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御用道教

通过对宋代道教发展状况的分析,笔者认为宋朝统治者所崇信的道教,已与一般民间所信奉的道教有了较大的区别,它已从自东汉以来发展起来的道教中脱离出来,与皇家敬天、祭天、祭祖等活动相结合,形成了为宋朝统治者护法的御用道教。本文试对御用道教进行界定,并对其出现缘由、管理结构等问题加以阐述,以期有益于对宋代道教的研究     

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

佛教、道教在唐代十分发达,国家如何对它们实施管理,史载有文,但并不清晰。本文通过新近发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论证唐朝政府管理佛教、道教的具体措施,使得这个问题终于明晰起来。把原有编户齐民的方法运用到佛教、道教的管理,厉行人身管理,从而完成了对佛教的全面控制。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中国化问题学界研究已久,在思想中国化的同时,也有管理的中国化问题。这对于佛教历史研究亦有启发。     

陈景元道藏音注研究--有关声母系统的研究

宋代语音在汉语语音演变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正处于汉语语音由中古音向近代语音系统转变的重要过渡阶段。研究宋代语音大多以韵书、韵图为材料,宋人的音释同样也是研究宋代语言的重要材料,它可以发掘出许多反映宋人实际语音的字音资料。北宋著名道教学者陈景元的《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上清大洞真经玉诀音义》等著作中有许多音注,对其进行研究,可以考察宋代的语音系统。     

李心传《要录》、《杂记》道教条补正

本文以翔实的资料，补正了宋代史学名著《要录》、《杂记》关于道教方面记载的阙误，为南宋史特别是南宋道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论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期,老学的发展由此也发生了变化,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王安石、司马光、范应元、董思靖、张伯端等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对流传至今的宋代《老子》注本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从文本诠释的角度来看,宋人解《老子》重视义理,并开以道教内丹解《老子》之新风;从思想的层面看,宋代老学重视心性之学的阐发,儒家注重阐发道德性命之学,道教注重发挥内丹心性理论,佛教则重在明心见性,同时宋代老学也反映出儒、道、释思想的互相包容与深度融合;宋代老学研究者身份的多样化和突出的思想创造性成为宋代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对理学的影响以及于道教义理建构上的贡献是其中两个突出的方面,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在不同思想之间彼此激发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创造力。     

宋代道教青词略论

宋代崇奉道教,斋醮活动盛行,为道教青词的兴盛创造了条件.青词创作反映了内容繁富的道教斋醮活动,折射出宋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道门内外道教斋醮科仪的编撰和总结,对青词宗教美学标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规范,对推动青词这种道教独特的审美艺术形式的兴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反迷信,还是反宗教?——南京国民政府道教律令评析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明清时期流于世俗,至晚清,道教趋于没落。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政府开展"破除迷信运动",对道教、佛教抑制尤甚。道教原本包含了大量民间信仰的内容,国民政府站在"反迷信"立场,制定了一系列管理道教的政策,导致道教发展停滞、疲弱,甚至徒有其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一个由旧到新、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时代,抑制性道教政策的制定有其必然性,道教发展也因此涂抹上了浓郁的时代色彩。道教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发展折射出时代特点,值得研究。     

略论宋代市舶制度

市舶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创始于唐,经历宋元明三代,历时千余年。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制度渐见完备”。并且由于宋代特殊的国情——积贫积弱,使得它在宋代的经济地位非常突出。本文拟从宋代对海舶和外商的管理,市舶关税,收买政府专卖品,市舶官制,及其在宋代的经济地位等几个方面对宋代市舶制度作出粗浅地探讨。     

唐代道观经济

唐代是道教发展兴盛时期,由于李唐王朝尊崇道教,全国道观林立,并形成一定规模的道观经济。唐代道观经济状况,是一值得研究而尚无人涉足的领域,笔者依据史籍和道经中有限的资料,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以现唐代道观经济概貌。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试论北宋汝窑瓷器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特征

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始于唐代,兴盛于北宋,以精美的造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著称。汝窑瓷器造型经历史演变呈现出显著特点:其胎土细腻,釉色天青,光泽莹润如玉,釉面有开片。北宋早、中、晚期,汝瓷的装饰特征有所演变,官窑与民窑的装饰风格也不尽相同。汝瓷在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下,呈现出了独特的审美特征。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全真道龙门派始祖丘处机与道教的中兴

道教因有了丘处机,才有了道教全真道龙门派,道教随之得以中兴,开创了元朝时期道教的辉煌。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是全真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年,全真道迅猛传布,民众纷纷归向全真。丘处机掌教时期,正值宋金对峙,蒙古帝国南侵之际,政治格局巨变,局势错综复杂,作为全真道教主的丘处机便成为南宋、金朝、以及蒙古帝国争夺的重要人物。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道教总仙洞天华山传说“人天博弈”文化史分析

道教"洞天福地"之"总仙洞天"华山,有风景点"棋石",传为汉朝时仙人下棋的"博台",后又出现高道陈抟与"潜龙"赵匡胤赌华山的传说,而被民间视为道教故事。此故事当编造于明朝中叶。对多神崇拜的中国道教之敬畏,为其发生的宇宙观基因,而盛世皇帝的崇道与逸乐为其发生的契机。     

论北宋咏物赋的借物言理

本文论述北宋咏物赋借物言理的文化现象,分成借物阐儒家之理、借物言释家之理、借物述道家之理等三个部分,并分析了宋代理学糅合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思想表现。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