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协调理论初探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不仅明确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发展。文章从为什么提出“德”“法”协调、“德”“法”协调何以可能、如何进行“德”“法”协调三个方面作一初步理论探讨。     

试论"内"与"外"的不对称

“内”、“外”本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大多数情况下遵守对称法则,但也存在不对称现象。本文在词义平面和词组平面上考察了“内”、“外”的不对称现象,分析造成这种不对称现象的原因。     

论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刑事立法价值

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及发展有经济、伦理、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根源。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进行理性分析，“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其独特的刑事立法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刑事法制中适当引入“亲亲相隐”制度，这既是继承我国法制传统中相隐制度的合理成分，也符合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费耶阿本德"反归纳法"评析

费耶阿本德坚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科学,并由此出发对归纳原则的最后堡垒——“理论与事实一致”进行了彻底批判。他通过对科学史的人类学解读提出了与其开放科学观相对应的“反归纳法”。     

新一轮"调结构"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调结构”是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用协调思维处理好“调结构”的相关关系是经济社会达到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根据世界经验及我国国情,新一轮“调结构”必须树立结构调整与就业、人口转变、政府转型、区域发展相协调的思维。     

"宋四家"之"蔡"究为何人

提起宋代书法的成就,人们自然想到“苏、黄、米、蔡”“宋四家”。然而,“四家”中前三家均有明确所指,唯独最后之“蔡”究为何人的问题自明代以后一直争论不休。因为“蔡”既可指“蔡襄”,也可指“蔡京”。从“苏、黄、米、蔡”之排序看,“四家”之“蔡”绝非“蔡襄”;从“二蔡”之书风书貌与宋人“尚意”的时代特征相契合程度看,“四家”之“蔡”非“蔡京”莫属;从卒年看,蔡京卒于米芾19年之后,此19年正是权臣蔡京跻身“四家”之列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假"、"伪"、"丑"观念辨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与“真”对立的是“伪” ,即奸诈、巧伪 ,而不是“假” ,“假”另有正面的意义。“丑”亦不与“美”绝对对立 ,“有心而恶”的丑且恶者 ,方与美与之对峙 ,“无心而恶”的外形丑者 ,则有转化的可能。审伪、审丑均需辩证而观 ,不否定“伪”有人为制造之义 ,但与表现人的真性情的文艺创作相抵触 ;美与丑之间有“遇合无常”之变态 ,与人们各自不同的爱恶之情相关。     

"大数假说"和"人择原理"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狄拉克的“大数假说”认为一些“大数”之间存在着数量级大致相等的关系 ,而迪克的“人择原理”则认为这种相等是基于我们现在的宇宙正处于适于人类生存的这个阶段的缘故。它们包含着某种人类与宇宙相统一的思想     

"醉翁之意"和"山水之间"--也谈林语堂与鲁迅的"相得"和"疏离"

详细地论证了林语堂和鲁迅两次“相得”和“疏离”的过程 ,尤其是对第二次“疏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等 ,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即 1934年 9月 13日曹聚仁招饮的家宴上 ,并作了令人可信的周密分析 :第一 ,既然鲁迅“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指斥林语堂” ,并“弄得林语堂当众出丑” ,那么 ,林也会象第一次“疏离”时那样“彼亦争持 ,鄙相悉视”的。第二 ,鲁迅除 1934年 9月 13日记有“晚曹聚仁招饮于其寓 ,同席八人”外 ,再无有记载曹请客之事。倘若曹有“再请”或“先请” ,以鲁习惯日记之详 ,肯定是要记载的……这对过去所有论者只谈其“疏离”但绝没有象介绍第一次那样具体 ,是一个补正。他们二人的“相得”和“疏离” ,虽然有多种原因 ,但透过现象看本质 ,还是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 ,即他们对人生和生命本身的价值意义认识不同等诸因素 ,于是 ,“醉翁之意”遂因“山水之间”导致了他们彻底的决裂     

武术套路"形神论"的三种表现形态

无论从武术实践还是从武术理论的角度看,“形神”在武术套路中所占的地位都是极其重要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阐述了“以形写神”、“以形写形”、“写意传神”是武术套路“形神论”的三种美学特征和不同表现形态。     

