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困境与重点方向——以湖北秭归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解决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契机,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扶贫也遭遇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扶贫政策要求的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与基层实践中贫困户的非精准定位的矛盾,致使精准扶贫的功能发挥和实际效果受限,真正的贫困户难以受益;精准扶贫意欲在短时间内集聚各部门的项目资源,以便改善贫困村庄的生产生活条件及贫困户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缺乏的难题,这使得扶贫绩效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要想摆脱困境,精准扶贫的重点和用力方向理应是在坚持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下,重点支持那些有发展能力的贫弱家庭,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红土采珍

国家颁布实施《残疾人扶贫攻坚计划》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制定的《残疾人扶贫攻坚计划(1998～2000年)》,于近日正式颁布实施。《计划》客观分析了残疾人扶贫工作形势。指出,自1994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已使300万残疾人解决温饱,但目前仍有1700万残疾人处在贫困之中,约占全国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计划》规定的残疾人扶贫工作目标为: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基本解决贫困残疾人的温饱:残疾人贫困     

关注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力

在我国各社会阶层中,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残疾人又是一个特殊的、困难的社会群体,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健全人,生活在农村的残疾人的状况就不难想象了。我国六千万残疾人中有四千多万生活在农村,农村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和就业是一个极其艰巨而又不得不解决的重大课题。作者通过对部分地区农村残疾人情况的调查,从关爱、教育、自强、救济和扶持、法律等几个角度提出了让农村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共享人类文明的途径,值得一读。     

社会工作课程设计:中国民政系统的角度

社会工作的初始阶段中国现时有没有社会工作?这是一个难以简单用“有”或“没有”来答复的问题。就中国的民政系统来说,其所分管的工作中,如: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社会福利院、精神病院的兴办和主管,为解决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问题而兴办和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扶持农村的贫困户     

精准扶贫视角下对农村妇女贫困问题的审视与思考

贫困代际传递是导致当前一些农村地区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是制约精准扶贫取得实效的主要因素。由于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使其成为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主要传递者,将导致贫困的相关因素传递给子女,使下一代人继续陷入贫困境遇。因此,探寻妇女贫困的根源,调整精准扶贫机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当前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和巩固扶贫成效具有积极的意义。     

后扶贫时代社会救助政策的调适

贫困治理阶段性变迁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救助政策不断调适的过程。迈入后扶贫时代,治理主动性的冲突、治理助力的削弱、治理失灵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因此,在面对后扶贫时代的四重转变即扶贫向防贫的转变、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变、物质需求向发展需求的转变、农村为主向城乡协同的转变时,当前的社会救助政策就会表现出四大不适即功能不适、标准不适、需求不适、城乡不适。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适来增强社会救助的政策弹性,将"安全网"变为"助跳网"。在顺应后扶贫时代转变的基础上,增强社会救政策的适应性,进一步提升贫困治理的效能。     

扶贫扶心:乡村振兴背景下贫困地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模式探索——基于云南X县的调研和实践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只有靠教育,才能真正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在贫困地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留守儿童、家庭暴力、学校欺凌、情感缺失等等现象,在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体现的非常明显。扶贫先扶志,要让贫困群众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这是战胜贫困的动力;扶贫要扶智,要通过知识使贫困群众摆脱愚昧和落后,这是战胜贫困的本领;扶贫也要扶心,要通过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使青少年的生活中充满阳光,这是他们战胜贫困的心理支持!在扶贫"扶志+扶智"的方程式中,加入一个"心"元素,用"扶心"为孩子们的成长注阳光,探索一条适合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精准扶贫视野下农村地区思想扶贫的路径探析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贫困问题的思想根源,聚焦农村群众思想道德滑坡、心态失衡、认识偏颇、拜金主义、违法乱纪、陈规陋习等精神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思想、教育、文化上进行帮扶,积极探索"思想扶贫"的有效路径,以"思想扶贫"推进"精准扶贫",最终达到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这不仅是贫困农村地区的尽快实现脱贫的治本之策,也是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准扶贫"思想战略的重要举措。     

加快农村金融改革 促进山区扶贫开发——以广西百色市为例

全面建成小康,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关键在山区贫困农民。本文从金融扶贫的角度提出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优化金融扶贫环境、发展农村融资组织、开发扶贫金融产品、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创新扶贫融资方式等措施加快山区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红土采珍

溪头乡干部与贫困户结对扶贫婺源县溪头乡今年实行全乡干部与贫困户挂钩“结对”,切实帮助全乡贫困户尽快脱贫致富。乡党委要求全乡副科级以上干部、一般干部、村支书、村主任、乡办企业厂长(经理)、驻乡各单位负责人每人部与贫困户结对扶贫。其中副科以上干部每人挂钩2户,其他干部每人挂1户。对挂户干部提出了“四有一路两翻番”的具体目标:即“贫困户家中有饭吃,有衣穿,孩子有书读,逢年过节有鱼肉;为贫困户找到一条致富路;贫困户家庭经济、人平收入比上年翻一番。”挂钩扶贫一定两年,并将挂户扶贫列入年终干部综合考评,实行奖罚。目前,全乡已有110户贫困户得到了干部的“结对”帮扶。全乡掀起了干群同心协力抓经济,携手共奔富裕路的热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减贫的政策演进、基本经验及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百年努力取得了减贫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减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农村减贫经历了废除封建生产关系缓解贫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救济式扶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下的摆脱贫困、专项减贫计划下的消除区域性贫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下的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阶段转换,不同阶段的减贫政策依据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进行了适时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消除农村贫困当作全党全社会的重要工作;不断深化改革,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调整农村减贫政策;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最大程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注重加强减贫的国际合作,共享先进减贫理念和经验.我国减贫的成功,引领了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为世界减贫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促进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湘西州老区经济开发成效显著

