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的受难》画展

我是1942年2月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到达桂林的。同行的有夏衍、金仲华、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十六人。他们都先后去了重庆,我留在桂林,进了欧阳予倩为馆长的广西省艺术馆当研究员。当时从香港撤退到桂林的文化人很多,记得新波和特伟比我先到桂林。而叶浅予,戴爱莲在后,但叶浅予不久就去了重庆。所以在我们发起搞画展时,他没有参加。经过紧张筹备之后,《香港的受难》画展,于1942年12月在桂林举行。参加者有盛此君、新波、杨秋人、温涛、郁风、特伟等六人。《广西日报》还为此画展发表了孟超、华嘉、韩北屏写的评价文章和开幕消息。接着又于1943年在重庆举行,并增     

一九九一年回忆录

小　引　　一九九一年的日记只零零碎碎记了几天 ,就没有记下去了。这是由于我于一九九零年十二月间与张可同去香港 ,离沪前一段时间 ,诸事忙乱 ,无暇动笔。抵达香港后 ,我们住在承义家。他和倬如让出自己的房间 ,在起坐间内打地铺。香港居住条件困难 ,他们的家没有供我单用的写字桌。在这样的环境中 ,写日记只能停下来。 (不过为写杨朱论文积累资料 ,我还是写了一点读书笔记。)在香港期间 ,得到辗转转来的杜维明的信 ,他邀请我于二月间去夏威夷参加中国文化研讨会。出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需要去联系、去交涉、去请假、去奔走 ,去办理一些…     

“迈进毋畏路途艰”——回忆我父亲欧阳予倩在广西

“迈进毋畏路途艰”,这是我父亲在桂林时为改革桂剧所题的诗句。的确,父亲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除了1938年秋到1939年秋在香港开展话剧活动外,其余时间都在广西渡过。他在广西一直在为开展桂剧改革和话剧运动,与当时的黑暗统治斗争,与艰苦的环境斗争,不畏艰难,勇敢向前。这一诗句可以说是他这一段生活和工作的写照。日寇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抗日战争又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新生。上海沦陷,孤岛沉入黑暗和恐怖之中,深夜里静安寺路出现过被害者的人头;我父亲当时在上海从事戏剧、电影工作,他也收到了血淋淋的恐吓信。日寇汉奸威胁父亲说,如果不给他们写剧本,就要使我们全家流血。1938年舂,父亲和杨帆同志商量后,接受他的劝告离开上海去香港,同年夏天他到了桂林。     

聂绀弩在桂林

绀弩是1940年4月间应《力报》之聘编该报的副刊《新垦地》,由金华到桂林的。《力报》是由湖南邵阳迁来桂林的。当时的创办人张稚琴和总编辑欧阳敏讷考虑到一个新创办的报纸,要在象桂林这样的文化城争取读者,需要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副刊,这个副刊必须由一位著名作家来主持。他们设法找到张天翼,由张天翼辗转介绍绀弩去。抗日战争前绀弩在上海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以鲁迅先生为后援,成为当时著名的报纸副刊之一。他愿意去,《力报》当然是非常欢迎的。皖南事变前夕,整个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处心积虑地搞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了。仅仅由于蒋、桂之间的矛盾,桂林多少还保持     

在桂林的八年

(六) 再回桂林我于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后第一次流亡到香港。记得当时流亡到香港的文化人有邹韬奋、沈雁冰、陈翰笙、张友渔、范长江、廖承志、何香凝、柳亚子、沈志远、胡绳、夏衍、乔冠华、萨空了、徐伯昕、杨东莼、梁漱溟、廖沫沙、陈此生等人。金仲华早就到了香港,任《星岛日报》主笔;胡愈之则到了新加坡,就任陈嘉庚所主办的《南洋商报》的总编辑。香港沦陷后,我转道广州湾(湛     

关于桂林文化城的一段回忆

桂林山水甲天下,在我国历史上一向就很有名。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一段。那时桂林曾一度成为当时西南一带的革命文化中心,军事、政治重镇。桂林之所以会一度取得这样重要的地位,有它的主客观原因。客观方面,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国民党政府迁移到重庆,因此同广东、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安徽、上海一带的联系,都要通过桂林,甚至经香港等地与国外的联系,也以走广西这一路比较近便。其次,当时国民党内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坚持抗战和支持抗日民族     

