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儒家经典的解读模式及话语言说方式

“《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儒家经典的解读模式及话语言说方式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工程。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否克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建立一套自己的（而非从西方借用的）文论话语系统，是２１...     

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

在"失语"遮蔽了中国文论话语,中华文化严重"西化"的危机时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本文就如何体认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异质性,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塑中国文论的学术主体性、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以及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又吸收作为全人类文化成就的新型话语系统进行思考和探讨.     

新时期文论话语的重建及其现实困境

新时期以来,随着僵化的政治话语霸权的消解,长期以来禁锢人们的庸俗化的文学理论范式也在告别"文革"的前提下遭到解构.这一方面预示着文学理论的本位性回归;另一方面,众语喧哗.在面临传统话语、西方他者话语的双重挤压下,"对话"成了学者们心中的文论重建的拯救之路,但却少有人对重建过程所面临的困境作深入的学理思考.     

发现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西方汉学家重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结构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浦安迪等一批西方汉学家,打破了此前数十年中外学者共同的“以西律中”思维模式和“中国长篇小说缺乏结构”的“定论”,从中国的《易》学文化、古文章法、小说评点等古典文论中汲取理论资源,揭示中国小说“结构”的独特方式及其文化意蕴,为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名.这一学术“新潮”证明了中国文论家探讨多年的命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也启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不能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用现代话语阐释古代文论的转换方式,更需要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文化蕴涵、共通的“文心”,并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更紧密地相结合.     

展示与对话 ——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五四”以来,以诗文评为体系的中国传统文论基本退出了文本阐释的场域。西方话语的大面积空降,在推进中国文论建设的同时,日益影响着中国文论的自主创新式发展,消解着可能的学理话语的分享式革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失语是时代发展和中西互通背景下的使然现象,但如果我们一味地执着于西方话语,沉迷于“普世”的理论,带来的将是比民族话语失声更严重的精神殖民。为此,我们需要积极有效地“展示”自身的传统文化精华,倡导中西方文化间进行平等和谐的“对话”,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与文论体系。     

海德格尔解构性话语阐释模式及其语言本质论的意义建构方式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语言本质论的意义建构方式是从解构性阐释开始的。运用解构性话语阐释形而上学。这种解构性阐释正是存在哲学的意义生长点,同时也构成了存在哲学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的基本特征。海德格尔在进行存在哲学的意义建构时还运用了语言本质论的意义建构方式,语言本质论构成了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基础。海德格尔这种话语特征,对现代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黑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性主义写作及批评的影响

黑人女性文学长期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以及黑人男性文化之外,它的成长经历了漫长的曲折与坎坷.美国黑人女性作为一个边缘的、曾经被压制的群体,到如今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女性最富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之一.如今中国正在进行着自己的文论重建工程,如何使自己的文论话语走出西方中心的牢笼,并将自己的文论话语呈现给世界,以差异的一极参与世界文论话语的对话,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迫切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黑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性主义写作及批评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启迪.     

中国古代的白话学术与文论

中国文化／文论的“失语”已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有人片面地把文言等同于传统文化,把白话文等同于现代文化,因而认为在文言被废弃的今天,不可能再接续传统文化的血脉,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实际上,文言与白话乃是同一语言系统在历史发展变化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古人早已有用近乎当时口语的“白话”来进行言说的传统。此文初步勾勒了中国古代白话学术与文论的发展脉络,试图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供某些启示与参考     

文论话语的有效性与适度理性——关于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症结的思考

近二十年中国文论的进展有目共睹,其弊端则一言以蔽之,曰缺乏有效性,或曰自说自话。建立有效的文论话语的关键是在学理中说话,接着古今中外的经典所开始的路数讲,而只有重建经典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才能进入学理。这种重建就必然已是当代的和中国式的了,因此,必须反对借“中国式”的口实避开对经典的刻苦研读,走捷径。值此理性与现代性一起遭受怀疑之际,这种倡导适度理性的学术态度庶几对矫枉过正有所补益。     

