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昏懦”说质疑

唐高宗昏庸懦怯,这在史学界早已成为定论。陈寅恪说“高宗本庸懦之主”,岑仲勉说唐高宗“昏庸”,范文澜说唐高宗“昏懦”,类似看法不胜枚举,因而唐高宗在唐史中的地位几乎完全被抹熬。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认为,从655至705年是“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近年出版的十院校教科书《中国古代史》(朱绍侯主编),长达九十余万言,提到唐高宗     

禅宗六祖慧能是越族人

<正> 中国佛教禅宗南宗始祖慧能(亦作惠能),佛教史号称“东土禅宗六祖”。 慧能,唐代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人,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自幼家境贫困,三岁丧父,母李氏守志抚养,母于相依,采薪狩猎,艰辛度日。面对困境,慧能看破红尘,遂弃俗出家,步入佛门。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慧能背井离乡,往(安徽)蕲州黄梅县东禅寺,礼拜五祖弘忍学佛,弘忍密传衣钵,慧能成为佛教禅宗第六代祖。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在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正式削发为僧,并主持韶关宝林寺(今南华寺)。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回新州,建国恩寺浮图一所,开元元年(713年)八月初三日在国恩寺坐化。享年七     

唐代长安城的里坊

唐代长安城是从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到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六五四年)建成的。外廓城内主要是居民住宅的坊,隋炀帝时候一度改称为里。唐代人们或称之为里,或称之为坊。吴融和贾岛都曾亲自到过或居住过延寿坊,吴融称它为延寿坊,贾岛称它为延寿里。姚合“旧客常乐坊,井泉浊而咸。新屋新昌里,井泉清而甘”。同一首诗,既云坊,又云里,里坊并称,可见里坊是一样的。     

刘知几的进步的历史观

刘知儿,生于公元661年(唐高宗龙朔元年),死于公元721年(唐玄宗开元九年),唐代的著名史学家,在唐朝任史官近三十年。他以一生的精力写成《史通》。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成系统的史论,是研究刘知儿思想的重要材料。     

略析百济时代的灾异及其应对

百济灾异涵盖天文、地质、气象、水文等多种类型，灾异呈现出地域广泛性、类型多样性、持续性和群发性等特点，灾异对百济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百济统治者对灾异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应对措施。百济的灾异观除了深受中国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论”影响之外，还受到来自北方系统的原始信仰或百济固有的土著信仰的影响，呈现出一套独具百济特色的完整系统的灾异观。     

唐朝多数官员不是进士出身

陈寅恪说:“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又说:“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廷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陈寅恪的看法影响很大,例如侯外庐曾经写道:“大体讲来,唐高宗以后的宰相,大部分由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出身。”(《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45页)     

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

《祢军墓志》,近出陕西西安,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根据墓志所载史实,征之以传世文献及其他碑志材料,对百济祢氏、世系与官号、出使日本、职官除授、卒年葬地,以及祢军与祢寔进、祢植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     

31两帝合葬：乾陵博物馆

薄荷片推荐：名中外的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台葬陵，是呈扇面形分布在长安北部的“关中唐十八陵”中最西端的一座，它由三座巍峨挺拔的山峰组成，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峰峦珏翠，石雕如林，有唐代帝陵之冠的美誊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号称乾陵文物三绝的唐三彩，唐基壁画和石椁线刻画，感受鼎盛时期的唐朝文化[编者按]     

唐安东都护府迁治探佚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唐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所辖包括辽东半岛全部、朝鲜半岛北部、吉林西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原百济故地。其后由于吐蕃和新罗扰边,上元三年(676),唐将安东都护府治所迁往辽东故城;唐仪凤二年(677),再次迁治新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辽西契丹族叛唐,唐与安东都护府的陆路交通一度中断;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安东都护府治所内迁平州,唐朝开始丧失对辽东的控制,渤海开始进入这一地区。唐安东都护府的治所屡经迁移,是唐朝边疆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新罗、吐蕃、契丹、渤海的先后崛起,动摇了唐在东北的统治,唐安东都护府的变迁正是这一事实的外在表现,由于自身实力的削弱,唐对东北开始全面的羁縻统治政策。     

南北朝后期东亚的政治格局及其重构

从梁陈之际到隋朝统一的四十年间,东亚政治格局有三次重要变化。承圣三年到天嘉三年(554—562),南朝与百济同处内外危机之中,这是南朝天下秩序整体危机的表现。陈文帝仍延续萧梁政策,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并笼络新兴的新罗,但陈朝建构东亚秩序的尝试在光大元年(567)遭遇挫折。陈宣帝夺位引发华皎之乱、北周入侵,天嘉年间东亚和平局面终结,东亚诸国外交重心转向北齐。北齐以魏晋辽东、乐浪、带方郡名为高句丽、百济、新罗君主的封国名,这一体系性安排为北周、隋、唐所继承。与北朝重视高句丽的传统不同,北齐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除授百济王东青州刺史,使其控扼海道。太建九年(577)北周灭齐后,百济积极结好北周隋,高句丽则与北周隋对峙。东亚政局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成为隋唐东亚问题的缘起。     

六世纪前期东亚的地缘格局与政治联动

齐梁易代引发的梁魏长期对抗，影响到东亚政局。在百济国内，国中大姓趁此时机谋杀了仿南朝以寒人掌机要的东城王牟大，伪造武宁王为盖卤王之子的身世，重建王权。在半岛南北关系上，高句丽在获得北魏授权后展开了对百济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梁魏战争改变了萧梁的天下构想，天监七年官制改革另设二十四班将军号“正施于外国”，区分外国为大国与附属于大国的小国、旁小国。普通元年梁魏通使，东亚范围内的对抗之势结束，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百济随即于次年遣使萧梁。这次遣使影响了萧梁君臣的东亚认识，使百济成为萧梁天下秩序中东亚的首要国家。百济这一地位的取得，与新罗等国推行国制建设而在政治、文化上依赖萧梁有关。百济以其在齐梁之际建立的海上霸权，成为半岛南部诸政权与萧梁交往的枢纽。     