《华岗传》序言

<正> 我跟华岗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但在年龄上他比我大十来岁。我和他接触较多是解放战争中在香港那一段时期。当时我在香港担任党办的《群众周刊》的编辑工作。华岗是《群众周刊》的创办人之一,我们要他写稿,记得他用林石父笔名发表了不少文章。同时他又参加中共香港工委的工作。香港工委是直接受党中央领导的,他除担任工委的工作之外,还进行研究工作,写了好几本书。那时在香港出版书并不容易,特别是革命的书。香港有个“海燕书店”是我的一个朋友开的,他要我给他出些主意,我给他订了个出书计划。“海燕书店”本是专出文艺书籍的,我建议也可以出些广大青年需要的社会科学书籍,这样我就介绍“海燕”的经理去认识华岗。我告诉他,华岗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著作很多。后来华岗的好几本书都是在“海燕”出版的。解放后我只在北京见到华岗一次,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我们相见甚欢。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     

在桂林的八年

抗战八年,我基本上是在桂林度过的。中间虽然去了香港一年,桂林沦陷后又在昭平黄姚呆了不到一年,其余六年多的时间都住在桂林。在抗战期间,桂林是大后方的一个文化城。若从某种意义来说,桂林在抗战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重庆。因为重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控制下,对图书杂志的出版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而桂林的自由空气比较浓厚,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集中到那里。我记得的有:李四光、李达、胡愈之、陈翰笙、孟用潜、陶行知、陶孟和、张志让、欧阳予倩、夏衍、范长江,白鹏飞、田汉、梁漱溟、林励儒、邵荃麟、张友渔、沈志远、杨东莼、陈此     

关于“给新四军汇款”一事

最近在《学术论坛》1981年第5期读到杨铁如同志写的《李济深在桂林二三事》一文后,使我知道了当年发生在桂林的追捕给新四军汇款一案的当事人得免于难的内情。我是此案中敌人追捕的当事人,现对此事略作补充。1940年秋,我们从重庆来到桂林。我爱人邵公文是生活书店总店调他来负责桂林分店工作的。我们初到桂林,就在离生活书店不远的三户图书社楼上暂住。三户图书社是冯玉祥将军和生活书店合办的书店,经理是贺尚华。1941年初夏,组织上安排我在三户印刷厂工作。     

杨东莼在广西地方建设干校

杨东莼同志逝世四年了,我们十分怀念他。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抗战时期,他筹办和主持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情况,时时萦回在我们的脑际。我当时曾担任干校教导处主任,对东莼同志在干校的工作较了解,现就此方面作如下几点忆述。一、广西邀杨主持建设干校的经过1938年秋,武汉沦陷,长沙相继撤退,文化界有许多同志转移到桂林。那年冬天,东莼同志也由长沙转到桂林。当时,国内团结抗战的形势还比较好。广西地方当局感到对县以下     

叶挺与周恩来

叶挺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进行了毕生的奋斗,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在叶挺一生的革命历程中,他深感对自己关怀最大、自己最尊敬的人物之一,便是周恩来。他与别人谈起周恩来时,曾一再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今年是叶挺将军诞生100周年,又是他逝世50周年。本文着重叙述叶挺与周恩来之间的深厚革命情谊,以缅怀先烈为中国革命事业创建的丰功伟绩。 一 大革命时期,国共之间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广东成为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为了保障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广东区委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等深感建立一支以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为骨干,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在研究上述问题过程中,正值在苏联留学的叶挺和聂荣臻、熊雄等人奉命回国工作。周恩来、陈延年等决定把这一建军重任委托给叶挺执行。     

回忆新中国剧社在桂林

苦中有乐新中国剧社是1941年开始在桂林建立的。剧社初建时期困难重重,我们过了好几年艰苦的生活。但在战斗中我们也受到教育,得到锻炼,而且在艰苦的生活中非常乐观,确实从心眼里感到高兴。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被称为“文化城”的桂林,也受到了这股逆流的冲击。为了在形势进一步险恶时有一个回旋余地,党组织指示演剧队里的地下党员,聚合一批分驻在西南各地演剧队的骨干,在桂林创立一个以职业剧团面目出现的剧社。虽然当时在桂林任西南绥靖公署主任的李济深先生与蒋介石有矛盾,他也较开明,然而     