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及话语建构

当代文论经历了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或者说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再到反语言论的流变过程。尤其是文化研究主导下的反本质主义,成为当代文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的话语表征。可以说,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是基于对“从属论”和“工具论”的反驳而生成的,而“反本质主义”则生成于“文化研究”的话语语境。于是,当代文论的流变过程可具体化为革命话语（外部研究）→本质主义（审美、语言）→反本质主义（文化、媒介、意义）的流变过程。具有悖论性意味的是,当代学界诸多争议性的话题,如文学研究的空洞化、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以及用理论强制阐释文学等,使得文学研究领域有一种重新回归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研究的理论诉求。不仅如此,要研究当代文论的流变及未来发展的话语逻辑,进而搞清楚当代文论发展的来龙去脉与历史轨迹,就有必要回到曾经的“历史现场”——以“主体性”和“本体论”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过程之中,并将本质主义视为新时期文论研究的知识起点和参照系。这些都是研究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的触发点和价值所在。     

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

“失语”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论界广泛流行的一个词,其含义有相当的分歧。本文集中分析了“失语”论的内在矛盾性,并认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涉及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指出了化解这种紧张的可能性。     

“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疏离与倒置——对20世纪中国文论与文学的反思

立足于世纪之交文论“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学术背景 ,全面回顾了 2 0世纪中国文论与文学所走过的历程 ,指出文论“失语症”是由于文论与文学之间的疏离、隔膜、倒置、错位所导致的。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理论总体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圭臬,中国文论话语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论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站在21世纪的理论前沿,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观念进一步明了,这就是：古今通变,融汇中西。而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变异学”理论已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试论中国古代创作中“忘”的审美意味

中国古代文论十分推崇“忘”。从庄子的“坐忘”之境到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这两千多年的中国文论史都贯串了“忘”的精神,使“忘”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精神、审美精神之一,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艺术的显著特征。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忘”,是将其作为一种创作精神状态和精神境界来讨论的。旨在探求蕴含在这种状态和境界中的审美意味。中国古代哲人早在先秦就开始引入“忘”的概念。先秦百家争鸣的风暴过后呈现出两大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

本文是对近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的宏观思考。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百年历程,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两次“大综合”运动,经历了由古代传统文论系统到西方近代文论系统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这样一个不断趋向新形态的发展过程。进入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成为展望和设计下世纪中国文论的基本目标和路向。为此,加大传统民族文论话语在当代文论体系中的分量,加大吸收外国文论优秀成果的力度,是必要的。但不能取缔和消解与传统相连接的现有文学理论的合理规定性,不能放弃和无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在文学理论当代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要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克服唯心史观影响,按照历史的昭示,走“综合创新”之路     

跨文化身份意识与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路径

对文论本土化问题的辨析,要厘清讨论该问题时容易陷入的理论误区,找到进入本土化问题的有效切入点。跨文化身份意识既是解决文论本土化问题的核心,又是总结当代文论本土化经验的前提。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在中西文论的“关系体”中,当代文论本土化经历了身份意识的萌芽、觉醒与自觉三个阶段。自觉地建立跨文化的文化身份意识,立足当代文论的“现实性”与“当代性”,是重构当代文论的理论话语和文论身份、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的路径。     

济慈之“忘”与道家之“忘”的哲学意绪与审美观照

“忘”是道家的哲学范畴，它有深邃的审美内涵。英国诗人约翰·济慈也主张“忘”，这是诗人的“忘”，先有审美意义，进而表现出了哲学意绪。道家和济慈都提出“忘”，但“忘”的目的指向与具体内涵不同：“忘”在道家和济慈那里都是修身之法，不同的是，道家之“忘”侧重于对精神世界之苦难的救赎，而济慈之“忘”则侧重于营造诗化人生；道家之“忘”和济慈之“忘”都在于达到审美静观，道家之“忘”的审美目的是在不自觉中达到的，而济慈之“忘”则直接指向审美。     

原始思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兼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一个民族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是深耕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即是深耕于中华民族的原始思维。“原始思维”作为古人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方式由品评“人”与“物”向品评“艺”过渡。“艺”的评价术语与标准都是从对“人”与“物”的评价中移用而来。特有的思维方式只能运用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不可移用于其他的文化语言环境中,所以,有必要探讨现代文论界的理论热点:中国文论失语的原因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可能性与现实性

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不可或缺的一环。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不是移植西方文论话语来替换中国的文论话语;而是立足于当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为本,借鉴、吸收、利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时代已经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实现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共同的"文心"、"诗心"是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他国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王国维、钱钟书的成功经验为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