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     

明代言官与皇帝述论

明代言官是对十三道监察御史(简称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简称给事中)的统称.由于明代谏无专官,让御史和给事中兼负进言之责,所以也称他们为言官.这样明代言官既有纠举弹劾之权又有进言上谏之责.明代在言官的设置上颇费心机,使言官秩甚卑、权甚重、赏甚厚.因为秩卑其爱惜自身之念轻,权重则职司不受阻碍,赏厚则求效之心激切.明代言官仅为正从七品小官,其秩甚卑,却可以进谏皇帝,弹劾阁臣大僚,其权甚重;可以超迁为按察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明末清初士绅在苏松减赋运动中的作用——以周梦颜及袁黄、彭绍升为中心

苏松减赋运动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得以实施,是抚臣、言官与民间士绅交互作用的结果。苏松士绅或请愿,或系统整理文献,分析重赋原因,提出了多种减赋方法,为减赋创造了舆论氛围,并对抚臣、言官、帝王产生了直接影响。民间士绅的道德信仰是其疏陈请愿的内在动因。减赋运动是行善活动的重要部分,是江南慈善事业史上的重要一页。     

论严嵩《南还稿》的艺术成就

严嵩为明嘉靖朝要臣,然囿于"奸臣"之名,学林对其诗名诸多贬斥。《南还稿》为其晚年最后一部诗集,然学界目前对此关涉不足。通观《南还稿》诸诗,较之严嵩此前诗作,诗风转为自然朴实,诗作多抒真情实感。除此,于《南还稿》诗中,可观得其作品中景情交融之纯熟、修辞手法之停当、意境烘托之洗练的作诗技巧,于诗歌创作而言,诸般技巧实则已至圆融。《南还稿》不仅显示严嵩晚年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亦可反映其晚年心态,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严嵩专权的影响

严嵩专权的影响阎少华从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嵩专擅朝政达２０年之久，“贵极人臣富甲天下”，他鬻权纳贿，残害忠良，不仅被官修正史载入《奸臣传》，而且“民间儿童妇人皆能指其姓名，戟手唾骂”。严嵩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即青少年时期；钤山“养望”...     

“壬寅宫变”与嘉靖朝政的转变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发生的宫婢之变,险些将嘉靖皇帝扼死。它是嘉靖皇帝专横暴躁,横施淫威所造成的,对嘉靖朝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开启了嘉靖皇帝怠政的时期;第二,狂热地崇信道教,专一奉道事玄;第三,直接导致严嵩专权乱政的出现。“壬寅宫变”是嘉靖朝政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相维与制衡:明代权力中枢间的阁臣群体

阁臣群体是直接服务于明代皇权的中央核心辅政官僚群体,这个群体在维系明代皇权延续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他们的辅政活动与明代整个国家机器运转构成了良性互动,他们在明朝中央权力运行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制衡作用。历史中的明代阁臣群体并未获得史家比较客观的评价,明代阁臣群体的政治地位值得进一步肯定。     

政治人格与人际生态的张力--以谢迁“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为中心

正德初年,刘瑾为打击谢迁等异己力量,连坐全体“余姚人”的京官仕途,兴起“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反映了当时以谢迁为中心的阁臣与宦官、阁臣与阁臣之间的政治人际生态。“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折射出谢迁的政治人格,展现了以谢迁为代表的传统士人的君子气节和从道不从君的价值追求。     

巴蜀哲学发展略述

巴蜀哲学是巴蜀文化的精华 ,从巴蜀第一位有著述的哲学家严君平开始迄清末的廖平 ,巴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两汉至魏晋的经学阶段 ,隋唐三教并盛的阶段 ,宋元明的理学阶段 ,明末清初迄清末批判理学及其君主专制与经学终结的阶段     

颜体书法艺术的形成及对后世的影响

颜真卿书法艺术形成,使唐楷得到长足发展。“颜体”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晚唐、宋、元、明、清,乃至今天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成为后学的艺术范本。     

