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对《仪礼》的庶民化阐释

礼者时为大,奠基贵族社会的"三礼"在唐宋社会大转型后有效性逐渐式微。特别是"三礼"之一的《仪礼》,人们能"陈其数",却不能"知其义";能"知其义",却不能"敬守之"。于是,朱熹开启礼学阐释新路径,一改郑玄《仪礼》为"曲礼"的传统"解经""注经"模式,将《仪礼》作为本经,实现礼学庶民化阐释转向;开创"庶民之礼",使大宗法与小宗法并用,礼仪更加从俗、从宜、从简,创新礼仪庶民化标志性的祠堂制度。此次礼学的阐释转向,在宋代礼学史上意义重大,也影响了后世上千年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     

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郑玄礼学的延伸——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

通过对吐鲁番地区出土《论语》郑注残卷内容的分析可知,郑玄《论语》注具有尊用《周礼》、参用《仪礼》、《礼记》的学术特点。《论语》郑注是郑玄礼学的延伸,对研究郑玄的经学有重要意义。     

论武威汉简《仪礼》分节符号背后的经学内涵

划分仪节是解读《仪礼》的重要方法，武威汉简《仪礼》中遍布各类符号530个，其中大部分符号的作用是划分《仪礼》仪节。汉简《服传》甲本、乙本各类符号位置几乎完全一致，说明汉简符号承载的《仪礼》分节体系是西汉《仪礼》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为通行。而汉简通行分节号亦见于东汉熹平石经《仪礼》残石，进一步证明分节是两汉通行的《仪礼》读法。汉简分节与贾公彦、朱熹等后世学者多有共识，但其精细程度远超后人，且较后人更重视等级、礼成、正变等核心礼学要素，反映出西汉经师对《仪礼》用功之深、琢磨之细，从此亦可窥见汉儒重视章句的学风、独特的礼学理念及一时《仪礼》学之盛。当然，汉简分节粗疏之处亦多，其体系性、准确性仍有不及后世经解之处。     

顾炎武《仪礼》学探析

《仪礼》学经历自宋至明的持续低潮之后,在清代进入极盛时期。因受社会政治剧变的刺激,清初学者就以礼经世展开热烈讨论。顾炎武捍卫《仪礼》的经典地位,率先确认了清代礼制建设的纲领;在《仪礼》考释方面归宗郑学,指明了以朴学为主的经学发展方向;在礼学应用方面弘扬朱学,开辟出融会古今的礼制建设通途。顾炎武以富有独创性的礼学思想,成为清代《仪礼》学的主要奠基者。顾炎武的礼学思想与清廷积极、明智的文化选择多有契合之处,其主要思想观点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显著影响。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姜兆锡《仪礼》学研究探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姜兆锡以问学的博稽群书和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姜兆锡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注意通过博稽群书重构礼经文本,形成了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的独到《仪礼》诠释方式.姜氏《仪礼经传内外编》通过陈述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各种文献记载和说法,总揽了三代以来有关礼制文化的精华篇章,深入探讨了礼经中蕴涵的义理要素内容,以供识礼者酌古今之宜,而并非以考证、辨析为旨趣,从本质上讲还是一部融义理与礼乐为一炉、力求经史结合的经世致用之作,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李如圭《仪礼集释》的解经特色

在宋代<礼>学研究史上,<仪札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解经类注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训释对象与内容方面,还是在礼经仪文节度的训释焦点方面,或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的解经特色,在整个礼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从儒家到儒教——以朱子礼学重建为中心

为抵消佛道二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改变礼崩乐坏的现状,朱熹以《仪礼》为本经,以《大学》修齐治平的理想进阶为依据,对传统儒家礼学进行重建,改变了传统礼学自上而下的路径,使之由政治转向生活.自下而上的礼学重建注重日常生活的践履,强调传统宗法社会秩序的构筑和行为方式的规范,并在实践中固化社会的等级制度、宗法观念,使儒家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儒家往儒教发展的关键.     

论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影响

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编撰方式,遥承朱子之志,兼采经史纪传等,先经后史,会通《三礼》,以时间为序汇纂古代礼制材料,并对古代诸家议礼之说加以考辨折中,以分节之法编纂;编撰指导思想,秦蕙田推崇朱子治礼之法,重视义理,辅以考索之学;礼学思想,秦蕙田承朱子《周礼》为宗周典制与尊王等思想,主张礼应经世致用并与时俱进;学术取向,秦蕙田对朱子及其弟子之礼说非常尊重,有关重要礼学问题,一以朱子之说为依归。从治礼宗旨与学术取向等角度分析,《五礼通考》是一部具有宋学色彩,受朱子礼学影响较深的礼学巨作。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

