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一颗心

小镇上有个瓜摊，卖瓜的王老汉技艺出色，任何一个瓜，只要他托在手里掂一掂，就能一口报出瓜的重量，并且丝毫不差。     

从鲁迅的创作经验谈谈形象思维问题

一、创作要有“文思” 据笔者对于鲁迅著作的有限的阅读所知,鲁迅并没有明确使用过“形象思维”这个概念和术语。但是,我们认为,鲁迅在实际上是主张形象思维的。他的小说和诗歌,就是形象思维的生动产物,他的创作体会和经验,就是说明形象思维的宝贵材料。 从鲁迅的创作经验中,我们可以分明地认识到:形象思维是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本     

中学古文教学中的“诵读法”与“抄录法”

在中学语文的文言文教学中,“诵读法”与“抄录法”是两种传统的教学法,正确地运用这两种方法往往会取得显著的教学效果。 旧社会,书塾中古文的诵读情况,年长的一辈都还有深刻的印象:塾师摇头晃脑的得意吟诵,学童们高声大喊地齐声诵读。真是书声琅琅。鲁迅先生对此就有生动形象的描述,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这样写道:     

一打一捧 本相毕露——从张春桥围绕鲁迅逝世前后的活动看他的反革命嘴脸

“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特务分子张春桥,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家伙。他在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生前,躲在阴暗角落里化名对鲁迅肆行攻击,鲁迅逝世后,又装出一副追随者的姿态,一再写文章“颂扬”。张春桥采取的是先打后捧、暗打明捧的反革命策略,但就在这一打一捧中,暴露了他那反革命本相。     

鲁迅教学方法初探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郭沫若曾说:“以自我牺牲地从事创作,从事研究,从事教育,从事哺育新生代,是鲁迅平生的最宝贵的生活实践。他的一生也正是做人的一个模范.他是一位以身作则的伟大的教育家。”“谁也不能忘记鲁迅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从他早年结束学生生活以后,他就一直从     

论《孔乙己》——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作品。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回忆道:“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那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当有日文杂志的编者向鲁迅索稿时,鲁迅自己曾将这篇小说译成日文;一九三二年,他还将《孔乙己》编入他的《自选集》里。这些,也都能说明鲁迅对《孔乙己》这篇作品的态度。的确,这是一篇具有惊人的艺术概括力的作品。鲁迅以简洁凝炼的线条,从容不迫的文字,勾勒出现实生活的生动画面,刻划     

论鲁迅杂文的浪漫主义

一杂文,这是伟大的艺术家鲁迅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学遗产。鲁迅杂文既然是文艺作品,它必然也可以具有浪漫主义的特色。在我们论述鲁迅杂文的浪漫主义之前,我们不妨重温一下,1935年5月鲁迅发表的《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文。在这篇著名的序文里,鲁迅批评了那种把杂文看做是“作者的堕落的表现”的错误观点,指出:“杂文这种东西”,“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最后,他认为,杂文不但“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鲁迅特別强调:“能移人情,对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扰乱你们的文苑,至少,是将不是东西之流唾向杂文的许多唾沫,一脚就踏得无踪无影了,只剩下一张满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脸。”事实正是如此,鲁迅杂文因为具有“移人情”的文学属性,所以,它固然以理智去启发读者,却往往又做到了以     

鲁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

在鲁迅生前,许多进步青年真诚地把他尊为“导师”,也有不少共产党人由衷地把他引为“同志”,在鲁迅身后,不仅他的战友和追随者们又推崇他为“民族魂”,而且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知识界人士也深深地觉悟到:事实证明鲁迅是正确的,而自己则是错了;至于心同鲁迅相通的毛泽东同志,更是明确地指出:鲁迅是一切革命者的“榜样”。的确,伟大的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和光荣,鲁迅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     

鲁迅散文的描写艺术

没有具体描写,就无所谓形象;缺乏形象性的作品,总是枯燥乏味,难以动人的。在鲁迅的散文中,不仅人物被描写得栩栩如生,景物生动如画,有些本来是十分抽象的东西,由于他的描写艺术高明,也活泼泼地呈现到了读者的眼前。一在人物描写中,心理描写虽是比较困难的,但还是能够把它生动地表现出来的。鲁迅的办法很多,他有时借描写人物的举止、神情来展示其心理状态,有时从描写人物的感觉入手,将其所思所想巧妙地显露出来;有时干脆直接抒写人物的思想活动;有时落笔于人物的某种     

魯迅和形象思維

一位老朋友给了我写这稿子的任务,原想标题《鲁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不说“对于形象思维”,因为在《鲁迅全集》,包括《鲁迅日记》等上面,我没有见到“形象思维”字样;在谈话中也没有听到过。可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无论诗歌和小说,散文诗当然在内,无疑都饱含着高度的形象思维的痕迹;而且,许多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零零碎碎地散布在他的书信、杂文和序言之类上,拼凑起来是足以说明他在怎样运用形象思维,把作品写得生动深刻,强有力地感动读者的。觉得“论述”两字不能概括,这才改作这个标题。     

