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朵红玫瑰

不知不觉间,与妻成亲已经有十年了,虽然有时不免磕磕碰碰,但大多数时间相处得和和气气,平平安安,也算是幸福美满的一对半了。那“半”个是指九岁的女儿小洁。别看她小,却常常是我与妻之间的缓冲地带、调和大使,使家庭间“战火”得以平息。所以,街道的大娘们每年都给我们家发“五好家庭”、“文明家庭”的红牌牌。     

现代人十大生死问题探析

人生在世，会遇上无数的生死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各种变化无穷，人们遇上的和可能遇上的生死问题多得难以尽数。兹列举现代人十大生命问题进行讨论，解决这些问题是现代人获得人生幸福的重要前提。一从人生的角度观察，首先，现代人常常会有一种“一无所有”的人生焦...     

发现快乐感受幸福

每个人都在追寻着快乐,渴望着幸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快乐,感受到幸福。 有一个故事,大意是三个人去一个小岛寻找幸福。第一个人找到了一个装有“权力”的盒子,他认为找到了幸福,就欣喜若狂地回去了。第二个人找到了装有“金钱”的盒子,同样十分高兴地回去了。第三个人找到的盒子,里面什么也没有,但他也把这个空盒子拿了回去。过了二十年,三个人又见面了,第一个人一脸憔悴地说:“我有了权力,很多人找我办     

马克思实践幸福观论析

幸福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向往和追求的,费尔巴哈曾说过：“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对幸福的追求。”[1]从古至今,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采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追求幸福,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始终是千差万别的。马克思从人的现实生活处境出发,通过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通过对宗教、异化及资产阶级片面人性的批判,通过对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阐释中创立了马克思实践幸福观,从而使“片面的人”发展到“完整的人”,“异化的幸福”发展到“真实的幸福”。     

从《李氏山林置产簿》看明清徽州山林经营

一 《李氏山林置产簿》考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有一部明代徽州山林置产簿残本,尚存有178号山场的置买、租佃、砍伐、贩运等事的记录。其上自宣德9年,下至嘉靖43年,前后达130年,是笔者所见到的反映徽州山林经营状况较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之一。 该簿封面、序言等均缺失,但正文中有“十西都”、“十东都”或“西都”、“东都”等地名。据府志记载,明初将祁门县原有十都,划分为十东都和十西都。因明代徽州六县,仅祁门县有东、西都之分,故由此推断,簿载山场有些是坐落在祁门县归化乡十东都和十西都,或     

论“德”与“得”的辩证法

论“德”与“得”的辩证法顾智明，彭钧华人人都希冀获得幸福。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幸福的源泉又是什么？人类生活的实践，特别是古今中外获得的人们的人生实践，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道德是使您获得幸福的源泉。一、“德”“得”相通：中国道德精神...     

逻辑学研究组讨论逻辑学科现状及发展方向问题

前些时候,广东哲学学会逻辑组举行了一次学术活动。内容有:(一)介绍全国第二次逻辑学讨论会及全国逻辑学会成立大会情况;(二)讨论建国三十年来逻辑学科的发展和逻辑现代化问题。发言的同志指出:三十年来,逻辑学科是有发展有成绩的,但赶不上形势的需要。近十多年来,逻辑学的研究几乎中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以及极左思潮泛滥,逻辑学成了“重灾区”,致使逻辑学科十多年来停滞不前。打倒了“四人帮”,逻辑学科才得到复苏。针对逻辑学科的现状,同志们呼吁:实现四个现代化,势必要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在自动化、电脑技术上,在肃清“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流毒和诡辩术等方面都迫切需要发展逻辑学科.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解放思想

一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是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刻,党和人民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８年５月,全国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讨论是在中国历史迫切需要结束过去,开辟新时期的背景下发生的。...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

“八荣八耻”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条基本道德底线,也是新世纪新阶段的一部社会风尚规范。每一个“荣”都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每一个“耻”都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符号的转换——新时期文学本体观描述

一、两种符号新时期文学是继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实则是在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荒漠”之上,生发开来并繁荣起来的。因此,讨论新时期的文学观念,不能不顾及它的前身。其实,将“十年文化大革命”贬为“十年文化大荒漠”是很不确切的,是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价值判断。确切地说,这一“史无前例”的大事变、“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大奇特的、史无前例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无非是,这一文化现象有着极其特殊的,有别于一般人类文化现象的符号系统。以文学艺术为代表的审美文化便是这样。审美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构成,其     