"……是……"和"to be…"--比较中的反观

“是”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语言项目,“是”在“……是……”中表示肯定的判断,它将其前后两项关联起来并用后项对前项作出肯定的判断,突现后项对前项的区别或界定作用。大多数教材在释义时 多将“是”与英语中的不完全谓语动词“tobe”相对应。本文尝试跨语言比较两个词项的异同来反观现代汉语“是”。     

本是同根生:透视"民工潮"与"民工荒"

“民工潮”和“民工荒”是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概念。这两种经济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允许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被消除但某些功能正在弱化。农民工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产物。只要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被消除,以及与此相联系,只要农民工还没有被转化为市民,“民工潮”与“民工荒”将长期存在下去。有农民工就必然有“民工湖”与“民工荒”。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讲台的马克思主义"与"论坛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状存在着一种“讲台马克思主义”和“论坛马克思主义”的局面。二者所承栽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在内容形式上和理论知趣上,“讲台的马克思主义”与“论坛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这就要求人们努力探索寻求“讲台马克思主义”与“论坛马克思主义”相沟通的架舍点和共性的问题。认清这种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解析马克思主义存在的问题和寻求解决之道提供的是另一种棱角的观察。     

"圣性"与儒家传统

“圣性”是儒家用来指称成就超越人格即圣人的内在根据 ,虽然“圣性”这个概念在儒家的概念系统中始终没有正式提出过 ,但是对它的探讨却与儒学史相始终 ,与“圣人”一起构成儒家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儒家对圣性的探讨经历了一个长时期同时是充满了不同见解与矛盾的过程 ,心体与性体的纠葛是儒家对圣性理解的最终关枢。     

论1927年以后鲁迅的"思路"

1927以后鲁迅看取社会和想象历史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知识者,鲁迅意识到阻挠革新的“大众”是一个难以切割的社会整体,而出于道德立场的选择他又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两相对立来划分社会。鲁迅视“大众的哑”为其漠视、反对革新以及屈服于被压迫之地位的根本原因;鲁迅寄托其历史理想于“无产阶级”之上,以其“开口”表达为构筑未来理想社会之基础。     

心理学"法"的传统与"后法"时代

“法”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使心理学独立于哲学并获得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心理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哲学心理学到现代心理学确实是一个进步，但这种进步也许并不应该完全由方法来界定，我们应该对现代心理学对“法”所保持的不理性的热情持几分慎重和担忧。事实上，就现代心理学而言，一旦“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心理学的发展就已经步入了“后法”时代。“后法”时代的心理学应该始于机会，必须要和民众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同时要对各种研究方法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近代汉语动词"打"的语义泛化

“打”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应用极为广泛 ,但研究者对其语义泛化的机制及过程却较少涉及。纵观“打”的泛化过程 ,首先以其语义特点为基础突破了“动词 +受事”的典型组合 ,在与表结果与目的的组合产生的“作出、产生”义基础上逐渐模糊其实体动词特征 ,从而与多种类型成分相组合 ,语义趋于泛化     

"意象"辨析

“意象”是文学理论中一个涵义丰富的重要概念。但也正因为其涵义丰富,人们对它的使用和理解极为混乱,以致“意象”的涵义变得更复杂、模糊、或宽泛、笼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概念梳理、廓清。“意象”有作为心理学、创作论、作品论等几种范畴的涵义,“意象”可作为与典型、意境相并列的一种形象,即哲理性的象征形象。     

文学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的来源及演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这个概念的情况,表明其理论内涵应该是带有阶级性质的思想体系,对此不能随意扩大,尤其不能与“社会意识”及“意识形式”相混淆。文学不应定义为意识形态,但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性是文学在阶级社会中可能具有的重要功能。     

"把"字句在篇章中的使用情况考察

“把”字句与篇章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把”字句主语、宾语与上下文的关系上。“把”字句主语的有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受篇章的制约。同时指出“把”字句宾语也以不同的方式与篇章语境相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