清华简《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这是因为《耆夜》所记是西周王室的礼制,与《仪礼·燕礼》反映的诸侯之礼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基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在讨论出土文献反映的新问题时,要对现今已不得见的佚失文献进行充分地考量,避免使用不加限度的＂默证＂。我们阅读出土文献,不能以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更不应该因其有违＂经说＂而产生先入之见。     

李觏和王安石的礼学思想比较

李觏和王安石都很重视礼,他们都对《周礼》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二人的礼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反对繁琐冗杂的章句之学,注重阐发经典的精神实质,倡导革新,与时俱进,开创宋代义理之学的先河。他们的礼学都能联系实践,通经致用,注重理财,对南宋的事功学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觏理财重在富民,而王安石理财重在富国,这是二人的礼学思想的不同之处。     

评国内第一本《仪礼译注》

《仪礼》为“三礼”之一,汉代称为《礼》、《礼经》,又称《士礼》,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的礼,即是此礼.但《仪礼》之名其实尚未使用,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始正式有《仪礼》之名.《仪礼》以独特的形式记述了我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分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八项,包括从成年到死亡、从冠婚到丧祭,从交际到饮食、从聘问到朝觐的一系列礼节仪式.凡有可能原来生活实践中存在的风俗、仪节、规范等都有专篇,由孔子修起成书,从《春秋左传》中大量对礼仪的记叙及《论语》“不学礼,     

俞正燮《仪礼》考据探析

清中期礼学研究的复兴与嘉道时期考据学积弊丛生,成为俞正燮《仪礼》研究的时代背景。如何使考据继续发扬"求道"的治学旨归,并同时使得学术能在与百姓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理欲、情理等诸问题中继续发展,成为俞正燮《仪礼》研究需面对的问题。该文力图通过分析俞正燮《仪礼》研究内容,归纳其研礼特色,探析嘉道时期礼学研究的发展动向。     

从“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看汉宋礼学诠释重心的转变

《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一语,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他们对此语的诠释又存在一定差异。汉唐儒家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郑玄着重强调礼敬乐和的功能,孔颖达进一步深化礼之于人的内在作用,以阐明礼乐内外相养之功。以朱熹和杨简为代表的宋代学者,则注重探讨礼乐的内在心性根据,朱熹将礼对释为“心中之理”,从而消弭了汉唐以来人与礼之间的疏离、隔绝,又以“心中之情”释乐,则将乐的实用性、经验性转向心性伦理层面;杨简则以一“心”涵摄礼乐,而拒斥礼乐的内外分别。对礼乐的不同诠释不仅反映出汉宋学者治学方法的差异,又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现实关怀。     

《四书》本《大学》与《礼记·大学》:两种文本的比较

朱熹释"大学"为"大人之学",郑玄释"大学"为"太学",前者指学问,后者指学宫。对早期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而言,翻译此书时是追随朱熹的观点,因此从马士曼、马礼逊到理雅各,俱以"Great Learning"而非"Tai School(太/泰学)"来翻译《大学》篇名。朱熹关注的是《大学》的作者问题,"经、传之分"也是从此思考而出现的章句做法;郑玄与孔颖达关注的是"从戴德到戴圣"的编者问题,从《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三礼目录》到《隋书·经籍志》可以作为一种书目线索。近现代学人讨论《四书》本《大学》或《礼记·大学》的作者与成书/成篇年代,包括使用郭店儒简文献时,都已受到朱熹的影响而不自知。朱熹提出的三纲领,在孔颖达那里只称为"三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张载礼学思想探论

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所做之诠释,有着明显的疑经倾向。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提出的异议,旨在更好地复原“三礼”之文本,剔除“三礼”中不合先王之法的内容。张载的“三礼”诠释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推崇《周礼》所记之井田制以期缓和北宋中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推崇《仪礼》和《礼记》所记之宗法制以凝聚宗亲、维护儒家伦理等,皆有着很强的当代意识。张载通过“三礼”等经典之诠释从而阐发他的理学思想,涉及的问题有中庸、礼乐以及辟佛等,此外还涉及格物论、太虚即气论、天理人欲论、民吾同胞论。     

朱熹在百姓族谱谱序中的礼仪思想探析

朱熹谱序是研究其教育思想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朱熹亲笔为士族和百姓谱序,是朱熹践行《家礼》教育思想的活动。当代社会礼仪缺失严重,礼仪的本质是"敬",学习和研究朱子《家礼》"敬"的教育思想,对强化人本思想和礼仪观念,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都有着极其深远的价值。     

礼乐制度中的《诗经》文化本质——《〈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演变》导论

《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 ,而周礼在文化上对华夏民族具有维系作用及象征意义。礼、乐、诗三者关系十分密切。《诗经》中的部分诗篇是应礼的需要而制作的 ,并成为礼的组成部分 ;另一部分诗篇是在礼的规范下而创作 ,并在其规范下应用的。诗的形成即礼的成熟。随着周礼的崩溃 ,《诗》的发展也就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