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抑或行政公益诉讼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专家修改建议稿均提出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立法建议,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抑或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大部分是相同的,因为公益诉讼保护的利益是公共利益,但有的案件的固有属性是"民事",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则属于"行政"的范畴;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是实施民事违法行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是实施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在程序构建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程序,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程序,二者在行政前置程序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两个方面有重大区别。     

论行政约谈法治化路径

行政约谈在实施中存在“缺位”“越位”以及缺乏实效的困境,在制度上存在立法层次低以及不健全的缺陷。应定位行政约谈为行政事实行为中的非正式行政行为,将行政约谈的类型分为常态的行政约谈与异化的行政约谈;常态的行政约谈包括行政指导型约谈与行政调解型约谈,异化的行政约谈包括行政命令型约谈与行政处罚型约谈。应制定《行政约谈条例》进行统一立法,以“依法约谈”为基本原则,以政府职能边界、约谈对象违法情形、与其他行政行为关系三个标准确定行政约谈的适用范围,构建能够保障约谈对象与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行政约谈的实效性与效率的程序制度,将行政命令型约谈、行政处罚型约谈、规制性行政指导型约谈纳入行政救济的范围。     

论加强对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

对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应当是指检察机关为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依法对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及其公务人员实施的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进行的法律监督。当前,检察机关对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还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以《行政诉讼法》修改为契机,拓展监督路径,是新时期加强检察工作的需要。     

相对人抵抗权与中国的行政法治实践

无效行政行为因具有重大和明显的违法情形而自始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除了可以不受任何时间限制地通过申诉、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途径寻求救济外,有权无视其存在,拒绝履行义务,必要时甚至可以进行正当防卫.鉴于我国有关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抵抗权的立法现状和存在问题,应该在今后的行政程序立法中,进一步确立和完善相对人抵抗权制度,并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明确无效行政行为的确认标准;(2)增加对侵益性无效行政行为的防卫规范;(3)建立确认无效的特别程序;(4)改革现行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程序.     

论违法行政行为的处理

违法行政行为的处理方式有确认无效(违法)、撤销、追认、补正、转换、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义务或重作行政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等。在处理具体的违法行政行为时,既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又要兼及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既要考虑是否符合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要求,又要注重行政效率的提高和已有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除此之外,还应结合行政行为违法的不同类型作具体分析,以行政行为共同具有的一般有效要件为标准,违法行政行为可分为管辖权违法、形式违法、程序违法和内容违法,违法行政行为应当依据行政违法的不同类型分别处理。     

试论相对人参与行政追偿程序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学界开始逐渐关注行政追偿及其相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出台后使得这一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但是,这些探讨大多集中在实体方面,关于行政追偿程序则少有论介。即是偶尔或附带性地涉入行政追偿程序,也往往自觉或下意识地从纯实证的视角出发,将行政追偿程序置于内部行政程序的框架内,不敢越雷池半步。而行政追偿程序的这种纯内部性意味着程序功能自     

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式的比较探析

目前,学界对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已基本达成共识,却鲜有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式的专门探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问题上均采用了具体审查方式,同时对抽象审查方式的适用予以限制。我国宪政体制和司法实践现状将行政法规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推行抽象审查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时机尚不成熟。未来应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以授权法院在个案中拒绝适用违法规章,宣告违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无效。     

行政行为违反程序法定原则的思考

程序法定原则是行政行为必须遵循的法律程序,步骤与方式则是程序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方式与步骤的违法即构成了行政程序的违法,行政程序的违法则属行政违法,违法的行政行为只能被撤销,因此,提高行政人员的法律素质和行政程序意识,是遵行程序法定原则的关键。     

行政不作为刍议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违法行为有作为与不作为之分,作为的行政违法行为主要表现为滥用职权、行政越权、违反行政程序,侵权等,它的危害及具体表现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不作为的行政违法却具有隐蔽性,但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作为的行政违法。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行政机关部分不作为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对     

论行政不作为的行政程序法监控

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有积极实施行政职责的义务而不实施的违法行政行为.而建立与加强对行政不作为的立法监控是减少行政不作为产生的有效方式.立法者应考虑从行政程序原则、行政程序制度等方面来实现这一目标.     

行政权不得推定与行政权法定的实现

行政权推定行使,已成为行政权越权、滥用的基本口实。本文从权力不得推定出发,阐明了行政权不得推定的理由依据,指出其现象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政权法定,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了基本界域。     

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的理性思考

行政承诺不作为属于行政不作为,具有天然的违法性,严重损害了行政主体的威信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承诺不作为有诸多表现形式,其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期待,违反了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在中国现行的立法框架下是可诉的,对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行政诉讼的相关立法也为行政承诺不作为的司法判决提供了依据与支持。     

论行政程序法上的行政公开原则

行政公开是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是对行政公开原则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它分析了行政公开的概念、特征。法律意义,揭示了行政公开原则确立的社会背景,讨论了行政公开的基本内容和其所支持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     

实行法治行政 遏制行政腐败

法治行政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服从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法律的最高权威的一种状态。本文探讨法治行政的基本内涵 ,并指出要有效遏制行政腐败 ,必须实行法治行政 ,完善行政法规 ,健全行政体制 ,强化政府行为的监控体系     

试论检察院在行政诉讼中的公诉权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体制缺乏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切实监督.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检察院行政公诉权,由国家检察机关和国家审判机关代表权力机关共同行使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职能,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实际可行的监督途径.当然,从现行法律制度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应将规章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检察院提起行政公诉的范围,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不属于公诉的范围.     

用行政文化创新推动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文化与行政体制改革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行政文化对公共行政起着定向作用、动力作用、规范作用、评价作用,行政文化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同时,公共行政也可以完善、改变甚至颠覆原有的行政文化.行政文化与公共行政的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决定了行政文化和行政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为:行政体制改革发端于行政文化的变革,行政文化的变革推动行政体制的改革,行政体制的改革引发行政文化的变革,行政文化改革的深化依赖于行政文化的创新.必须创新行政观念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行为文化.     

服务行政视野下的我国行政服务中心建设

服务行政已经成为21世纪政府行政的基本理念。而行政服务中心作为地方政府在治理模式上的重要创新,是我国对服务行政理念的积极回应,也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中国社会的需要。为此,在推进我国行政服务中心建设中应转变观念,健全制度,强化服务手段,严格监督管理。     

试论行政指导在行政法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行政指导是一种新型的、柔性的行政行为,用价值分析的方法分析其运行过程发现,行政指导在自由、效率和正义等方面极有可能发生背离其既定价值的倾向。确定行政指导双向维度的理论基础可以指引行政相对人趋利避害,而通过法治对其进行控制可以保证行政指导有效实施、运行和发挥应有的效用。     

行政改革立法--日本行政程序法的法治化

日本的行政程序法是在其行政改革中得以实现的,其立法过程表明政治行政改革对于立法的深刻影响;而法治化建设则是保障和完善行政改革成果的有力支撑.     

以行政文化发展推动行政改革深入

行政文化通过历史的积淀 ,对行政人员的个性、思维方式和行为都有影响和制约 ,无形中决定着行政主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同时影响行政组织的结构和效率 ,进而极大影响着整个行政体系的构建 ,这成为制约行政改革进一步推进的深层次原因。因此 ,需要从发展行政文化的角度推动行政改革的发展。行政文化是对行政、社会变革所做的文化心理准备 ,也是对行政、社会变革从文化上做出的总结和巩固 ,是推动变革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