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

相形于起步较早、成果丰硕的"上海学",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的"北京"尚未被学界予以"问题化",系统研究付之阙如.对于日本而言,中日战争的爆发使上海作为"资本主义最前线"的意义随之消散,北京继之而起,成为"东亚建设的基地".这一身份与中华故都、文化古都的本土身份相叠加,成就了北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意义;相应地,日本文学中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达也呈现出多维交杂的色彩,值得深入研究.日本文学"北京学"可借鉴"上海学"的经验,但更应立足于具体问题,在材料、视野与方法上作出更大程度的开拓和超越.对于本应成为日本文学研究之主力的中国日语学者而言,如何发挥自身双边语言文化优势,扬长避短,在中日之间确立自身的学术坐标,是亟待反思的.     

试论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

近现代以来,日本存在两种对华政策,一种是以华为友的政策,一种是以华为敌的政策。在以华为敌的政策主导下,日本先后发动了多次对华侵略战争,日本中国学研究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通过歪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舆论;利用中国传统儒学文化资源,为天皇制政体服务;炮制文化“方策”,为侵华战争政策献计献策;直接参与文化侵略,掠夺中国的文化资源。日本侵华战争准备如此之充分、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影响如此之广、民众卷入如此之深,原因固然很多,但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反过来,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又刺激了日本中国学的畸形发展,成为日本中国学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日本对华侵略政策把日本引向战争歧途,使日本早期现代化取得的成果葬送在战争的烟火之中,这是日本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教训。在这一时期,日本中国学沦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正是这一教训的缩影。     

论日本华人新移民文学的历史发展与总体特征

日本华人新移民文学在其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了前辈留日作家的某些传统,也展示出自身因时代影响而形成的现实特色.本文在大体梳理出日本华人新移民文学三个阶段的演进轨迹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其所蕴涵的纪实性、边缘性和道德性的整体特征.     

身份、 知识与文学创作——基于汉代文学主体的思考

汉代作家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 知识结构及审美取向的个体, 身份、 知识背景对作家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和规约. 不同阶层、 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学主体, 日常所关注的事务不同, 所思所想有异, 因此, 诉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言说内容及主题话语的明显差异. 与身份相应, 不同的学术背景及知识结构,也会直接带来文学主体审美取向及话语方式的差别. 身份、 知识结构、 审美取向之异是汉代文学生成及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危机：概念矛盾与研究困境

概念的混乱、研究路径的不清和研究方法的褊狭是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遭受质疑、面临发展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公共行政学要走出危机首先必须面向实践,从研究中国的实际出发,对概念体系和学科体系进行重新梳理,建立既符合中国传统和现实,又有利于国际交流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其次还应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和运用,并加强微观领域公共问题的研究.     

论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统一与协同

行政学学科研究是立足本学科而展开的基础理论研究,而行政学跨学科研究则以本学科为基础,综合借鉴和应用相关或相邻学科的理论、视角、方法和技术来解决行政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行政学学科研究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行政学跨学科研究则是学科研究的演化趋势,二者的融通、统一和共进构成了行政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当代中国行政学必须进一步强化学科意识,坚守学科立场,深化学科认同,彰显行政学的独特性和合理性,厘清并正视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以行政学本身的理论建构为出发点,在封闭与开放的辩证运用中推动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统一和协同,在高度与长度的综合协调中走向成熟和稳定,从而有效克服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     

“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

本文在深入把握 2 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小说学研究的三个层面 ,即 :小说文体研究、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 ,认为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中国小说学研究的整体内涵。而我们以往的小说理论批评研究过于强调所谓的“理论思想” ,忽略了小说的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以“小说学”为观照视角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以往的研究格局 ,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小说学研究更贴近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实际 ,将中国小说学研究与中国小说史研究融为一体 ,从而勾勒出更实在、更真切的古人对“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历史     

美国东方学与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日本研究及日本文学研究是美国东方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场方法上取决于美国东方学的总体学术氛围和学术传统。唐纳德·金的日本研究是当代美国东方学的产物,有着美国人的"外位"的立场,但由于他长期在日本生活并且大量翻译日本文化典籍与文学作品,得以走进日本文化内部并对日本人的生活特别是审美生活进行切身体验,形成了一种"参与者"的姿态与立场,也没有一般美国学者对东方国家所持有的那种"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是一种"非东方主义"的东方学,并以此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研究特色。     

