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金瓶梅》的人物塑造艺术

作为《金瓶梅》主要续书的《续金瓶梅》 ,其价值不能用“狗尾续貂”一笔抹杀 ,在思想和艺术上 ,续书都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对于其思想价值 ,前人已有论述。在艺术上 ,它同样有其独到之处。表现在人物塑造上 ,《续金瓶梅》在借鉴《金瓶梅》手法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加工创造。这都是我们在研究续书时应该注意的。     

论秋菊在《金瓶梅》中的作用

《金瓶梅》是历代禁毁小说,所以在“四大奇书”中,这部小说的研究是最不充分的。在人物研究方面,视线多集中在以西门庆为圆心的几个主要人物身上,本文从小人物秋菊对塑造主要人物所起的作用和秋菊在全文结构上的意义两方面,探讨了秋菊在《金瓶梅》中的作用。在世情小说双峰——《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秋菊和傻大姐其实是小说家匠心独运的人物。这一类带有痴傻性质的人物在“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类型表”中值得添上一笔。     

论《金瓶梅》的艺术创新

《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的艺术成就，即《金瓶梅》无论是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结构方式或创作观念等方面，都对我国传统小说进行了实质性改革；《金瓶梅》的艺术创新给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玉娇李》与《续金瓶梅》关系考论

《续金瓶梅》在人物命名、人物命运等多方面受到《玉娇李》的影响,这就明确了前者在创作时确实参考了后者。当下《玉娇李》研究几乎全是研究《金瓶梅》的副产品,而对《玉娇李》本身及其对《续金瓶梅》的影响研究不够。丁耀亢当是通过诸城丘家见到或听到过《玉娇李》。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似乎看过《玉娇李》。《玉娇李》与《续金瓶梅》之间关系的发现对《金瓶梅》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丁耀亢及其《续金瓶梅》

清代小说批评家刘廷玑早就指出,中国小说的创作有一种续书的传统。时至康熙年间,续书之多,已经到了“不胜枚举”的地步。就“四大奇书”而言,《三国》有《续三国》、《后三国志》,《西游》也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水浒》有两种《后水浒》,而“《金瓶梅》亦有续书”。刘延玑所说的《金瓶梅》续书,就是指紫阳道人丁耀亢所撰的《续金瓶梅》。其实,早在《续金瓶梅》之前,就有一部名叫《玉娇李》的《金瓶梅》续书问世。据袁中郎说,此     

试论《金瓶梅》对旧叙事模式的突破

《金瓶梅》对旧叙事模式的翻新和突破主要体现在对“旧人物”的重新处置和对“旧情节”的重新借用。     

《左传》人物的人格特征

在“礼崩乐坏、价值多元”的春秋乱世,面对“孝”、“忠”、“敬”等传统礼制基本观念,《左传》中的众多人物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并选择了相应的行为方式。《左传》人物鲜明丰富的人格特征,就是这种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多元化的产物。     

《金瓶梅》中的人物之死与“性”——兼及小说的定性问题

以西门庆为主角的《金瓶梅》,书中用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写了他与众多人的鬼混;又写到了近三十个人物的死亡,而占死掉总数百分之九十的人物的死因,也与性事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样一部以"性"为其主体内容和题材特征之小说的定性问题。《金瓶梅》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这本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而往往,基础性的问题却并不是简单和易于解答的问题。     

《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考

明万历诸城丘志充是与《金瓶梅》早期流传很有关系的一个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和谢肇浙《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都曾提到他。马泰来先生《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一文大体考索出丘志充的生平事迹,读后受益匪浅。唯马先生据丘志充行年推断出来的《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似有疏误。     

试论《金瓶梅》的语言研究

《金瓶梅》曾与《水浒传》、《西游记》一起,被清人称为三大奇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高峰的《红楼梦》,也“深得《金瓶》壶奥”,与《金瓶梅》有传承借鉴的深刻渊源.《金瓶梅》在小说美学史上的价值无异是极高的.近几年,随着几种校点的删节本的出版,更多的人得以阅读欣赏,《金瓶梅》的思想认识意义和描写艺术,也得到日益加深的研究.     