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评述

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认识和评述 ,随着宋诗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北宋诗文革新作家欧阳修、梅尧臣充分肯定了柳诗刻画山水、摅写忧愤的特点 ,苏轼则对柳诗“简古”、“淡泊”的艺术特征 ,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精辟的论述。北宋后期以后的诗坛上 ,“江西诗派”盛行 ,他们一方面坚持柳诗学陶、质朴简至的看法 ,另一方面则从字法、句法、章法等形式技巧上探讨柳诗。南宋后期 ,严羽、刘克庄也对柳诗发表了许多见解 ,其要旨是从艺术特征以及柳宗元其人其诗的关系上进行论述。总之 ,宋人对柳诗的评述大体上揭示了柳宗元诗歌的基本特征     

杨万里在宋代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影响

杨万里在宋代诗坛的地位超过陆游,这是南宋人的看法.严羽评宋代诗体时认为,南宋独有“杨诚斋体”.全面看,陆游成就大于诚斋,但杨万里诗歌艺术创造性更高.该文详论了杨万里对刘克庄、张镃、姜夔、永嘉四灵以及江湖派的影响,认真评析了诚斋对金元诗坛、明清诗坛的影响;也仔细分析了历代对杨万里诗歌的反面批评.     

试论张炎的艳情词

张炎是宋元之交的一位著名词人。他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剧之后,将身世之悲、家国之痛写入艳情词中,使其词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生活内容。张炎由一己之漂泊落魄,进而对歌妓产生一种同情之感,以尊重的目光来看待这些沦落风尘之中的社会下层女子。出现于张炎笔下的女性,一个个高雅、可爱、可亲、可敬,栩栩如生。他的艳情词成为一种雅化了的艳情词,情味深婉,含蓄蕴藉,耐人品味。正因为具有了这些新的特色,故张炎能在宋元之间翘楚东南。     

《全明词》对稼轩词接受情况的调查分析

有明一代,《草堂诗余》盛行,但仍有许多词人热衷于追步辛稼轩。与宋、元比较,《全明词》对稼轩词的接受面更宽,接受度更强。事实证明,在推动稼轩词经典化过程中,明人并未缺席,且为清初稼轩词风的流行作了铺垫。究其原因有三:词学理论的转向、豪放词风的延续和时代因素的影响。从明词与稼轩词关系入手,可为进一步深化对明词的认识、重新估价明词的历史价值找到一个新的观测角度。     

匕首寸铁,刺人尤透--评清初廖燕对小品文地位与意义的论述

明末社会张扬独立个性、强调主体意识,加之文人对传统价值观的背叛,此时的小品文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生活情趣和很高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浓郁的反传统文学的异趣。风格的轻灵佻巧和内容上的脱离现实,使小品文受到清初学人的批评和轻视。廖燕一反时人对小品文的鄙视,不仅肯定了它特殊的艺术价值,而且从作用上把它与“载道”的古文相提并论,但又不把小品文视为传统古文那样的载道工具,而是把它看做批判现实、宣泄不平的武器,在理论和创作上为小品文的生存争得了一席之地。     

明人和宋词刍议

明人和宋词,即明人对宋代词作的跨时空追和与赓续,是明代对宋词的传播与接受的一种形态表现。明人和宋词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宋代词家亦广,包括宋代大家名家。和宋词的主要模式有三种,而其产生的缘由则是出于宋词的名篇效应、明人社交的需要及个人情志表达的需要。论述明人和宋词可以一窥宋词在明代的流传接受轨迹及明人词学发展的印记。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

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明代西湖全景图的谱系

南宋以降,方志中开始出现表现西湖风光的全景地图。明代志书中的西湖全景图数量增加,无论是方志还是专志都保留了多个版本的全景图。南宋西湖全景图对明代的全景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宋到明,记述西湖的志书在流传中互相借鉴,形成西湖全景图的诸多相似特征。与此同时,西湖全景图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演变,因文字记述不同,侧重点不同,开始出现示意图与胜景图的分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