西尔伯曼与阿多诺的文学社会学之争——兼论文学社会学的定位

此文以20世纪60年代西尔伯曼与阿多诺之间的争论为中心,讨论文学社会学中两个重要流派的基本观点和重要思想。西尔伯曼的社会学立场把文学社会学看做特殊社会学;阿多诺在评价艺术作品的社会性时,则强调辩证地看其“社会性偏离”与自律的程度。“西－阿之争”不仅对当时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发展至关紧要,而且一直还在为难文学社会学的定义和学科归属。对于文学社会学的地位、任务及其研究范围,国际学界迄今未能取得共识。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探讨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的关系,并视文学社会学为文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     

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

综观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可以看出,江户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945年以前)为发展期,相关文学作品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战后”以来为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摆脱了“战前”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海洋”因素融入其中.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态势体现在《国性爷合战》文学文本的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的戏剧视角研究态势、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翻案剧的研究态势四个方面.     

日本近代史研究的楔入视角

如何确定日本近代史研究的楔入视角,是进行有效率研究的前提条件.近代日本所受到的"外压",具有破坏与建设两重作用.近代日本迎合了这种恰到好处的"适度外压",取得了传导性变革的成功.在文化的断裂、半断裂半连续和连续之中,近代日本走入了一条俳徊于东西之间的、发动双向战争的路途.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文学史: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把一般的史料研究与一般的审美评价汇集到一起,并不能保证文学史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该把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研究和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区别开来,寻找属于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和特殊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学史研究概括为是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晏子春秋》的文学史意义

《晏子春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春秋》的记整个国家之事,发展到《晏子春秋》的专记一人,体现了战国时人对个人价值和重要人物历史作用的肯定和重视。这种写作体例对司马迁“纪传体”史书《史记》的写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它既不同于先秦时期思想哲学类著作的重在思想阐发,也不同于其它历史类著作的记整个国家之事,而是集中笔墨于晏婴一人,记其言行轶事,并塑造其丰满的人物形象,也在先秦散文著作中独具风貌,启发并滋育了后代的文学创作。     

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

本文是对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的学术批评。文章指出该书类似史料长编 ,作者惯于材料平面的罗列排比 ,不无简单化的分门别类 ,却拙于分析 ,更无力纵深地“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致使既定理论设计未能如愿以偿。文章还批评了该书部分章节概念芜杂 ,持论偏颇 ,史实有误     

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文艺动员的基本经验——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以文艺活动和形式为载体进行社会动员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表明:文艺动员必须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明确的目的性;文艺动员要让群众参与进来;文艺动员要注重地域性与务实性;文艺动员必须走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路子。抗日根据地文艺动员的伟大历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史通》文史关系析论

刘知几处于文士以诗赋谄附帝室的武后、唐中宗时期,虽具史才,却不能不受时代文风影响。他认识到文史之间从合到分的演变过程,其追摹孔子、左丘明的复古心态,使他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现出文学的历史观;又以史律文,表现出历史的文学观。     

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

延安作家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农民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延安文艺整风前,作家们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与根据地农民和农民化的士兵间的隔膜。延安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并因之进一步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在阶级论和党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对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乃是为了形成阶级—民族主义规约下的现代阶级性民族或政党性民族认同。事实上,只有当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更大范围内被纳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中,它们才能成为后期延安文学主导性意义构成的一部分。     

日语复合动词中的甚词研究

日语复合动词里的部分后项动词以及部分前项动词在构词过程中产生了语法化变化,失去了该词汇所具有的本来意义。其语法作用相当于汉语中表示极端程度的甚词表达,主要用来表示程度或者强调等意义。但是,日语甚词表达和汉语甚词表达之间在所用词汇上没有交集。所以,不能使用汉语甚词表达去套用日语的甚词表达。     

论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有关问题

日本侵华思想客现存在于日本向军事帝国主义转变时期及其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相互之间具有明显的历史联系。它起始于幕府末期的对外扩张,形成于甲午战争以来的侵华活动,成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大规模入侵。日本的侵华思想在侵华行动中得到体现和落实,实际的侵华行动又不断激发、孕育出新的侵华思想。日本侵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社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