鲁迅笔下的灰、黑色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具有解剖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力,因而他对知识分子的解剖也是极为深刻的。他的笔下所塑造的一批灰色、黑色的知识分子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展现了他们各种复杂的内心世界。腐朽的封建文化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毒害着人们的灵魂,制造了许许多多的牺牲品和殉葬品。（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里的陈士成,就是鲁迅笔下深受封建科举和封建文化教育制度毒害的牺牲品和殉葬品型知识分子。孔乙己是一个浸透了封建病毒的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满口“之乎…     

漫谈鲁迅小说语言的艺术锤炼

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在《论小说》中说过:“不论人家所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现它,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一个形容词可以限定它的性质。因此我们得寻求着,直到发现了这字,这动词和这形容词才止,决不要安于‘大致可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为严格的语言大师。众所周知,鲁迅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虽然他在写作之前作了充分准备,“总是经过深思熟虑,腹稿打好了,就提起笔来,一气呵成,所以初     

关于鲁迅邀请范爱农一事考辨

范莲子在《同忆鲁迅与范爱农》(载《许昌师专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一文中说:“由于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还兼着生理卫生学教员,工作相当繁忙。不久,他便邀请范爱农到府中帮忙。”范爱农是否应邀了呢?文章紧接着写道:“宋崇厚先生在八十二岁时曾经回忆说:‘我在绍兴府中学读书时,鲁迅先生任教务主任,给人敬而爱之的感觉。范爱农先生给我是另一种印象。他一年到头穿着学生装,老是穿一双布底鞋,养着一个平顶头,衣着非     

“寻一车兵器,不若以寸铁杀人”

杂文是鲁迅一生中的主要战斗武器,也是他创造的一种新文体。它的特点之一是简练。简练是从准确来的,没有多余的笔墨,能抓住要害,恰到好处就是简练。所谓“寻一车兵器,不若以寸铁杀人”就是这个意思。 简练是作家才能成熟的标志,是阅历丰富的结果,也是笔墨净化的结晶。所谓“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也正是指此而言。 过去,“围剿”鲁迅杂文的人攻击鲁迅写杂文是因为“容易下笔”,“一挥而就”,不费功夫就可以达到沽名牟利的目的。针对这些恶意的中伤,鲁迅回答说,杂文“也不十分容易做”。他对许广平说:“殊不知我这文章虽然短,是绞了许多脑     

简洁、凝炼,化神奇为平凡——学习鲁迅小说艺术手法一得

鲁迅的小说之所以蜚声中外文坛,除了它把“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真实具体地描绘出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之外,更在于他塑造了一系列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他把深切的思想内容寓于生动的、具有强烈感情色彩和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之中,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来,即所谓“表现内容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统一。茅盾在《读〈呐喊〉》中说:“在新中国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鲁迅的小说正是以艺术的独创性为中国的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从《鲁迅批判》到《文学史家的鲁迅》—一李长之对鲁迅研究的贡献

李长之以他的勤奋和努力,在鲁迅研究史上留下了足迹。《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编选了他的《鲁迅批判》片断和《文学生家的鲁迅》,实事求是地肯定其贡献。 李长之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当然不仪这两篇,但这两篇确是其代表性的成就,並因此受到公开批判,《鲁迅批判》成了“打鲁迅”的罪证,《文学史家的鲁迅》成了“捧鲁迅”的罪证。可能基于这个原因,在其追悼会上,对鲁迅研究的成果只好避而不谈。如此,就有必要探讨这个问题,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一位光明与黑暗激战时代的抒情诗人——鲁迅旧体诗综论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在我看来,鲁迅的气质毋宁说是位诗人。”从“气质”上对鲁迅作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实在是最有眼光,也实在是最有见地的。正是这个“气质”使得鲁迅的诗人的精神渗透了他的全部作品:鲁迅的诗作和散文诗集《野草》自不必说,他的叙事散文和小说也无不蓬勃着诗情。也许正是这种诗人的气质使然吧,郭沫若才敏锐地指出: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而“偶有所作,每臻绝唱”。     

读《复仇》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过:“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是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对当时社会的这一病态现象,鲁迅是深恶痛绝的,曾在不少作品中给以愤怒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就在写作本文的前一年,他还这样尖锐地指     

鲁迅与长尾景和

一九三一年春,鲁迅先生在黄陆路(现名黄渡路)“花园庄”旅馆避难时,结识了日本友人长尾景和。他们相处虽短,但彼此之间建立了友谊。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一九三○年,长尾景和来上海游学,当时就住在“花园庄”。次年一月十七日,柔石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被捕,传闻将搜捕鲁迅。一月二十日,鲁迅全家就避居于“花园庄”,至二月二十八日返寓。在鲁迅避难期间,得到长尾景和的同情和关切。鲁迅向他说明:“我反对了蒋介石的政策,特别反对他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政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捕了。”①长尾景和深切地感到鲁迅的伟大,并向他表示敬意。他们的话题十分广泛,鲁迅从生活、医学、文艺,一直谈到列宁和高尔基的     

于“鬼气”中“祛魅”：论鲁迅与中国巫文化的精神之战

鲁迅一直倡导科学精神,主张吸收西方科学理念以对中国传统巫文化心理进行＂祛魅＂。但鲁迅是从社会思想解放的维度来看待巫文化的弊端,因此他的文化＂祛魅＂观和西方宗教改革家路德的理念不尽相同。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体验,鲁迅与中国巫文化既激烈冲突又复杂纠缠,他在作品中生动地刻画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精神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