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式幸福”的构建要素与路径探析

美国式幸福是一种偏物质主义、高消费的幸福,北欧式幸福是一种经济富裕、高福利的幸福,不丹式幸福是一种物质生活朴实、注重精神生活与社会平等的幸福。“中国式幸福”应是一种经济水平适中、物质消费能满足需要、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注重经济公平、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幸福。从经济学视阈分析,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GDP、收入增长、稳定价格、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是构建“中国式幸福”的五大经济要素。做好“加减乘除法”是“中国式幸福”发展的经济路径。“加法”即通过GDP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使经济幸福资源增加。“乘法”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活质量,以提升国民幸福质量。“除法”即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使幸福的分配更加公平,更多的人享有幸福。“减法”即通过减少经济中的负面因素。从而降低“经济痛苦指数”,提升国民的“幸福经济指数”。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自从“文化大革命”收场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在进行中.不但报刊上经常有有关论文,一些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史著作均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专章加以陈述,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长篇纪实报告”,“报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现象,受到广泛注意.据我所知,有的学者正在搜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资料,准备做深入研究,撰写有分量的专著.这些情况表明,国内学术界还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放到一定地置上来加以对待的.不过,这不能说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够了.不,恰恰相反,是很不够!在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缺点,那就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精力基本上投放在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上面,相比之下,“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的研究则相当薄弱,或者说是不成比例.我所工作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室曾经多次讨论“分工”问题,想要明确谁来搞“现状”,谁来搞“史”,讨论来讨论去,始终弄不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谁愿坐在冷板凳上去进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这种“史”研究.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说     

关于世界现代史“时代及其主题”的思考

关于世界现代史的“时代”问题,史学界十余年来都避之不谈。虽然理论界进行过讨论,但其各种观点都有偏颇。１９００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实为“两种制度为主的世界多种政治力量从对抗到并存、竞争的时代”,而时代主题在５０年代中期发生了转换,即从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与发展。     

浅论数词一至十至其大写的用法

对于数词一至十的形义,古文字学家众说纷纭,颇多猜测。我认为于省吾先生的观点也许更切近造字者的初衷,他认为这些都是纪数字,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一二三(?)是积画为之,至五又化繁为简,以×为五。“一与十之别,只是纵横之别”,“可见初民之十进位,已为明显”。于先生认为“我国古文字,当自纪数字开始,纪数字乃古文字中之原始字。”这是符合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几乎所有的文字在其成为有音义的一种体系之后,都经历了一个先用某种极为简单的符号来纪数的阶段,汉字更是如此。因此,本文就不讨论一到十的形义而把注意     

董仲舒未持“天变,道亦变”的观点

读过立早同志《董仲舒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吗?》一文,很受启发。它从地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不同,指出他们在阶级利益的共同点之下,其间还存在矛盾,从而论定董仲舒有关经济、政治以及选人等主张,都与保守势力相抵牾,这是卓有见地的。但在分析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时,却认为他的思想中有“天变,道亦变”的观点。其理由是:一、董仲舒提出“天有十端”的命题,十端便是构成天的十种因素,由它们构成的天,“有意志,会变化”。二、董仲舒以为“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经是常,权就是变。三、权是变,“天谴论”就是这种变的具体形态。灾和异是天变的一种,天变之后,道便跟随改变。这个观点却值得商榷。要讨论董仲舒这一命题,首先就要弄清他讲的“天”和“道”是指什么。对于“天”,在董仲舒的意识中,有把它看做自然的意思。“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但     

是年度投资规模膨胀,还是投资需求膨胀

对我国1976—1988年十年间年度投资总量的增长动态究竟作何评价,十多年来流行的是“年度投资规模膨胀论”,此论认为十年中大多数年份年度投资规模处于膨胀状态。针对年度投资规模膨胀论,近几年也有少数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十年中大多数年份投资不足,特别是“六五”期间及以后各年投资严重不足。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则认为,这两种观点都站不住脚,比较符合这十年年度投资总量增长动态实际的判断应是:年度投资规模基本上是合理的,膨胀的只是投资需求。一、年度投资规模的评价     

有礼才有面儿

一日在朋友家喝茶,有位女士动辄“我老公”云云,举座皆不应和.三番五次,友人终于直言:“请你不要开口闭口老公.”女士问:“为什么?”友人说: “我们都不认识你老公,话题也同你老公无关,干吗老提你老公呢?你是想表白你特别幸福,还是在提醒我们男人别对你有非分之想?”彼此都是好朋友,说话不顾忌轻重.女士哈哈一笑,说:“我再不提老公了.”友人又道: “这是起码的公共礼仪.”     

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

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是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中心内容。人生观中的人的目的、意义、幸福、文明及奋斗等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正确地理解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一、价值与人的价值关于价值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已作过广泛讨论。关于“价值”概念的含义,人们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研究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实践维度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历史维度：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动力支撑。现实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提供坚强保障。实践维度：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互构的嵌入点。突出初心使命、价值追求的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与强调精神、心理层面的政治认同、情感归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二者都有各自的理论属性、适用范畴,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存在相互促进的内在互构,并有机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之中。为实现人民生活幸福的价值追求而团结奋斗,产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动能。因此,遵循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逻辑,做到互促共进、同频共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实现。     

决战岂止在战场──浅谈周恩来的谈判艺术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深沉地说：“差不多十年来，我一直为团结谈判而奔走在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1]后来，他又十分感叹地说：“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难啊”[2]现在，我们回顾周恩来在解放前同国民党的四次大谈判，不仅是对周恩来最好的缅怀，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次深刻的重温。使我们了解革命斗争的艰险，珍惜今天的幸福，从而更加激发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胸有成竹定方略周恩来数次受党的派遣奔赴谈判桌与敌谈判，不仅是因为他与敌人有过较多的接触，而更主要的是他对敌我双方都深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