“释之”

之,原是会意字,是“出”、“往”、“到”的意思,动词,文言中常见,如:“驱而之薛。”(《战国策、齐策》)“之”就是这个意思。代词、助词“之”是动词“之”的假借字。一、代词“之”最早作指示代词,后作人称代词,甲骨文中的代词“之”都是近指指示代词,相当于“这”,如:“于之夕又(有)大雨”。(《十辞通纂》582),下面分述代     

刘晏经济思想初探

唐代中期的刘晏,是一个卓越的地主阶级理财家。他对于安史之乱后“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的局面(《文献通考》卷十五),采取了一系列理财措施,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刘晏的经济思想是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今河南东明县东南),生于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卒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这段时间,正是唐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于所入,于     

诸遂良与“起居注”

唐代名臣褚遂良,是太宗朝中刚正不阿的谏议大夫。他负责帝王“起居注”的撰写工作。“起居注”是帝王的言行录,相当于古代的左右史。《礼》云:“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起居注”要求实录,“善恶必书”。一天太宗忽然想看看“起居注”,看看史官们在自己的“档案”中记了些什么,并暗示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说:“人君言行,善恶必书。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并拒绝了李世民看“起居注”的要求。     

唐高宗晚年二事

高宗调露二年(680年),武则天以谋逆罪逼高宗废太子李贤,高宗命宰相薜元超、裴炎和御史大夫高智周审理此案,想宽宥这个家国之寄的太子,但已无能为力,太子最终被废,事实上,唐高宗的皇位这时已经引起了大臣的担忧.开耀元年(681年),少府监裴匪舒造镜殿成,“上(高宗)与仁轨观之,仁轨惊趋下殿.上问其故,对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适视四壁有数天子,不详孰甚焉!上遽令剔去.”(《资治通鉴》卷202)从刘仁轨这番借题发挥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唐高宗当时的处境.人们往往根据高宗遗诏来证明高宗对武则天至死不渝的信任,这种看法大可怀疑.高宗病危之机,武则天     

敢云黄山天下奇

黄山位于皖南,素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称誉。郭沫若同志在《黄山之歌》中赞道:“森罗万象难比拟”,“敢云黄山天下奇”!也如实地捉住了一个“奇”字。 山名来历就有些不凡。此山石黑而泽、远望如黛,古名黟山。到了唐代,流行一种传说,声称黟山乃是上古轩辕黄帝得道升仙之处。据《周书异记·神仙传》记载,轩辕黄帝晚年从容成子浮丘公学道炼丹,求升仙之术。他们遍历五岳,选择“胜地”,最后认为黟山     

武后之立与唐高宗的“恋母心理”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王,叱咤风云数十载,而发生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5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则是她走上政治舞台的最关键一步。由于此举事关重大,历来论者颇多,综其论点不外两端。旧说一般多注目于武氏本人,称她“狐媚偏能惑主”(骆宾王语),倚姿色,弄权术,搞得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流毒天下,贻祸邦家”。由于此论太过注重武氏本人的姿色和权术,近世史家多嗤之为“女人祸水”论之翻版而不屑一哂。本世纪中期以来,研究者开始注重对历史事件做阶级分析,指出废王立武之争,或为关陇门阀与山东寒族的矛盾     

“嚼杨木”证

《学术研究》八二年第四期上,有易名《“嚼杨木”辩》短文,引清人赵松谷对王维“斋时不乞公,定应空漱口”这句诗的注释为证,得出结论“杨木即齿木,即今之牙刷是也”。读后,感到不甚确切,因此想给补正一下。其实,《佛学大辞典》中“杨枝”这一词条下,就解释得很清楚,兹摘抄如下:“杨枝:梵日惮哆家瑟诧 Dantakāstha ,译曰齿木,啮小枝之头为细条,用刷牙齿者。杨枝者义译也。……‘惮哆’译之为齿,‘家瑟诧’即是其木。”可见“杨枝”是“义译”(应为“意译”),那“齿木”,也不是“音译”,且叫做“硬译”吧。用今天的术语来说,都该属于“意译”的范围。而“杨枝”已带有引申意味了。所以,为避免误会,注释又多说了几句:“凡西国请俗人,先赠齿木及香水等,而祝其人之健康,以表恳请之意,故请佛菩萨亦用杨枝净水。”至于“齿木”的用法,也介绍得很清楚:     

唐代印纸并非“雕版印制”的“商业发票”

近读杨希义同志《唐代印纸考》一文,谓“印纸,即印刷之纸也”,“唐代印纸,乃是唐王朝用雕版印制的、用以征收除陌钱的凭证,是我国最早的商业发票”。其实,唐代印纸既非“印刷之纸”,也不是什么“商业发票”。 最早将印纸看作是印刷品的。是著名的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他在《中国印刷术     

吉林省蒙古族源流

“蒙古”一名最早见于唐代,史称“蒙兀室韦”.蒙古族之先民,从成吉思汗上溯至祖孛儿帖赤那,共23世,约500年,相当于公元7世纪左右.蒙古族起初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一个部落,后向西发展到斡难河(今鄂嫩河)、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土刺河(今土拉河)三河上源和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以东一带草原上.到12世纪,已经形成称为蒙古人的部落近30个,组成部落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