自1997年以来，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老区围绕扶贫攻坚这个中心，全面规划，突出重点，针对贫困户的不同情况，切实帮助贫困村、贫困户发展有助于直接解决群众温饱的种养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等支柱产业，使贫困农户收入稳定增加。16万老区人民又摆脱了贫困。湘西州的保靖、龙山、永顺3个老区县在州委、州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组织力量，集中物力、财力，着眼全局。从“扶贫到村，帮穷到户”入手，制订了一套有效的方案和措施。保靖县实施了“六个到村到户”。一是建档立卡到村到户，年终进行检查验收，三是帮扶定点到村到户，即将门个老区乡（镇）…     

体制转轨期的扶贫工作

体制转轨期的扶贫工作李敏贫困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我国政府历来重视社会经济生活的均衡发展，特别是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扶贫工作由单纯的生活救济转入扶贫开发后，贫困面貌有了极大改变，目前全国农村没有完全解决温抱的贫困人口已由１９８５年的１．２...     

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政策衔接的思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搞好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对实现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奋斗目标有着重要意义,是当前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主要表现在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等,但随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村扶贫标准的提高,中国农村的扶贫工作进入了“开发与救助”两轮驱动的新阶段。     

透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农村社会救助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我国农村社会救济对象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平均每年灾民1.2亿至3.7亿人(民政部1998年～200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慢性病患病率85%,病区人口约有4.2亿人;常年极端贫困人口2900万人,贫困人口8517万人:残疾人4300多万,处于贫困状态的残疾人1700多万,处于特困状态的重度残疾人270万多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296.8万人:家居农村的六十年代精简退职的老职工和特殊救济对象50多万人:以上6类人合计7.1亿至9.6亿人次(有部分人为重合的)。面对这一庞大而又沉重的救助群体,传统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显得苍白无力。     

嘉祥县实施“十万棵冬枣扶贫工程”

山东省嘉祥县为减轻自然灾害损失,培养农民抗灾自救能力,增强农村弱势群体经济发展活力,强壮农村经济发展后劲,实施了“十万棵冬枣减灾扶贫救助工程”。该工程以实现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为目标,通过社会捐赠筹集资金,购买了10万棵优质冬枣树苗,扶持全县农村2.5万户贫困户和灾民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增强贫困户和灾民抗灾     

建党百年农村贫困治理的嬗变逻辑与启示

建党百年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经历了战争时期的"均分式"贫困治理、建国后的"合作式"扶贫救济、改革开放后的"普及式"扶贫开发及新时期的"靶向式"精准扶贫四个发展阶段,蕴含着从身份管理到情感治理的嬗变逻辑.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情感治理方式,以高质量发展寻求获得感;完善情感评价体系,建立提升获得感的长效机制;啮合民众内生动力与外部助推力量.当前,要积极构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具有主动性、多元性和可持续性的后扶贫攻坚时代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时讯

6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从2014年开始,为"实现60万低收入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完成移民搬迁3000户"的扶贫任务,辽宁省扶贫办将到户扶贫项目、移民扶贫项目、贫困劳动力培训项目和产业化扶贫项目等审批权全部下放到县,并实现责任、权力、任务、资金都到县。目前,全省完成移民扶贫3167户,有64.35万农村低收入贫困人口脱贫,人均实现收入3538元。     

论“精神扶贫”三部曲

贫困是被动的纽带,贫困是动荡的根源,贫困是社会的伤疤,这是一切扶贫的根源。扶贫包括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当物质扶贫到一定阶段时,精神扶贫就显示出它更根本的重要性。精神扶贫内在地包含着三层含义,为什么扶、扶什么和怎么扶。对这三个问题的简要回答是:它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扶的内容是张扬人民大众的主体能动精神;扶的方式是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最终目的则是走向共同富裕。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阿马蒂亚?森的赋权增能视角

阿马蒂亚?森的权力贫困观和能力贫困观，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基本伦理——赋权增能。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实践经验，与扶贫、赋权增能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在赋权增能的视角下，研究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设想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四条路径：第一，从“外力推动模式”，渐次推进到“内力推动模式”；第二，以精准识别主体需求为起点，定制增权计划；第三，以文化教育服务为基点，推升贫困农民综合素养；第四，以自治经济组织为依托，挖掘脱贫的内生动力。然而，社会工作有效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主要包括：在扶贫体系中的定位和分工尚不清晰，农村社会工作队伍的规模化、专业化、职业化严重滞后，实践中易出现专业融合和文化识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