“桂林文化城”思忆

归来:又一是番新气象1941年2月28日,桂林《救亡日报》被迫停刊。3、4月间,党组织我们分批撤到了香港,一部分人留港创办《华商报》,一部分人转到敌后新四军去了。12月8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只打了十七天就举白旗投降了。过了半个月,党开始组织大家离开香港,大部分人由东江纵队接应到游击区,分批回大后方去。我根据通知先到澳门,原来范长江主持     

忆陈寅恪先生

<正> 陈寅恪先生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大师,虽然他已经逝世十几年(1969年逝世),但在人们中的记忆犹新。我和陈先生只有一面之识,那是在1944年的暑假中,当我从外地来到成都,住在华西坝,和当时任教于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先生、任教于华西大学的钱宾四先生都是比邻而居,我和钱先生几乎每天见面,总是在晚饭后,我去看他,他就和我在华西坝的一个广场上散步谈天,同时我也曾经去看望陈先生。我和陈先生本不相识,看他,一方面表示我的仰慕之情,一方面打算向他请教有关隋唐史中的若干问题,因为当时我正教这门     

回忆我的哥哥瞿秋白

我的哥哥瞿秋白如果活着,现在是八十一岁。他只比我大两岁,我还健在,而他早在三十六岁的壮年,就为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枪杀。从那时起,我对他的追念从来没有间断过。在他被害的当时,我只能偷偷地从一份浙江的《东南日报》剪下他卧在罗汉岭下草地上的照片,小心地保存在自己的身边,暗自伤悼他,我甚至不敢告诉自己的子女。但我自幼就深知他是正直的,光明磊落的。我相信,他为革命而牺牲,总有一     

一本令人惊异的小书——记杨应彬的《小先生的游记》

<正> 这是一本乍看上去很平常的书,小32开、竖排、没有插图、约两万字左右,出版于1935年,全白的封面上,竖写着陶行知先生题写的《小先生的游记》,书的作者是杨应彬.令人惊牙的是写这本书的杨应彬当时只有十二岁.56年前,作者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大埔县百候中学的初中学生.《小先生的游记》是他从家乡大埔县到上海的旅行欢悲的记录,他以一个穷孩子的特殊视角,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大都会贫富对立的社会生活.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本书曾经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但却再版过十二次,每次两千册,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王匡同志说,他在东莞中学念书时就知道这本书,他的老师曾经向学生介绍过这本由初中生写的书.搞战胜利后应彬同志在广州的兄弟图书公司和香港的生活书店都看到这本书,当时已被解禁,此书还远销到了南洋.     

政坛回忆

第七章雾都岁月1942年2月19日,我在李宗仁召集的广西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针对桂南会战中广西政局表现得非常不好的情况,狠狠地批评广西地方当局一顿。黄旭初虽然容忍下来,但他对我不高兴。刚巧在这个时候,黄同仇从重庆返抵桂林,他将辞去广西省政府驻渝代表,前往安徽工作,他离渝前见到新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张治中,张托他向我致意,希望我去重庆一谈。因此,我于2月25日从桂林飞渝,不料自此一去,就在雾都待下来了。     

李济深在桂林二三事

抗日战争时期,李济深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该厅第三处是蒋介石直接控制的特务组织,处长杨某是戴笠的亲信。该处以侦查其所谓异党分子为主要任务。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与李济深发生了不少矛盾。当时经我向李济深反映特务搜捕我地下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而请其救援的事就有好几宗,现列举其中二三事。     

民俗苑里的新葩——访青年民俗学家史昆先生

(一)他,长年累月,默默无闻。可他的名字却被选入《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辞典》,选进《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选上《中国当代青年名人大辞典》！在桂林东郊的观音山下。在一间阴暗简陋的小屋里我见到了他。青年民俗学家史昆先生。当我说明来意时,史昆先生不好意思地说:“就出了那么几本小书呗。”其实,近七年,史先生在教学之余已出     

可贵的探索与创新——浅谈章桂征同志的书籍装帧艺术

在北京出席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的时候,著名摄影家陈复礼先生也从香港赶来参加了会议。中国文学艺术家代表团出国访问时,我们曾经在香港相聚,这次他带来了当时拍摄的几张照片送给我。我无以为答,正好出版社给我送来了几本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在黛色的波涛下》的样书,我就将它连同我的另一本小说《幽灵岛》一起送给了他。陈复礼先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