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1849年越南如清使臣与清朝伴送官唱和诗刍议

1849年越南使团如清岁贡,成员中有越南世称“超神适圣（阮文超和高伯适两位顶级文人）”组合中的神,即名人阮文超,此使团却常被忽略。沿途他和另外两位使臣与中国清朝伴送官员之间频频用要求最严格的步韵方法进行诗歌唱和,至今很多唱和诗已失佚,目前只收集到二十七首,但谨借此略陈管窥之议,反映中越两国诗歌唱和传统和越南文人的汉诗水平。     

试官们的生活与视界——《同文馆唱和诗》研究系列四

《同文馆唱和诗》,是试官们在长时间、狭窄封闭空间中特殊的工作生活与精神活动的重现与提升。试官们不仅用次韵唱和将单调重复的较艺衡文劳动诗意化,而且把唱和当作是与清谈、朗诵一样的娱乐消遣方式。每个诗人对锁院生活现状的喜忧态度不同,每个诗人的精神都会超越锁院而延伸到过去和未来,曹辅的从军经历以及邓忠臣的旧隐生活,引起诗人们的共同兴致,锁院因此而连接起塞外风云与湖湘山水;蔡肇的谈禅又勾画出别样的亦真亦幻的佛禅世界。     

“诗可以群”:清代诗人的灾难应答——以大型灾难诗歌总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为例

易凤庭编纂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记录嘉庆十九年海宁大旱的灾害赈恤诗集,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劝赈唱和集。它包括了灾情书写、赈济捐输、赈恤传统等内容,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守土安民的责任、百折不挠的勇气力透纸背,构筑起人们抗灾的集体记忆,同时是诗歌的应用功能彰显的明证。诗人们将自然灾害事件一步步演化为文学事件,起到了光大唱和文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展现地方自治能力等作用。上千首的劝赈诗是清诗叙事性特征的凸显,也是对“诗可以群”这一古老命题的复归。在灾荒史与文学史的殿堂中,《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有着相当突出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     

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研究

石刻唱和诗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刊行与流传，也是诗文唱和活动的凝定，它融人、事、景、情于山岩石壁，是“诗可以观”“诗可以群”的典型。石刻唱和诗文多以诗摹景、以景解诗，形成诗景互观的模式；石刻唱和诗文常借景联结唱和，以诗和群，唱和相勉；同时，将唱和刻之于石，使得“唱”与“和”相长相发，促进文学乃至文化的交流传承与生发。品评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既能深刻体会诗中所咏所叹的景、人与文，也能感知文与景背后的石刻意趣与氛围。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元白唱和诗与地域文化传播

元稹与白居易平生交好,唱和持续多年,既充当对方唱和信息的传播者,也是受传者,角色屡屡转换。二人因仕历产生频繁的空间位移且涉及广大地域,外任地唱和诗数量亦远超京城为官所作。不容忽视的是,元白与所处环境时刻进行着双向互动。伴随频繁地理位移,元稹、白居易生存于不同地域环境,受新地域文化、水土的滋养和培育,在移动过程中竭力表现所在地的景观。当地风土习俗、山川名物,大大拓展了唱和诗题材内容;反之,元白长达三十载的往来唱和,又为推动地域文化向外辐射、传播提供了条件和途径。     

论刘禹锡与李德裕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李德裕的唱和诗中流溢着"忘年交"之间特有的亲切而又温润的气息。他们相互关切,相互敬重,相互慰勉,藉声声嘤鸣,寄款款深情。考察其唱和诗,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友谊的维系、对诗艺的探求,而且还可以观照那一时代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士人命运的播迁。刘禹锡谪守和州的两年多时间,在他们一生的唱和历程中,既是肇始期,也是高峰期。诗人对隐逸与怀古题材的探索以及对音乐与梦幻世界的描绘,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南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的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一般唐宋词人的诗酒唱和,而带有遗民词人隐居生活的特点。在这些活动中,他们自始至终地追求"遗民"人格形象的建构与彰显。这就使得他们彼此相互砥砺意志、提高词艺,形成了群体共同赞赏的遗民人格精神,并促成了群体认同的创作范式。     

题、序、注、诗四位一体——论集会背景下宋诗形制的变化

文人集会唱和背景下，北宋诗歌外在形制发生变化，出现长题、长序、自注，担负说明、叙事等功能，对诗歌内容进行铺垫、补充、解释，诗人并进而追求诗题和诗序的抒情性、艺术性，使之与诗形成意境上的互补。题、序、注与诗歌相辅相成、“四位一体”特点的成因：首先是文人交往密切、集会频繁这一创作背景的影响；其次是诗歌作者传播意识决定；第三也反映宋人“尊体”与“破体”的文体观念的影响。     