试论《金瓶梅》人物批评的三个阶段

《金瓶梅》的人物批评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以《金瓶梅》刊刻时的序跋为代表的原始批评多滞留在小说名实的判断上;以张竹坡评语为代表的高峰批评则深入文本"脊髓",放射出理性的审美光芒;《金瓶梅》的人物现代批评呈现出多角度、多领域的纵深发展趋势。这三个阶段都是借人寓意的心态写真。     

《金瓶梅》人物行为的伦理思考

《金瓶梅》主人公西门庆及其周围的人物,一个个都是唯利是图、任性纵欲与传统道德文明几乎绝缘的半人半兽。他们的行为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剧变,表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共同的规律。作者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现实主义的描写,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巨大的认识价值。本文想就小说所展示的人物行为,围绕商品交换原则的扩张、传统道德的沦亡及其背景、原因,对《金瓶梅》的思想认识价值,发表一点粗浅看法。     

试论《金瓶梅》人物语言的总体特色

《金瓶梅》人物语言颇具特色。性格化是人物语言的一大特色，人物性格的差异、变化在人物语言中的投影是方方面面的。平民化是人物语言的又一大特色，朴实、鲜活、生动，则是这种平民化特征的具体体现。而以粗俗为底蕴的市井气作为一种标志性的存在又成为作品人物语言特色讨论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     

《金瓶梅》:一个特权商人的恶性膨胀史——与“新兴商人悲剧”说商榷

分歧的由来 怎样概括《金瓶梅》的主题思想和美学价值,主要取决于对西门庆形象的认识和评价。 在《金瓶梅》研究界长期盛行的“暴露封建黑暗”说,其支柱便是认为西门庆是“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或曰“他是当时地主、商人、官僚(兼豪绅)三者合为一体的家伙。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中坚人物,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的基层柱石。”     

略论《史记》的人物类传

“人物类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这种传记突出传主的类型共性,兼顾其个性,表现形式多样。与“合传”相比,人物“以类相从”的创作思想更为鲜明清晰。“人物类传”扩大了《史记》表现人物的范围,增加了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司马迁通过整合历史人物,研究社会发展,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传记类型。     

以现代意识激活古代经典文本—有感于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而发

源远流长的中国朴学考据传统与西方理性主义实证哲学衍生之科学研究方法论相嫁接,导致了近现代及当下《金瓶梅》研究领域自始至终贯穿着“做学问”的执拗和韧性,研究者们在作者、本事、版本、器物等实体的考证上下了极大的工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当然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应有之义,其“根基”地位无以撼动。不过当其一旦成为“金学”畛域的主流形态和基本范式,则客观上于无形中忽略或挤压了《金瓶梅》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更为重要的另一维度或空间—围绕作品展开文本的、艺术的、审美的阐释与开掘—乃至最终遂成作品先在之意义建构与价值追问!鉴于这一审美勘探及价值追索的长期失语,目前《金瓶梅》研究似已走入了“该说的话行将道尽,给人难乎为继的感觉”之“瓶颈”。然而倘能以现代意识激活古代经典文本,审美及价值“现场重建”,透显作品意义旨归,那么《金瓶梅》研究则有望洞天别开,展现一个崭新天地。     

感性与理性的冲突——《金瓶梅》“风情故事”的内在矛盾

《金瓶梅》的最大不协调之处，在于小说的内容和主题上存在的内在冲突。作者对性的感官享受的兴趣和性放纵严重后果的恐惧都很真实，他笔下的人物命运同时兼有这两个方面，凡是在性享受上获得了满足的，就很难走出死神的阴影。这是一个独特的小说人物命运的定势，也是《金瓶梅》“风情故事”深刻的内在矛盾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从李瓶儿之死看《金瓶梅》的悲剧意识

每每翻阅《金瓶梅》总会体味到一种浓浓的悲剧意识．这种感觉的产生似乎与《金瓶梅》所表现的题材不符．作为一种从描写生活入手的小说，作者选择的是丑恶的世界，刻画的是丑恶的人物，揭示的是丑恶的人生，如何竟会传出一种悲剧的气息呢？因此，许多人否认《金瓶梅》中有悲剧意义存在，而认为《金瓶梅》完全采用的是一种纯粹喜剧的手法．你看作者对集官僚、恶霸、富商于一身的主人公西门庆贪欲淋漓尽致的暴露，对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的女人淫荡放纵的描绘，对以应伯爵为典型的帮闲蔑片趋势附利“狗性”的讽刺，对以王姑子、薛姑…     

一字寓褒贬——也谈《金瓶梅》的取名艺术

命名是一门艺术，尤其是在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中凝晶着作者的匠心。本文即以《金瓶梅》中的人名为研究对象，探讨第一部人情小说中的人物取名艺术，并挖掘人名背后的市民文化心理。