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良法与善治

法治是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应当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反映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同时,应当反映国情、社情、民情,具备科学、合理的体系。善治是法治的目标,善治包括民主治理、依法治理、贤能治理、社会共治以及礼法合治等内容。建设法治体系,必须以良法推进善治。善治本身是规则之治,需要贯彻实施良法,同时需要以良法促善治、保善治。     

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与中国法治化实践

当前,中国已明确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进入数字化时代,世界银行开创性地将“数字技术指数”设置为《宜商环境报告》跨领域评价指标,将数字立法融入各一级指标测评。这些动向表明,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法治化水平已成为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的重点评价环节。尽管中国数字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成果丰硕,但是在对标以宜商环境数字指数、数字营商指数等为代表的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指标上仍有不足,尚需提升数据治理法治化、平台治理法治化、数字市场监管法治化和立法数字化能力。为此,中国应以完善数据治理规则为核心,加快数据治理法治化进程;以数字平台融合建设为重点,提升平台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以激发数字市场竞争活力为要义,推动监管数字化转型;以建立数字法治体系为目标,加快数字立法进程,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变革逻辑与路径演进——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数字治理改革为例

作为现代科层制政府与信息技术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型政府管理形态，数字政府是新时代信息技术革命的高质量产物。在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数字文明时代，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数字政府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角色转变。在以市民诉求治理驱动的数字政府建设中，北京市“接诉即办”数字治理改革突破了党政体制下基层治理条块分割的制度藩篱，构建起了精准高效的数字治理平台与机制，实现了政府治理从以行政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和演进。以数字化驱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以技术赋能引领治理制度体系变革，防范和避免数字化转型陷阱，是适应数字化时代经济社会巨大变迁的应时之举，更是打造组织更协同、管理更高效、服务更优质的现代政府的必由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数字政府建设——改革图景、赋能机制与提速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数字政府是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演进的政府新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方面逐渐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角色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全球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化发展战略、服务型政府建设战略三源汇合,共同构成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政府建设日益提速的核心动力。围绕新时期的数字政府建设,源自中央层面的制度创新、专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政府层面的治理创新相融合,共同形塑了数字政府建设的未来路径。加快政府治理数字化变革,集约建设政务服务平台,以新科技革命驱动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新时期数字政府建设提速的显著表征,亦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良法善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关系

"良法善治"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终极目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定位,在内容上存在着高度契合性."良法善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彼此成就的"共存共荣"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的"良法善治"提供价值引领,"良法善治"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     

以人为本：良法善治的内质与形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刑事法治理念,尤其是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导向问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时期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实践良法善治的基本前提。而将以人为本作为实践良法善治的内质与形态,无疑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法治反腐的内涵分析

法治反腐是新常态下公信力最高、透明度最大、公正性最强的反腐方式,法治反腐坚持法治的内在价值和主导理念治理腐败,因此法治反腐的基本内涵应该包括良法和善治两个方面。良法是善治的先决条件,善治是良法的内在目的,良法与善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法治反腐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的融合发展及实现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的融合发展,既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良法善治的重要途径。我国德治与法治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逻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融合发展的法理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的融合发展应通过宪法实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路径展开,其中宪法实施与立法是主要依托方式。     

社会治理法治化：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法治轨道上开展社会治理有利于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治理法治化承续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秉持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遵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指引。本质上讲,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以良法善治为价值起点,追求公平正义和人民至上,并付诸制度建设实践。新发展阶段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确保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依法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规范体系,发挥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作用,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中接续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     

对国家监察立法的认识与思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增加“监察委员会”一节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制度的重大创新,是新时代深化改革、加强法治、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国家监察立法体现了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监督权力的宪法原则,突出了惩治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价值取向。监察立法是政治领域的治理规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把政治思维与法治思维结合起来,避免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落入法治技术的困扰,以建设性的立法建言为反腐败良法善治贡献智慧力量。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数字文明新时代背景下的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图景、改革路径与实践经验

数字政府是指政府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对治理过程所需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自动采集、整合、储存、管理、交流和分析，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与决策科学性的新型政府运行模式。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指数级的速度不断深化拓展，人类加速迈入数字文明时代，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创新成为驱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强大内生性动力。面向未来，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数字化引领智能化、以数字技术赋权公民参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既是守正创新和开创政府治理现代化变革新局面的重要抓手，也是在数字文明时代取得全球数字治理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     

践行“澳人治澳”建设“澳门特色”

“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这既是一种方针,更是一种相互担当的承诺。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与基础上,通过澳人治理澳门,建设澳门,发展澳门,形成澳门特色,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有机组成部分,事关澳门的前途。应当在善治澳门的基础上,处理好“两种制度”的关系,谋取全局以及提升澳门人的整体素质,在培育“新澳门人”上下功夫。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之“法治”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命题.这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是法治思想史的重大转变.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非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需要法治之理,法治之理是人们公认的法治规则.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接受宪法、法律的约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构需要阐明法治的基本含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方式;是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主要方法的战略实施.     

法治视野中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定位与智识资源

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为核心内容与保障条件。治国理政的中国道路必然以强化国家竞争力、防止国家衰败、促进人权的保障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善治、强化执政正当性为目标。建构以法治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统摄之下,实现西方法治理论、国家治理理论的积极成果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汇流与融合。     

从“数据”到“数治”: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技术与政策的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是当前乡村建设的新趋势,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技术快速发展与政策滞后的挑战,需要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和政策改革。通过对东部Z省乡村的近距离观察,以实地田野为主探讨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和“数治”,以及技术逻辑和政策逻辑的有效协同逻辑。从技术与政策的张力出发,分析了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所面临的理论和操作层面的问题:技术主导导致政策无法及时适应,形成“数字嵌入失衡”,政策滞后限制了技术的发挥;在操作层面,管理与服务、数量与质量、进度与实效的平衡成为关键问题。由此,提出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强调技术与政策的协同发展、政府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以及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双重任务。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兴形态,正经历着不断迭代的阶段,为更好地抓住数字化改革的机遇,需要关注乡村实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与政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要强调技术逻辑与政策逻辑的有效融合,特别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需要充分考虑技术与政策的协同演变,政府政策响应速度的提升亦至关重要。     

迈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法治化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指通过法治的社会治理,既要服从善治理念抑或更好生活的需要,也要遵循包括法治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属性和规律。在新时代的背景条件下,社会治理法治化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协同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扩大民众的参与,改善社会治理的力量体系,通过依法治理、程序治理与责任治理的路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走向“良法善治”的民法典

法典是制度文明的规范表达。“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民法典作 为规范公民社会生活的基本约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地位重要且特殊。从民法典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来看，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部走向“良法善 治”的民法典，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事法律精神互助共洽、绿色原则的植入与建构、人格权独立成编等三个方面。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民法典，直接体现着民法典“良法”之德性；绿色原则的植入与建构，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时代要求，体现出民法典绿色发展理念“良法”之德性；人格权独立成编入典，集中体现了民法典人格尊严“良法”之德性。     

法治政府建设的历程、要素与路径

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治理的法治化是其前提性条件。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明确法治的内涵,坚守法治观念,恪守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现阶段,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前提下,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应放在政务公开、规范执法行为、完善监督体制以及建立与完善法治政府建设的评估机制等方面,以此不断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