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的乐章——论徐志摩诗歌的音乐性

谈到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人们总是提及押韵、回环复沓等手法而往往忽视了音节中的声母在徐志摩诗中的作用.本文着重从诗人在声母运用上的特点来看徐志摩诗歌的音乐性.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新诗：在通向白话的途中——以早期新诗四个流派为中心

白话为诗是新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跃居诗歌正宗的核心环节,无限贴近口语和与土白的进一步分离,成为新诗语言形式探索的又一标志。象征派、新月诗派、现代派和中国诗歌会等四个诗歌流派．代表着此一时期白话诗史上四种既有差异性又互相联结的诗歌语言走向,白话本身在诗语层面有清晰而明确的流变脉络。在“白话”与“诗”之间,白话新诗始终以语言为再出发的原点。     

试论“新月派”“现代诗派”诗歌的音乐性探索

五四以来,新诗蓬勃发展,但新诗过于散文化,脱离了诗歌的本体。新月派和现代诗派在借鉴了中西方诗歌特点的基础上,对新诗进行了反拨,尤其在音乐性的探索上成绩斐然,对新诗音乐性探索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新月派提出诗歌的"音乐美",现代诗派主要是强调音乐性"纯诗",他们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论胡适新诗的叙事性因素

胡适及其诗歌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自不必说,胡适主张新诗"诗体大解放""作诗如作文""口语入诗",并穷毕生之力创作和实践白话新诗。文章拟从胡适诗歌中的叙事性因素探究胡适新诗的思想观念及其现实意义。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胡适与朱湘诗歌翻译对比探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翻译对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与朱湘作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领军人物,他们在诗歌翻译目的、译诗题材选择以及译诗语言与诗体采用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他们通过译诗分别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草创期中国新诗的“非诗化”倾向研究

在"诗体的大解放"旗帜引领下,白话诗的先驱们立志与古典诗歌"划清界限",以使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草创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语言、音韵、结构方式、创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五四新诗语言探索的典范之作——论闻一多新诗的语言特征

闻一多是五四时期新诗语言探索的杰出代表.闻一多新诗语言的特征,首先是杂糅的词汇,既有日常白话长处,又有传统诗语的优点;其次是浓密的词藻,色彩斑斓的语言呈现出意象密集、浪漫抒情的情调;再次是复杂的句式,基本的追求就是主张散文句式进入诗歌,追求诗歌语言表达的明晰性和准确性;第四是诉说的调子,改变了传统诗歌吟唱式调子,呈现出现代诗格调和说话式节奏;闻一多新诗语言是初期新诗语言探索的重要成果和典范.     

20世纪中国新诗特征初探

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路程."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力举用白话写新诗,改革诗歌体载,从"摹写自然"到"表现自我",中国诗歌开始走向现代化.20～30年代成功地对古今中外诗歌艺术进行整合,将中国传统诗歌的抒情艺术与西方象征主义的表现艺术相结合;之后又融艺术创新精神与历史使命于一炉,形成独具开放性品格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格局;40年代又追求情性诗化和智性诗化,在现代化探索中实现新的超越.50～7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诗艺单调,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80年代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复人性和自我,实现观念的一次更新,诗歌发展又重回正道,诗又回到诗本身.中国新诗的发展与时俱进,有待于我们去不断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