对我国诗坛依韵唱和用韵艺术的回顾

依韵唱和是用限韵赋诗或依韵和诗的方式,表达诗人与诗人之间酬、唱、赠、答的友好关系,以交流诗人感情或思想观点的文学艺术活动。我国《诗经》中即有反映男女邀歌对唱,以表达彼此爱慕之情的诗篇。20世纪以来,许多诗人打破古代限韵唱和诗的框架限制,重视和倡导限韵赋诗与依韵和诗的文化遗产,写出了许多新型时代旋律的唱和诗篇。举例介绍了唱和诗中步韵、依韵、次韵、用韵、和韵的含义及其特征。     

宋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以北宋两次白兔唱和诗为例

嘉祐元年秋与二年春,欧阳修、梅尧臣、苏洵、王安石、刘敞、刘艘、韩维、裴煜、王珪等人,为一只白兔竟举行了前后两次唱和活动.现存的十五首白兔诗,不仅涉及具体白兔在历史上的珍稀程度、在传统上具体的文化意义,而且表达着唱和者们的性情与当时的心境.欧阳修在两次唱和中所表现出的超越文化传统束缚的愿望与努力,代表了宋调初创时期诗人的一种诗歌创作理想.通过对这些唱和诗的具体考察,可以更深入了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     

元白唱和及其诗史意义

元白喝和诗继承了和意唱和的传统，也开创了和韵唱和的新天地。次韵唱和主要是元白在贬谪地的遥相唱和。将赠答诗的内容特征和分题拈韵联句的形式特征融合改造成次韵唱和诗，开启了诗人间相互异地唱和的新的形制规范，打破了传统唱和诗的时空条件的诸多限制，为文人艺术化交往确立了新的范式，这便是元白次韵唱孝口的诗史意义。     

毕沅“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考论

清代诗人集会唱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还很少研究。这里以毕沅辑《苏文忠公生日设祀诗》为主要依据，对他主持的“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进行专门的考察。     

论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虽然创作目的主要出于交际应酬,却不仅显示出圆熟老到的艺术技巧,而且也有真情实感流转于其间。他们唱和的黄金期是大和二年。在刘禹锡对裴度连篇累牍的称颂之辞中,往往不动声色地寄寓着其用世渴望。他们联袂出游时创作的“曲江联句”虽属游戏笔墨,却可借以观照早已远逝的时代面影。大和三年以后,他们的酬唱并没有因各自辗转多地而中断。在刘禹锡此时的唱和诗中,可以察见其心灵曲线的波动和色彩斑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清初遗民诗人阎尔梅其人其诗简

在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中,阎尔梅堪称“行洁”、“志哀”、“迹奇”的典型代表。阎尔梅于国忠勇可叹,多次策划反清起义,虽亡命天涯,而九死未悔。其诗歌“气韵如生无粉泽,悲歌随意自宫商”。一方面显示了不喜雕琢,追求自然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乘兴而来,兴尽而止的创作个性。阎尔梅不仅是矢志不移的奇猛士,亦是善抒情怀的真诗人。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浙东唱和”考索

在唐代诗坛上,唱和是诗人交游的一种方式。有的此唱彼和,各赋一诗,以见高低,如高适、薛据、储光羲、岑参、杜甫等人的登慈恩寺塔所赋;有的前后联句,缀合成诗,各见情性,如李白、高霁、书权舆的《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此风初唐已开其端,盛唐有所发展,到中唐则蔚为大观。代宗大历年间,有一次规模盛大的“浙东唱和”活动,当时就编定《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可谓集前人唱和之大成。近来却鲜为人知。今考索于下,求教于方家。     

宋南渡词人的诗社唱和

一 宋南渡之际,“禁锢初开,诗社勃兴”,结社唱和,蔚然成风。张元干《青玉案》词序,向子湮《清平乐·奉酬韩叔夏》、周紫芝《千秋岁》词序、吕本中《赠王周士诸公》等,都提及“入社”、“诗社”、“社中”、“结社”。当时遇佳节良辰,诗人词客亦每每聚会赋诗酬唱。这从李光、叶梦得和赵鼎四首诗题中可以看出:     

论清初广东天然和尚诗教法门之开启

明清之际岭南文士参禅之风特盛,海云系为滨海一大法窟,天然和尚座下高僧云集,以遗民文士入禅者多。为培植正信、振起宗风,和尚以诗为教,组织社团,并提出“似诗”理念,引领诗歌唱和活动;又鼓励批评切磋,编刻多种文集,以实现“乐与天下,以尤乐待一人”之目的。在“似诗”理论的指导下,岭南诗歌创作出现一种奇特的风格和流派,天然和尚座下释子也因此找到了入禅的门径,提高了禅学修养,最终抵达安身立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