律的建设体现了世界诗律新变的现代性特征。     

卞之琳诗歌英文自译翻译伦理之透视

卞之琳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过程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与其在英诗汉译过程中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不一样。英诗汉译过程中,其遵从翻译的再现伦理,不仅再现英文诗歌的内容,还能再现英文诗歌的形式;自译过程中,其遵从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译文虽再现了汉语新诗的内容,却没有完全再现汉语新诗的形式。在诗歌意象传达方面,其译文传达了原诗的意象所指,却没有保留这些意象原有的表现方式;在格律和韵律的传达方面,其译文保留了原诗的诗行数目、跨行方式,却没有保留原诗的节奏和押韵方式。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弱势话语地位,是导致卞之琳在自译过程中践行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的主要原因。     

诗歌形式研究的古为今用——林庚先生关于古诗节奏和新诗格律的理论思考

林先生思考诗歌形式的出发点始终扣住诗的根本目的及其与散文的本质区别,从诗歌语言要求飞跃性的特质着眼,指出古诗节奏和语言飞跃的自然关系,自由诗追求语言飞跃性的原理及其处理散文语言和生活语言的两难境地,有力地论证了新诗应当建立格律的理据。同时他又在借鉴古典诗歌的艺术经验和把握现代语言节奏的探索中,提出了由节奏音组和半逗律相结合组成典型诗行的理论,对于古诗体式的研究和新诗格律的建立都有重要的启示。     

剔清那不洁的千层音——论诗歌语言的声音配置

声音与节奏是诗歌的命脉。诗歌声音上的直觉感知与物理感性形式及音素的组合结构相关。这些组合结构就是批评试图发现的声音配置，诸如韵律、音组、语调、和声等模式。现代诗的音韵效果并不一定在一行诗的末尾，更重要的是在诗句内部，以及诗句与诗句之间的绵延起伏，与音素相关的句内韵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张枣对诗歌语言的语音配置非常敏感，他是当代诗人中对闻一多、卞之琳等现代诗人倡导过的音步理论或顿感说在诗歌践行中最积极也最富成果的一位，他也有意识地注重“行间半谐音”（句内韵），在汉语声音诗学上创造了典范文本。     

诗歌语言中“声、音、韵、律”关系的符号学考辨

诗歌语言研究中普遍存在两个层次、四个要素之间的混淆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声与音、韵与律的混淆,第二个层次是声音与韵律的混淆。在符号学上,声与音原是两种不同的符号,诗歌语言的语音兼备表情功能而使两者混同;韵与律原是分属语言与音乐,诗与歌的原始结盟使语言在音乐的影响下形成纯形式的格律,韵与律自此难解难分,并演化为格律。在新、旧诗更替中,韵律或格律的去留问题成为焦点,诗歌整体声音问题被狭化为格律问题,而中外诗歌写作史上声音与格律一直是两个平行的话题。现代诗放逐格律,但没有放逐诗歌的声音,反而释放了诗歌声音的潜能,在声音语象的创造上与中外诗歌传统一脉相承。     

格律与自由的恰切糅合——试论新月诗歌的语言表述

新月诗歌不仅仅反驳了新诗初期的过于散漫、趋向解构的语言表述，而且在吸收传统和域外诗歌资源的情况下，大胆创造，为新诗确立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格律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厘定了新诗的语言表述。虽然新月诗派在后来趋向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从音韵、视觉等具有浓厚传统格律观念的新诗规律化语言理念。但它所确立的对传统汉语诗歌和域外诗歌资源的理性思辩观念却是成就现代主义新诗的关键所在。以往的研究．单从传统汉语诗歌的视角看到新月诗歌的格律化追求，却在整体上忽视了新月诗歌对新诗语言的真正理念和对传统汉语诗歌语言表述的创造性改制。     

论吴宓诗歌格律思想的转变

吴宓对新诗形式的匡正作用主要体现在他对传统格律的固守客观上提醒了新诗派对诗歌形式的重视.随着新诗的发展,特别是出现了从自由诗注重外部音响到新格律诗注重内在节奏的转折,吴宓的诗歌格律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转变.认为吴宓只有对新诗的反动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     

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政治背景

功能的改变带来文体的改变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革命改变了汉语　　白　话　诗　及　新　诗　革　命　的　政　治　背　景　　　　　　　　　　诗歌的应试、自娱功能 ,成为革命者“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 ,形式谨严、格律呆板的古代汉诗还被革命者视为保守的象征 ,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清末民初的历史形势及政治背景决定了汉语诗歌的特殊生态 ,使汉语诗歌的文体革命成为政治文化改革的先锋。新诗草创期的生态决定新诗是一个由非诗因素较多的政治及文化激进运动催生出来的“早产儿” ,因此新诗革命具有急功近利性和非诗化的诗体改革的极端性 ,决定了新诗的职能主要是为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的 ,从而奠定了新诗的基本形态 :形式上松散自由 ,内容上题材单一严肃     

重启:语音变奏及纯音演出——现代诗语修辞研究之四

传统诗学向来认定所指大于能指-语义大于语音。当"声音也是意义之一种"开始被认可,探讨现代诗语的语音变奏,采撷现代诗语的声音修辞,不再是过分奢华和形式主义了。本文挖掘大量新出现的现代诗"音象",期待更多属于声音自己的独到"发声"。支持声音领先意义、声音与语义并行、特殊谐音运作、纯声音修辞等新的能指功能探索,藉此打开声音在现代诗舞台别具一格的演出。     

新诗的"有形"与"无形"--以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为中心

林庚是中国新诗格律探索中最坚韧的跋涉者之一。他从 1931 年以“自由诗”作者的姿态初涉诗坛始,至1935年前后转向“新格律诗”的实践,直至20 世纪 80、90 年代以论文方式继续诗歌格律问题的思考,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由形式及本质,突破了以形式划分新诗和旧诗的简单化思路,深入涉及了“诗的内容”、“诗的本质”等诗歌内质问题的探究。同时,他的“九言诗”等创作尝试也在格律实践、融会民歌因素等多个层面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批评、研究不无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论法国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法国现代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 ,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的建设 ,还促进了新诗诗体的散文化和自由化。特别是在新诗草创期 ,散文诗体的引进刺激了偏激的自由诗运动 ,象征派诗歌也在新诗诗体建设期妨碍了新诗诗体的定型 ,纠正了以英国传统诗歌为诗体模式的新格律诗过分重视诗的格律的极端。即法国现代派诗歌加剧了新诗自由化和律化的对抗     

勇于打出挑衅的招牌——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多种原因分析

1926年5月,闻一多在北京《晨报副刊.诗镌》第七号发表了“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并且“应该承认这在新诗的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的诗学论文《诗的格律》。《诗的格律》的第一部分讨论“格律”的定义即“节奏”及“诗为什么不当废除格律”,第二部分解析诗     

论臧克家新诗创作的押韵及新诗押韵观

臧克家新诗的押韵,以叠韵和转韵居多,随韵和交韵次之,很少用抱韵。臧克家对新诗的新格律体诗、半格律体诗和自由体诗的押韵进行了探索,有些诗具有一定的格律美,节奏分明,声韵和谐。臧克家的新诗押韵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新诗发展观和文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